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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鲁迅进入学校兼课，后人大多从经济维度予以简单化评判，很少从文学代际传承的维度加以阐释。客观地说，经济因素是鲁迅到大学兼课的重要动因，但不是其兼课的唯一动因。假如鲁迅到大学兼课仅仅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回报，那么，当鲁迅获取了经济上的回报后，就不必再去关注其他问题了。因而，要更好地阐释鲁迅进入学校兼课这一现象，还应该从文化动因上加以审视。 其一，鲁迅到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小说史，积极编写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教材，目的在于改写大学文学教育的既有版图。民国成立之后的大学的课程体系主要是由那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学人依据古典的经史子集建构起来的，带有鲜明的科举时代的烙印。小说与科举毫不相干，自然不属于“显学”之列，中国小说史课程在大学中也就不会占据重要位置。鲁迅将并不是“显学”的中国小说史用缜密的学术话语呈现出来，则改写了中国小说史的地位。 鲁迅对如何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在思想认识上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主张借鉴外来小说，注重输入西方现代小说。这在其具体的文学实践上表现为用“直译”的方式翻译《域外小说集》，其目的是给中国读者和作者呈现出域外小说的真实面貌，从而为人们接受和创作出真正的现代小说提供镜鉴。但是，如此美好的设想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反而反响寥落。这样的结果，对鲁迅的震撼是很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鲁迅既有的文学启蒙路径，促成了鲁迅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发掘和审视中国小说的发展历史，并在对中国小说史的重新发掘和审视中赋予中国小说以现代价值和意义。在此情形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自然就不再是传统文化视阈下的小说史，而是打上了其现代小说观的烙印的小说史，成为其现代思想的承载体。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这番整理和发现，正是他进入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内在文化动因。 通过中国小说史来承载其现代思想，便使鲁迅能够在小说史中发现很多为过去的学者所没有关注的作家。在传统的中国小说史中，吴敬梓创作的《儒林外史》本来没有多少地位。其本人作为科举考试的“败将”，他对儒林的讽喻甚至还被视为其“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反映。而鲁迅则不然，他从小说史的维度、文体的角度评价了《儒林外史》，认为书中所记人物“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 ”，并认为“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传》者”[33]。结合其具体文学语境就会发现，当时占据大学重要位置的是方苞、姚鼐等桐城派的拥戴者，把小说家吴敬梓抬到比桐城派还要高的程度，正是其“异端”思想的表现，也是其通过小说史来承载自我思想的明证。事实上，鲁迅正是依赖现代思想才能在小说史梳理中有新的发现，否则的话，只能人云亦云。类似的情形还表现在鲁迅对蒲松龄及其小说《聊斋志异》的评介上。蒲松龄与吴敬梓都属于科举时代的“弃儿”，他们在科举考场中败下阵来的同时，也看清了科举的真面目，由此反戈一击，自然就切中要害。显然，鲁迅在大学课堂上讲解的中国小说史，就其核心而言，与其说是讲解中国小说史，不如说是借助中国小说史讲解其启蒙思想。对此，学生在听鲁迅的讲解后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感知：“大先生，我开始听你的课以后不久，就觉得你讲的课虽然是《中国小说史》，但你讲的话，并不限于中国的小说史，而且重点好像还是在反对封建思想和介绍写作的方法上的。”[34] 这说明鲁迅看重的是如何通过对中国小说的重新阐释，把那些被压抑乃至被遮蔽了的反“封建礼教”的思想性特别凸显出来。显然，在这一思想制导下编撰和讲解中国小说史，与其说是对中国小说史本体的凸显，不如说是借中国小说史来承载现代思想，以达到文化启蒙的目的。 把鲁迅编撰和讲解的中国小说史放到整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过程中来看，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传统文化进行重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如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便摆在了五四新文学主将们的面前。对此，胡适注重用现代思想和方法对“国故”进行重新“整理”，并撰写出《红楼梦考证》一书。其实，胡适的这种考证工作，就其思想意义而言，在于通过考证的方式将文学虚构起来的“红楼世界”变成现实客观的“红楼世界”。这种认知上的转变，使得他把《红楼梦》纳入其史学维度重新确认其价值和意义，廓清了既有认知上的雾霾，拆除了《红楼梦》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壁垒，为人们把《红楼梦》当作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鲁迅与胡适在这一认知路径上的异曲同工之妙在于，他们用迥异于传统的价值体系重新评判中国小说。只不过，胡适注重对单部小说的解析，而鲁迅则更注重对中国小说史的整理。在本质上，二者殊途同归。冯至说过：“‘五四’时期，国内对某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作家作出一些新的评价……出现上述情况，也跟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35]冯至把胡适对《儒林外史》所作的序和鲁迅关于《儒林外史》的论述结合起来加以评述，恰好说明了他们在这个时期虽是从不同的文学理念出发，但就其基本认识而言还是相似的，这也说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既植根于时代又超越于时代。由此来说，鲁迅不仅仅是着眼于一门大学课程，也不仅仅是着眼于中国小说史本身，而是带着他业已形成的现代思想赋予了大学文学教育以新的文化启蒙功能，从而改变了大学课程单纯传授知识的的传统模式。 其二，鲁迅到大学兼课，目的在于直接参与新文学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新文学”，且不说在大学里成为一门课程，单就其存在的“合法性”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鲁迅曾担任过专职教师的厦门大学是在1921年创办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它本来没有受到多少传统的影响，应该更具有“新派”品格。然而，鲁迅于1926年到校时，“这里的报纸、刊物使用的依旧是文言，校方要求学生依旧是读古书，写古文”[36]。这说明，即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了很长时间，新文化的气息依然被校园的围墙挡在外面，“新文学”课程进入大学课堂更是遥遥无期。在此情况下，新文学作家自然就失却了进入大学的机缘。但是，大学课堂尽管没有新文学的位置，而中国小说史却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小说史这一课程本来可以由那些专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来承担，而不是由鲁迅这样的新文学作家来兼任。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方面的深厚素养，最终使他有了进入大学课堂的通衢。 在鲁迅的文化心理深处，一直挥之不去的情结是，在文化启蒙时能够做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然而，当他满怀豪情走进客观现实时，却发现真相是“既非赞同，也无反对”[37]，他的梦想便逐渐地远去了。在五四新文化兴起之时，鲁迅通过文学创作又复活了这种久违的梦想。但是，文学创作毕竟无法直接面对读者，这与他“应者云集”的文化理想相去甚远，而与学生面对面的课堂交流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在课堂上，学生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即时地做出直接反应——或赞成、或拒斥。这种互动形式对怀抱文化启蒙理想的鲁迅来说自然极具吸引力。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便为其提供了进入大学课堂的机缘。 鲁迅在北京大学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对此，不少曾经聆听过鲁迅讲课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诗人兼学者冯至回忆说：“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赶来的。”[38]如果说任何回忆都带有感情色彩，在叙述方式上难免会有偏差，但一些基本史实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除了“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之外，“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赶来”，冯至对听课学生的这一回忆应该属实。事实上，冯至在回忆中所说的这种盛况并非孤证，当年曾经听过鲁迅讲课的荆有鳞也谈到这一点：“而听讲者，无论在哪一个学校，都有非选科的学生自动来听讲。甚至在北大，每次遇到先生讲课时，连校外的人都有许多去听讲。”[39]这种情形在中山大学授课期间同样出现过：鲁迅“一上课，不只大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四周的窗台也坐满了人，还有更多是站在窗子外、大门口。”[40]更有甚者，有些学生还重复听了三四遍：“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我前后跟着听了四年。”[41]鲁迅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的时间是一个学年，大学四年都听的话，自然就是听了四遍。这些情形说明，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的确富有魅力。否则的话，学生断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听下去，更不至于从校外赶来听课。 其实，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与其中国小说史讲授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这最大限度地促成了鲁迅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1927年，中山大学组织者在《民国日报》刊出鲁迅将要演讲的新闻，用了“新文学巨子”和“新文学大家”修饰鲁迅，突出了他“为作人先生之令兄”[42]的一面。这则演讲消息本意是招揽听众、提升学校声誉，对主讲者鲁迅不吝赞誉之词多少会有夸饰之嫌，但就其根本来说，还是做到了确有其事。当时，鲁迅已经凭借新文学创作获得巨大声誉，称其为“新文学巨子”也不为过。有意思的是，为了提升鲁迅的知名度，消息发布者还特别将鲁迅是周作人兄长的身份凸显出来。由此不难推断，作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在学院内比鲁迅学术声誉还显赫。其原因在于，民国建立之后，新文学创作虽然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社会对文学创作的认同与学术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人们更推崇以学问成就盛名的周作人而非借新文学创作登上文坛的鲁迅。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则广而告之的消息中，把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位置于其杂文创作实绩之上的原因。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鲁迅之所以获得中山大学的邀请并担任教职，正是依赖其《中国小说史略》所建立起来的学术地位。因此，当鲁迅在中山大学辞职后，中山大学发布的布告中便这样写道：“本科教授周树人先生辞职，委员会正在挽留”[43]，这则布告，显然是从鲁迅所讲授的课程着眼的，而其新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尽管被大学所开设的课程所遮蔽，但在这张布告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山大学对新文学作家鲁迅的辞职，依然充满了不舍的情愫，对其辞职导致的有些课程“不能解决”则表现出了无奈。当然，鲁迅的这次辞职，对他自己来说，则意味着由此离开了那些崇拜他的学生，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职业道路。在此后的日子里，尽管他对文学青年依然像对待学生那样，细心指导，无私提携，甚至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总的来说，在大学的课堂里，鲁迅通过授课来宣泄自我的思想和情感、由此实践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文化启蒙的美景则渐行渐远了。 其三，鲁迅到大学兼课，注重对学生人格的熏染和提升，这为新文学培植了传承者。鲁迅到大学兼课，固然是根据课程设置讲授中国小说史这门带有系统性的课程，但在鲁迅的心理深处，他更看重的是对新文学传承者的培植。这也正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的讲授中着眼历史与落足现实的缘由。在这种注重返观社会现实理念的制导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激发了学生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兴趣，成为促使他们走上新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此，在鲁迅影响下走上文坛的鲁彦回忆说：鲁迅的讲解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使他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44]，这种精神体验深深触动了鲁彥的内心，成为他进行中国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在鲁迅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许钦文也印证了这一点：“鲁迅先生讲的是《中国小说史》，实际是宣传反封建思想，随时讲些做法。”“我总觉得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史，并非只是为着讲小说史，是故意多讲些做法，鼓励大家写作的。同时相机多方指出旧社会的缺点。”对此，鲁迅也回应道：“如果只为小说史而讲小说史，即使弄得烂熟，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多培植些青年作家，一道来攻击旧社会。”[45]由此看来，鲁迅主讲中国小说史，既不是单纯地讲授小说历史本身，也不是单纯地通过讲授历史表达现代思想，而是通过中国小说史，在传授知识、表达思想的基础上，把培植新文学作家作为最终的落脚点。许钦文从学生成长为现代小说作家，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这一课堂上的具体导引是分不开的。在鲁迅的文化期待中，培植青年作家，就是培植新文化的传承者，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点，仅仅是就小说史来讲小说史，则失却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多培植青年作家，以便于“一道来攻击旧社会”，才是其从事中国小说史讲授的目的所在。这说明，鲁迅在十多年前抱着启蒙的目的从事文学创作，十年后依然抱着启蒙的目的从事文学教育，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工作，却在文化启蒙这一基点上获得了统一。 正因为把讲授中国小说史的目的归结到文化启蒙上，鲁迅的思想深处并无狭隘的学科意识，更没有那种极端的门户之见。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人们往往以自我认同的文化之是为是，对其他文化缺乏包容心。具体到学校的文学教育，则存在着推崇自我讲授之课程，轻视他人讲授之课程的现象。鲁迅则不然，他并没有只以自己所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为重，而是一视同仁。当其他课程需要代课时，鲁迅不仅愉快地接受，而且还把所代之课纳入到了自己的文化启蒙框架之中，为学生改文，发现学生文章的闪光点，从而引导学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对此，孙伏园就曾这样回忆：“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46]这表明，鲁迅在讲授中国小说史这一课程时，既有培养学生成长为作家的自觉意识，又深谙培养学生成长为作家的内在规律。 当然，鲁迅不仅注重培养个别学生成长为作家，而且还注重对学生群体的培养。鲁迅清醒地意识到，在“攻击旧社会”的艰难战役中取得完胜，单纯地依靠一个或几个战士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具有凝聚力的群体，也就是把零散的爱好文学的学生组织起来，组织成学生文学社团，由此形成一股历史的合力。在北京时期，鲁迅便组织了以语丝社为代表的文学社团；在厦门大学时期，“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鲁迅亲自“为之看稿”，并给予亲切的指导。他通过创建文学社团，把原本单打独斗的文学爱好者组织起来，形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使新文学有了传承者。 鲁迅所讲解的中国小说史，就学生的实际接受情况来看，的确达到了他预期的文化启蒙目的，那就是借助中国小说史宣传新思想、培植新文学的传承者。正是通过大学的文学教育，启迪学生的现代思想，指导学生的文学创作，鲁迅为五四新文学的赓续培了更多的传承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