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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程苏东：《基于文本复杂形成过程的先唐文献研究——以<汉书·五行志>为个案》，《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 ②所谓“钞者”是指利用既有文本，以钞撮等形式创造新的书面文本的知识人，是文本进入书写形态后出现的一种参与者类型。除“钞者”以外，文本参与者还包括“作者”、“述者”和“写手”。关于这四种参与者的具体论述，参见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③关于三种文本的异质性及其“失控”现象，参见程苏东：《<洪范五行传>成篇与作者问题新证》，《国学研究》第3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史学月刊》2016年第7期；《<毛诗正义>删定考》，《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 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5页。 ⑤《史记》史源学的研究可参考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阮芝生：《太史公怎样收集和处理资料》，《书目集刊》1974年第7卷第4期；周虎林：《史记著述的过程》，《司马迁与其史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第85页；Grant Hardy,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6; Matin Kern,“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Ideology of Shih-Chi24,‘the Book on Mus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99,vol.119,no.4,pp.673-677; William G.Boltz,“Myth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hyy Jih,” Asiatische Studien,vol.56,no.3,2002,p.577；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曹峰、广濑薰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倪豪士：《一个<史记>文本问题的讨论和一些关于<世家>编写的推测》，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33页。 ⑥Bernhard Karlgren,“Sidelights on Si-Ma Ts’ien’s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vol.42,1970,p.297. ⑦《史记》卷1《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8页。 ⑧《尚书正义》卷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页。 ⑨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1页。 ⑩杨朝明注说：《孔子家语》卷4，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177页。 (11)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页。 (12)有趣的是，在1920年发现的“厄伦堡手稿”以及1812年初版《格林童话集·白雪公主》中，格林兄弟最初设计的虐待白雪公主的人正是其生母。到1819年第2版中，生母才被改为继母。这一改写行为同样显示出“生母毒子”在叙事学上面临的困境以及“后母毒子”这一母题的强大引力。关于“后母毒子”的叙事学研究，可参见Maria Tatar,The Hard Facts of the Grimms’Fairy Tal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249。 (13)《史记》卷33，第1844页。 (14)《春秋左传正义》卷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3页。 (1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24页。 (16)《史记》卷33，第1845页。 (17)《春秋左传正义》卷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7页。 (18)《史记》卷37，第1915页。 (19)《春秋左传正义》卷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58页。 (20)《史记》卷37，第1919页。 (21)《春秋左传正义》卷3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56-1957页。 (22)《春秋左传正义》卷3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57页。 (23)《史记》卷69，第2749页。 (24)《史记》卷38，第1948页。 (25)《春秋公羊传·隐公三年》载宋宣公让国之辞：“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女。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女，盍终为君矣!’”与《史记》比对，可知司马迁此处并未参考《公羊传》。司马迁本习公羊学，《公羊传》在《史记》中经常见援据，难以想象司马迁会有意弃《公羊》之说而另据他书，故此处应是司马迁疏于征引《公羊传》，故度其情而造辞。(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4页) (26)《史记》卷38，第1959页。 (27)《史记》卷38，第1952页。 (28)《史记》卷38，第1959页。 (29)《史记》卷38司马贞《索隐》，第1960页。 (30)《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59页。 (31)焦循：《孟子正义》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4页。 (3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俞序》，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8页。 (33)《史记》卷130，第3974页。 (34)《史记》卷1，第36页。案，“舜曰”句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本标点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其以“夫”字与“天也”连读，固无不宜，然考虑到《五帝本纪》此段全据《孟子·万章》改写，故其标点有必要考虑《万章》篇原有句意。今核《万章》，此处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其“夫”字显与下句连读，《五帝本纪》之“夫”字既从《万章》此句而来，则其自宜从下句连读。 (35)焦循：《孟子正义》卷19，第643页。 (36)《史记》卷74，第2833页。 (37)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7页。 (38)具体考辨可参见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39)《史记》卷1，第40页。 (40)焦循：《孟子正义》卷19，第619页。 (41)《史记》卷38，第1931页。 (42)《尚书正义》卷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页。 (43)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50页。 (44)《史记》卷38，第1949页。 (45)《春秋左传正义》卷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70页。 (4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32页。 (47)《史记》卷14，第702页。 (48)《汉书》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49)例如《夏本纪》“皋陶作士以理民”节末《索隐》云：“此取《尚书·皋陶谟》为文，断绝殊无次序，即班固所谓疏略抵捂是也，今亦不能深考。”(《史记》卷2，第60页) (50)如茅坤《史记钞·读史记法》称：“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年茅坤自刻本) (51)王守元、黄清源：《海外学者评中国古典文学》，济南：济南出版社，1991年，第32-33页。 (52)《史记》卷3，第122页。 (53)《史记》卷130，第3974、3977页。 (54)《史记》卷130，第3975页。 (55)刘逢禄：《春秋公羊传何氏释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56)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57)比较特别的是郭店简《语丛》四篇的书写方式。此四篇各简所书语录皆以章为单位，每章均单独提行、尾简留白，与一般文本中“篇”的书写体例相同。但《语丛》所用简的长度较一般简为短，未知是否因此成为特例。 (58)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胡秋蕾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63页。 (59)柯马丁：《孔子：汉代作者》，王能宪等编：《从游集：恭祝袁行霈教授八秩华诞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32页。 (60)“衍生型文本”研究在方法层面受到的质疑，主要是研究者常常难以举出“实证”来证明文本中的增删、改笔是出于“钞者”之手而非后世写刻工。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参见程苏东：《激活“衍生型文本”的文学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25日，第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