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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通书》可谓经典,其散文名作《爱莲说》家喻户晓,其“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响彻文坛,而他的诗歌创作成就却长期以来被严重遮蔽、忽视,除理学家诗选《濂洛风雅》及具有理学色彩的《宋诗别裁集》外,一般宋诗选本则鲜见其诗名、诗作。其实,周敦颐的诗歌创作颇丰,他的生前友人潘兴嗣所作《周敦颐墓志铭》载其“诗十卷,今藏于家”。即使从今人陈克明辑《周敦颐集》所录的31首诗来看,其诗体裁完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别是诗中的孔颜之乐与林泉之趣,尤其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与重新思考。 忧道而不忧贫 所谓“孔颜之乐”,指《论语》中所载儒家先圣孔子与其爱徒颜回对待个人生活和物质享受的一种恬淡态度。在北宋,被许为“乃得圣贤不传之学”(《宋史·道学传序》)的周敦颐,为官清廉、乐善好施、生活俭朴而处之泰然,堪称当时文人重修为善涵咏、倡扬孔颜精神追求与精神境界的典型。周敦颐的《通书》多处表彰颜子,许为亚圣。颜子对于富贵“不爱不求,而乐乎贫”,在周敦颐看来,他是“见其大而忘其小”,追求的是最高层面上人的精神境界。唯其如此,周敦颐的诗自述心迹与行止,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将人格塑造、个体道德修养与诗歌创作紧密结合,多表现其安贫乐道、淡泊处世的思想与生活状况,表达对功名和利益诉求的鄙弃与不屑。《题瀼溪书堂》一诗实为周敦颐人格精神的诗意表达,其中“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两句,深得孔颜淡泊名利、忧道不忧贫的人格精髓,更是其处理物质享受与精神趋求关系的座右铭,是其“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通书·富贵》)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念的极好诠释,也是读者正确理解周敦颐精神世界的信息密码。 周敦颐在《通书·志学》中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除了以重视外在事功的伊尹为榜样外,还强调要将重内在涵咏的颜回作为自己砥砺品格的楷模。他不仅自己在精神上积极追求孔颜之乐,认真践履,身体力行,还以此规范、教诲弟子与他人。他任永州通判期间,侄子仲章前来求情,希望谋取一官半职,周敦颐断然拒绝,并创作《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托其带回家乡,告诫其他亲朋故旧,“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虽然在本地做官,但依旧淡泊名利。由此可见,孔颜之乐的追求不仅完善了周敦颐的道德品格,还丰富了他的诗歌内容,深化了他的诗歌思想。 周敦颐的散文名作《爱莲说》所阐发的核心思想,历来有不同说法。笔者认为主要就是“寻孔颜乐处”,这在南宋就有人论及,只不过不为今人熟知。该文表达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有着特定的创作情境和历史语境。全文写莲只是手段,借莲明理,借莲咏怀,倡扬孔颜乐处的君子人格才是最终的目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莲有时被视作妖冶女子的象征,周敦颐将莲赞为在泥不染、濯清不妖的花中君子,让莲荷有了大丈夫的躯干,这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新变,而是划时代的革命。唯其如此,南宋柴与之《敬题濂溪先生书堂》其二曰:“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称颂《爱莲说》能产生激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周敦颐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之一《养心亭说》阐扬《孟子》“养气”之说,提出贫而能乐的前提是“无欲”,积极倡导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思想。他的孔颜之乐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是其“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生活化与具体实践,是他发圣人义理、澡雪人心的有效方式。 因此,周敦颐的人生态度或生活情调没有丝毫危苦味与酸笋气,始终保持孔颜之乐的人格魅力,赢得后人的仿效和追捧。周敦颐这一人格精神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在北宋文人所经历的由“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到追求“孔颜乐处”的君子人格之转变过程中,如果说范仲淹及其《岳阳楼记》是宋初文人淑世精神典型代表的话,那么周敦颐及其诗文中所倡扬的孔颜之乐的君子人格与慎独意识则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完成。如果说,因苏轼的推崇,陶渊明在宋人中的地位渐隆,那么,也正是因周敦颐的表彰,颜子在宋人心目中超过孟子,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成为涵咏情性、修身悟道的楷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