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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人类社会认知方式 然而,仅有作者将这种笔法蕴于文本之中是不够的,作品的真实意义最终仍需要读者的阅读、理解、诠释才可实现。埃科认为,“作者须假设他所依靠的符码集合与文本的可能读者(模范读者)相同,模范读者应当能够与作者以相同的方式处理相关语言表达的问题”。换言之,成为《试刊号》的“模范读者”、把握该书真正意义的关键在于知晓埃科在写作《试刊号》时所预设的“符码集合”。在《试刊号》这部作品中不可忽视的“符码集合”正是其文学叙事和哲学思辨边界消弥这一文本特质。就此作品而言,《试刊号》筹备计划不过是一个文本遮罩,其故事的真实核心乃是一个有关侦探、推理的凶杀案件,而蕴藏的真正命题则是作者对人类社会认知方式的揭示与反思。 在这一视域下,《试刊号》的主人公显然不是科洛纳,而是故事中横死的布拉加多齐奥(英语“吹牛大王”一词音译)。作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政府官员的后代,布拉加多齐奥偏执地坚持以散落的历史资料论证墨索里尼并未被游击队员击毙,死去的只是其替身,且墨索里尼在教皇和盟军的帮助下逃到了阿根廷,始终遥控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政局。他在即将“坐实”自己的怀疑时突遭杀害,官方传媒更推出专题纪录片“辟谣”,无形中更加确凿地“证实”布拉加多齐奥接触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试刊号》的叙事与思辨是埃科文本的一体两面,看似是对凶杀案故事的开端、经过、结果进行了线性的文本叙事,实际上亦是在一步步展开对“幕后黑手”——推动历史发展的“第一因”的终级追问。埃科曾多次引用出生于奥地利的哲学家、学术理论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精辟论断——“阴谋社会理论不过是有神论的翻版,对神的信仰的翻版。它发端于先否认上帝,然后问:‘谁占据他的位置?’”面对宏大的历史,人类对“第一因”的应激思维是一种反问逻辑:如果不是上帝,还会是谁呢?在这种反问逻辑的作用下,《试刊号》中的墨索里尼就代替了上帝的位置,他的“幸存”和“操控”就成为二战后意大利政局乱象的“唯一合理”解释。 为何布拉加多齐奥的历史认知会出现如此有违常识的偏差?这是因为他对历史与世界的认知属于对个人理性的错误运用。埃科在《试刊号》正文前一页引用了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名言“唯有联结!”(Only connect!)作为题词。“唯有联结”暗含着俯视一切、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布拉加多齐奥将自己置入了上帝已死、诸神退隐后留下的空白,他的所见所闻已然属于康德所说的“超验幻象”。如康德所言,理性范畴的错误使用会导致“超验判断的幻象”,“这种幻象本依据于主观的原则,冒充为客观的来欺骗我们”。面对复杂的意大利当代历史,布拉加多齐奥穷极追问“第一因”的形而上学冲动使他对理性的运用超出了个人的经验范畴,对并不相关的真实档案材料进行了无休止的“联结”,轻而易举地滑入了“阴谋论”的逻辑轨道,以上帝视角“洞穿”和“幻想”了根本就不存在的“阴谋”。他一方面有着逐渐接近“真相”的痛苦与恐惧,另一方面又有着僭越神权的兴奋与快感,两种情感交织混合的张力将其引入了死亡的深渊。 在《试刊号》中,文学叙事与哲学思辨水乳交融,呈现出了边界消弥的文本样态。《试刊号》仿佛法国文豪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笔下的“带着浸泡过小玛德琳娜点心渣的那一勺茶”,带给读者的不止是文学味蕾“舒坦的强烈快感”,还有在心智上“超尘脱俗”后恍然彻悟、醍醐灌顶般的灵魂震撼。这本小说既为读者生动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风俗画卷,以及大时代背景下隐伏着的小人物的焦虑情绪,又反思了人类突破生命经验局限性的悲剧命运,深切关注着人类本身的历史境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