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1927年，鲁迅来到上海。上海的学校很多，如果鲁迅对大学教育体制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他到上海后就会重新找寻更为合适的大学任兼课教师或专业教师。而是远离了民国教育体制的直接规约，开始了在家从事职业写作的生活。鲁迅已经从理性上排斥大学教师这一职业选择，更注重通过写作杂文，参与到文化启蒙的社会实践中。那么，鲁迅在离开教育部之后，为什么并没有进入大学体制内担任专业教师，并且连相对宽松的大学兼课教师也不做了呢？ 其一，北京民国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为其向职业作家的转变提供了契机。政治情势的急转直下使鲁迅失却了做兼课教师的空间，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身份。鲁迅作为大学教师主要是以兼课为主。这种兼课的形式，与大学体制内的教师身份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游走于民国教育体制与自在生活空间之间的形式。鲁迅作为兼课教师，可以随时随地进入大学体制之内，也可以随时随地离开大学体制。这种兼课教师身份，就其根本而言，是与鲁迅身在民国教育体制之内的教育部相关联的。但是，随着1927年北京政治生态的恶化，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已经不再深受北京政府的欢迎。相反，随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创建主体被送上断头台，身在民国教育体制下的教育部佥事鲁迅也面临着同等厄运的威胁。1926年，鲁迅被教育总长章士钊无辜免职，正可以看作他身处的政治环境已出现某种恶化的前兆。后来，鲁迅尽管赢得了诉讼教育部非法解聘的官司，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在北京政府的体制内获得了“兼容”与“并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又使中华民国的政治权力面临着南北更替的可能，这也就使得鲁迅对北洋政府所统辖的教育部失去了信心；鲁迅和许广平恋情的发展，客观上也促成了他想要寻找一个更为独立的生活空间；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文系教授林语堂伸出的橄榄枝，更使鲁迅对南方相对温和的政治生态环境产生了美好的想象。在诸多合力的共同作用下，鲁迅最终辞去了教育部的职务，开始了在南方找寻更佳文学创作空间的“东南飞”之旅。 其二，大学体制内的教师，其课程多局限于知识的传授，与鲁迅文化启蒙的诉求无法有效对接，这自然是鲁迅最终放弃大学教职的根本原因。大学作为学术圣堂，本来是纯净的，但是，大学的围墙依然无法阻隔社会外来风气的影响，这就使得大学成为了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难免会沾染社会的某些风气。在此情形下，大学就不再是纯净的，而是带有社会某些不良的风气，因而使鲁迅对大学产生了某种失望的情绪。鲁迅最后之所以脱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教职，其核心原因就在于他的文化启蒙诉求与这种纯粹意义上的学术活动并不完全吻合。鲁迅从事文学活动，本身是为了促成文化的建设，是以改造国民性为鹄的。但是，教育实践活动和文化启蒙这一目标却相去较远。尤其是教学实践活动，使得鲁迅把自我的人生精力聚焦到了单一的学生身上，长期面对的就是琐碎的事务以及繁杂的课程。这和其终极文化启蒙诉求并不完全对等。繁琐化、日常化的教学实践本身与鲁迅当年那种英雄情结也没有内在联系。在那个时期，鲁迅渴望的是能够成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相较于拘囿于大学校园内的讲课活动，演讲更符合这样的文化目标。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每到演讲时，往往都是应者云集。如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时，众多的学生便慕名而来。这便使得鲁迅获得了一种文化英雄的成就感，获得了一种自我英雄情结上的满足。 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期间，鲁迅作为大学教师所主讲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固然，鲁迅在讲解中国小说史时，注重用中国小说来承载自己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承载方式与直接感应生活的杂文写作相比，还是隔了一层。作为思想界的战士，鲁迅与其说喜欢寄寓于象牙塔之中，不如说是更喜欢冲锋陷阵于现实的生活之中。而杂文对现实生活有着更为敏锐的感知力和感应力，借用鲁迅的话来说，杂文“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47]。鲁迅从文化启蒙的人生目的出发，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居于象牙塔内当一个大学教授的。实际上，鲁迅不仅自己不甘心作一个大学教授，有时还对那些身居大学之内的教授颇有微词：“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其实在给主子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学教室了。”[48]这说明，身在大学体制之外的鲁迅对某些缺乏独立的文化品格的大学教授持有一种排斥态度，他所期望的是人们能够成为在黑暗现实中的呐喊者和战斗者。事实上，鲁迅在心底深处对“象牙塔”的大学还是有所抵触的。过去，人们仅仅看到了鲁迅辞在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教职时与学校不和谐的一面，却没有看到鲁迅对大学教学的平凡工作与其文化启蒙的英雄情结的背离。由此看来，鲁迅离开教学岗位专心致志地从事杂文创作，正是他的英雄情结的自然外化。杂文作为对社会现实迅速回应的文学形式，其所引发的社会反响是学校教学无法比拟的。尤其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杂文在学校体制内是不会得到校方认同的，更没有可以展开的公共空间。这无异于使鲁迅感应时代的手足被切除了，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自然也就失却了其存在的根据。因此，鲁迅在上海未进入大学体制担任专业教师或兼职教师，既是对其人生展开形式的再次自我确认，也是其能够超越时代局限和自我局限的表征。 其三，上海租界为鲁迅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处法外治权下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这使其不必依托体制，就能获得生活的保障和文学启蒙的场域。 租界对鲁迅文学创作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其学生说过：“政治中心由北平移到南京，而上海又有租界的特殊环境。可以说：中国文坛的重心是在上海。”[49]从地理版图上来看，1927年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之后，首都便从北京改到南京，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南移。其实，早在1926年前后，随着奉系军阀掌握了北京的权力之后，北京的政治生态便开始恶化，知识分子自由争鸣的春秋时代开始逐步地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纷繁复杂的思想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并加以整合，一些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视为正常的思想，甚至被视为异端，开始受到排斥乃至打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信奉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被掌握着中华民国权力的当权者所排斥，到了1927年甚至演变为杀戮。这种情形在北京如此，在南京也是如此，而在上海的租界则相对要缓和得多。因为，在中华民国的体制内，租界依然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这使中华民国的权力无法抵达租界。这种“法外治权”在客观上为那些在思想上被视为异端的作家或革命者提供了栖身之地。鲁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栖息于上海，开始了其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写作。 在租界中，国民政府尽管没有获得自主执法的能力，但国民政府统领下的特务，依然可以通过“地下”等方式，修补租界“法外治权”的缺损。1927年，鲁迅还拿着国民政府大学院聘任的“特约撰述员”的津贴，时过四年，国民政府不再聘任鲁迅为“特约撰述员”，自然就停发了其津贴。国民政府大学院停发鲁迅的津贴，自然意味着鲁迅不再隶属于民国教育体制，这对鲁迅在上海的文学活动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四，上海作为现代大都市，报刊出版业有了长足发展，客观上使杂文具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这使鲁迅不必专任教职，便有了可以“为稻粱谋”的有效手段。 报刊作为消费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获得了市场的认同和接受。这为职业作家获得较为丰厚的稿酬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为作家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的杂文恰好满足了读者的文化消费。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当鲁迅在1927年进入上海之后，其稿费便可以为其提供生活所必须的物质保障。正如鲁迅的学生所说的那样：“待十七年到上海后，先生才决心辞谢了一切大学校的聘书。可是，此时中国文坛之活跃，比以前热闹得多多。”[50]在这种热闹的背后，鲁迅从事文学创作，从小的方面来说，可以“为稻粱谋”；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承载起他孜孜以求的文学启蒙的使命。在此情况下，鲁迅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到大学兼课来弥补经济上的困窘了。 总的来说，鲁迅身为教育部部员，从兼课开始，到尝试着受聘为专业教师，最后再远离学校讲坛，过上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其中既隐含了鲁迅的文化启蒙的情结，也说明了民国教育体制的某种宽松，还包含了民国教育体制下的大学自主办学权力的张扬。所以，我们要对文学家的鲁迅作出较为全面的解读，就离不开对兼课教师的鲁迅的深入解读。唯此，我们才能理解鲁迅为什么会到学校兼课，又为什么会最终远离了学校，最终走上了自由撰稿人的人生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