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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鲁迅，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许多国家也享有盛誉，其作品在三十多个国家有五十多种文字的翻译版本。二十世纪初，鲁迅的作品在韩国面世不久就受到了韩国文人的关注，并通过各种形式介绍于韩国文坛，历经波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就是说韩国的鲁迅研究在二十世纪就经历了一个起步、发展、受挫、再复兴的过程。本文拟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依据二十世纪韩国的鲁迅作品的接受与研究的相关史料，对二十世纪韩国的鲁迅研究作一个全面的概述。 关 键 词：鲁迅/韩国/二十世纪/实证主义/接受与研究 作者简介：权赫律，文学博士，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文学家和思想家、世界文化巨人之一鲁迅，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许多国家也享有盛誉，其作品在三十多个国家有五十多种文字的翻译版本。①鲁迅的盛名在韩国也不例外，鲁迅作品面世不久就受到了韩国文人的关注，并通过各种形式介绍于韩国文坛。遗憾的是韩国的鲁迅研究，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一段时期在国内没有获得一个详尽、系统介绍的机会。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和国际关系的缓和，这种局面才得以有所改观，出现了介绍韩国学界翻译和研究鲁迅状况的一些文章。②然而，要做到系统、全面地介绍韩国的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当时的国内外研究客观环境显然未能达到一个宽松和方便的程度。如前所述，韩国对鲁迅的关注仅仅在鲁迅作品面世后几年里就已经启动，历经波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就是说韩国的鲁迅研究在二十世纪就经历了一个起步、发展、受挫、再复兴的过程。本文拟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依据二十世纪韩国的鲁迅作品的接受与研究的相关史料，对二十世纪韩国的鲁迅研究做一个全面的概述。二、二十世纪韩国鲁迅研究史概观一)初期的鲁迅作品翻译与评论(一九二七-一九六○)(一)光复以前鲁迅作品的翻译(一九二七-一九四五)鲁迅之名最早出现在韩国刊物是一九二○年。该年月刊杂志《开辟》十一月号(总第五号)刊载了署名“梁白华”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于最近发行的〈支那学〉中=》，其中有如下一段关于鲁迅的内容：小说领域里首推鲁迅为最有前途的作家。他的作品《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恐怖幻觉，从而开辟了支那小说前所未有的境界(笔者译，以下未注明译者的译文均同)。署名作者梁白华，原名梁建植(一八八九-一九四四)，当时活跃于韩国文坛的小说创作、评论、翻译等领域，尤以大量翻译中国古典戏剧而著称，曾被当时韩国作家李光洙称为“朝鲜唯一的中华剧研究者和翻译者”。③他曾使用过菊如、白华等笔名，一九二二年以后就专用“白华”作笔名撰文著述，“白华”几乎成了他的真名一般。④但是，梁白华的这篇评论，后来被核实为日本人青木正儿《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いる文學革命》的译稿，而非本人原创。⑤国内及韩国曾有部分文章，将梁建植的该文当作第一个由韩国人著述的关于鲁迅的评论并不正确。第一个将鲁迅作品译介到韩国的人是柳基石。柳基石于一九二七年在月刊杂志《东光》，发表了鲁迅《狂人日记》全文的韩文翻译稿，刊载期号是当年八月号，通卷第十六号，署名用了笔名“青园”。这些情况和下面的有关作者个人状况的资料，在国内介绍文中都未有提及，想必是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无法核实之故。翻译者柳基石(一九○五-一九八○)，是韩国当时的文学批评家、独立运动家，号树人，曾用柳絮、青园等笔名从事文笔活动。⑥刊载柳译文的《东光》创刊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因财政困难等原因，一九二七年八月出完柳译文的第十六号之后，曾一度被迫休刊，一九三一年一月得以复刊，最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停刊。⑦《东光》具有当时韩国民族主义团体“修养同友会”机关刊物的性质，著文的作者以该会会员居多，登载的主要内容均是关于“修养同友会”的“务实力行”，鼓吹道德修养、涵养民族力量等方面的内容。译者柳树人曾一度跟随该团体创始人安昌浩，奔波于中国上海与吉林之间，他的译文登在《东光》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之后，被译成韩文的鲁迅作品是《头发的故事》。这篇由梁白华翻译的作品，收录在一九二九年一月由开辟社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里。继之，梁白华又于一九三○年一月四日-二月十六日，用笔名“白华”分二十四回，在《朝鲜日报》连载了《阿Q正传》全文的韩文译稿。⑧考察韩国的鲁迅研究，不能不提的还有丁来东。丁来东(一九○三-一九八五)曾留学日本，后来于一九二四年八月转到北京攻读英文，私下却决心研究中国文学，苦心学习汉语。丁来东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撰写大量介绍中国文学的文章，投往韩国的报纸、杂志上。一九三○年，他翻译了鲁迅小说《伤逝》并以《爱人之死》之名，发表在《中外日报》的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十日的版面上。⑨同时，丁来东又是在韩国第一个著述并发表鲁迅作品评论的作者，这方面的内容，本文准备在后文作详述。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时期，韩国的抵抗运动家、诗人李陆史(一九○四-一九四四)对鲁迅更是推崇备至。李陆史原名李源禄，也叫李活，陆史为号。鲁迅逝世后，他不但撰述了一篇鲁迅追悼文章(后文有详述)，还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杂志《朝光》⑩十二月号(第二卷第十二号)，刊载了鲁迅的《故乡》韩文全文译稿。李陆史对鲁迅情有独钟，在译文前还登了加黑框的鲁迅遗照，并附了一段关于鲁迅生平和主要作品的简介。(二)光复以前关于鲁迅的作家论及作品论(一九二七-一九四五)随着梁白华一九二○年刊登在《开辟》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被核实为日文的翻译稿，丁来东的《中国短篇小说家·鲁迅及其作品》，就成了韩国的第一篇关于鲁迅作品的评论。丁来东的这篇评论，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四日至当月三十日在《朝鲜日报》文艺版，分二十回连载，共用二十二天全文才刊载完毕。(11)其中有五天未刊，估计是作者的文稿没有及时到达报社之故，因为根据《丁来东全集》附录的自撰年谱，发表该文当时作者暂居在北京。丁来东这篇评论，内容涉及了鲁迅的全部文学创作作品，即对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以及散文集《野草》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论。文中还就鲁迅走上文艺之路的经过、创作以外的论文和翻译活动情况、当时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鲁迅的思想状况，也作了分析和评论。虽然部分内容不尽准确，但是，在韩国鲁迅研究史上第一篇评论文的意义却不可低估。一九三四年四月，由《东亚日报》发行的综合时事杂志《新东亚》(12)第三十号，刊载了署名“上海申彦俊”的文章，题目为《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作者申彦俊(一九○四-一九三八)，号为隐岩，是韩国独立运动家，当时任韩国《东亚日报》驻上海、南京特派记者。自一九三一年起至发表《中国大文豪·鲁迅访问记》之前，他就已经发表了七篇关于中国政局、思想界动态等方面的文章。他在这篇采访记里写了采访的经过、对鲁迅的印象等，并通过谈话的形式介绍了鲁迅对当时中国时局、文坛动态的观点。另外，李陆史在鲁迅去世后写了《鲁迅追悼文》，并署名“李陆史”分五回连载于《朝鲜日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的版面上。(13)李陆史对鲁迅持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感，非一般感情所比，这从他的悼文内容中也可窥见一斑。他不仅记述了鲁迅的生平和在社会改革方面的功绩，还对曾与鲁迅有过论争的革命文学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还特别对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作了评述。之所以将该篇追悼文性质的文章，列入评论之列，主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部分作品论的内容。这一时期韩国涉及到鲁迅评论的文章，还有金台俊(一九○五-一九四九)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八日，分十八回以“天台山人”的笔名，连载于《东亚日报》的《文学革命后的中国文艺观△过去十四年△》。(14)这篇也因不是专论鲁迅的文章，因此，不作为本文具体论述对象。此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韩国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得到解放为止，即韩国光复为止，关于鲁迅作品的翻译或者评论陷入了低潮期，未见新的内容。这是因为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前后，韩国内高度昂扬的抗日情绪使日帝韩国统监部引起了警觉，从而采取了一系列高压政策所致。尤其是一九三八年，日帝发布的禁书目录中就列入了鲁迅的多部著作，(15)当时研究鲁迅之困难局面可略见一斑。过去有些文章，据该禁书目录认为鲁迅的这些著作当时都已译介于韩国，这种判断未免有些操之过急。一则这些著作目录中只有中文版和日文版；二来通观韩国的文献资料，并没有发现鲁迅的这些著作当时有韩文翻译的记录。另外，日帝制定这则禁书目录的根据和背景也需要考虑，本文对此不另作赘述。(16)总之，此后在韩国再次见到有关鲁迅的文章，时间就已经推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四六年。(三)光复初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鲁迅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状况(一九四五-一九六○)韩国光复以后对鲁迅文学表示关注，并有所作为的要首推金光洲(一九一○-一九七三)。金光洲，小说家，笔名为萍，曾就读上海南洋医大，其间除从事创作外，还撰文向国内介绍中国文学。一九四六年，他与李容珪共同翻译并出版了《鲁迅短篇小说集》。该小说集由“汉城出版社”出版，并标有“第一辑”字样，但并未发现有续集出版。译者请丁来东作了题目为《鲁迅与中国文学》的序文，还附了金光洲的译者自序和鲁迅的《〈呐喊〉自序》，最后还附了《鲁迅略传》。该译集收录的鲁迅小说如下：《幸福的家庭》、《故乡》、《孔乙己》、《风波》、《高老夫子》、《端午节》、《孤独者》另外，金光洲还于一九四八年在《白民》新年特辑号上，发表了《鲁迅和他的作品》一文。这个时期关于鲁迅的论著，还有林炳夏的《回忆革命文学家鲁迅》(一九四七)，金龙燮的《鲁迅论——酝酿期的文学》(一九五五)，朴鲁胎的《鲁迅论》(一九五八)，文璇奎的《谈鲁迅》(一九六○)等。(17)这个时期，韩国处于一个大动荡之中，经历了迎接光复、南北韩各自成立独立政府、因之而起的朝鲜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朝鲜战争留下的是一个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的韩国。在这百业待兴的岁月里，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经过这场手足相残的战争，原来活跃在韩国文坛的主要文人作家或者亡故、或者自愿，或者被迫相继北上，离开了韩国。因此，韩国文坛进入了相对萧条期，即使留下来的文人作家，面对民族生存空间极度被毁的现实环境，也无暇顾及外国文学。何况当时中国人民自愿军的参战和世界冷战局势下反共浪潮的形成，也不容许文人、作家对中国文学表示更多的关注。这一阶段为数不多的几篇相关鲁迅的论著发表，也都是刚刚光复后几年内的事情。这种状况得以改善，在韩国再次见到关于鲁迅的文章是一九六一年。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八十年代韩国的鲁迅研究(一九六一-一九九○)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韩国出现的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既不是翻译也不是评论，而是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即韩国成均馆大学硕士研究生金哲洙，于一九六一年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研究》，这同时又是韩国第一篇关于鲁迅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以金哲洙的《鲁迅研究》为开端，韩国的鲁迅研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众所周知，一篇学位论文里除了进行专门研究的著者外，至少还凝聚着若干名对该课题有较深造诣的学者或教授的心血，在这个意义上，该篇论文无疑是韩国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也标志着韩国的鲁迅研究，开始拥有了训练有素的专门研究人员，为其研究更上一个台阶作了必要的人力储备。但是，鲁迅研究领域的繁荣景象并没有立即来临，究其原因不外乎前述的韩国当时的客观环境所致。尽管如此，这个时期韩国的鲁迅研究文苑里，也并非一枝独秀，除撰写韩国第一篇关于鲁迅的学位论文的金哲洙外，我们还可见到两位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是车柱还和河正玉。前者于一九五六年在《文学春秋》上登载了《民主，反抗，绝望——鲁迅》；翌年，后者则在《空士论文集一》上发表了《鲁迅文学的背景》一文。进入七十年代，虽依然只有一篇学位论文，但是整个鲁迅研究领域里的氛围和成就，已是今非昔比。一九七○年，国立首尔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玲子，发表了其学位论文《鲁迅小说研究——其作品中的民众像》。此后，陆续发表的一般论文就有九篇之多，另外还出了四篇作品译注和翻译。这些著者和译者当中有部分人员后来长期专注于鲁迅研究，丰富了韩国鲁迅研究成果，现将其人其文列举如下：(18)韩武熙：《鲁迅的文学和思想》，《成均》(成均馆大)二十四(一九七○)。车柱环：《鲁迅到中共执权》，《桥》(一九七一)。全寅初：《阿Q正传研学》，《人文科学》(延世大)三十六，一九七六。李家源(译)：《阿Q正传，狂人日记》，东西文化社(一九七八)。许世旭(译)：《阿Q正传》，泛友社(一九七八)。时至八十年代，韩国鲁迅研究领域里最值得一提的现象，就是学位论文的大量涌现。一九八○年，以高丽大学硕士研究生金明壕的毕业论文《鲁迅小说研究》为开始，这十年里的学位论文共有十三篇之多。这些论文的研究范围，涉及鲁迅庞大文学世界的各个角落，既有对小说的研究，又有对杂文的研究；既有文学思想的研究，又有创作技法的研究；既有作家传记的研究，又有作品人物形象的研究。而且，这些学位论文又清一色全是硕士学位论文，这意味着它们都是聚焦于鲁迅的某一特定部分的研究，而非对某一领域的整体性研究，这点从下文列举的论文题目中，就可见一斑。金明壕：《鲁迅小说研究》，高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朴佶长：《鲁迅〈呐喊〉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一)。金河林：《鲁迅小说的主题思想变貌过程研究》，高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二)。朴敏雄：《鲁迅小说的人物研究——以〈呐喊〉和〈彷徨〉中的民众和知识分子为中心》，延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三)。韩秉坤：《〈阿Q正传〉研究——以性格创造为中心》，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四)。刘春花：《鲁迅有关妇女作品研究》，成均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四)。文晸郁：《鲁迅文学的背景，作家意识的形成过程》，高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五)。尹荣根：《鲁迅初期小说人物研究》，檀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五)。许庚寅：《鲁迅小说的文艺性研究》，延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六)。张惠琼：《鲁迅“杂文”的艺术性研究》，檀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八)。曹容兑：《鲁迅小说的技法研究》，明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八)。李泳东：《鲁迅作品中的思想研究——以初期作品为中心》，明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九)。郑东宽：《前期鲁迅杂文中的人道主义研究》，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一九八九)。与此同时，这十年中又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和一些值得一提的翻译，如第一部鲁迅全部小说的韩文翻译，韩武熙的日本鲁迅研究家竹内好《鲁迅文集一-六》的韩文翻译等。八十年代涵盖鲁迅方方面面的硕士学位论文，数十篇具有一定深度的相关论文，鲁迅全部作品的完整韩文翻译，为九十年代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为鲁迅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做了系统的准备。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的鲁迅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鲁迅研究界，值得一提的现象是中国国内专家学者的相关论著在韩国刊物上的发表。(19)登载其中大部分论文的年刊《中国现代文学》，由“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始创于一九八七年。其中一九九一年的第六号是《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特辑》，而一九九三年的第八号则是《鲁迅文学与思想研究特辑》。除了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鲁迅研究成果外，这个时期还有部分韩国研究者在中国鲁迅研究专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目录如下：金河林：《鲁迅研究在南朝鲜》，《鲁迅研究年刊》，(宋庆龄基金会、西北大学合编)，中国和平出版社，一九九○。严英旭：《韩国的鲁迅研究动向》，《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一期。严英旭：《鲁迅文学的创作手法》，《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金泰万：《鲁迅讽刺理论研究》，《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七年第八期。这些事实表明，中韩学者在鲁迅研究领域，进入了相互交流和共同探讨的阶段，从而为韩国的鲁迅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此外，这个时期韩国鲁迅研究的又一个特点，是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些论文目录如下：金龙云：《鲁迅创作意识研究——以〈呐喊〉、〈彷徨〉为中心》，成均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刘世钟：《鲁迅〈野草〉的象征体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三)。金河林：《鲁迅文学思想的形成和转变研究》，高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三)。严英旭：《鲁迅文学的现实主义研究》，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三)。韩秉坤：《鲁迅杂文研究》，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五)。朴佶长：《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关系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一九九九)。韩元硕：《阿Q典型研究》，檀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二○○○)。上述博士论文的著者中，不少目前已是韩国一些大学中文系里的中坚教授，同时，他们又都是韩国鲁迅研究界最为活跃的主要研究者。另外，这一时期又一值得瞩目的现象，是除专门研究者以外的文学研究人员，对鲁迅文学的关注，其代表可举崔元植和全炯俊。前者致力于韩国文学研究并已取得斐然业绩；而后者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其业绩同样也已在研究界广为认可。崔元植在关于韩国近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论文、著述中不时地以鲁迅作为参照体系，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全炯俊教授不仅在其主攻领域，中国新文学时期的现实主义研究的论文和著述当中提及了鲁迅，还编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鲁迅的资料和研究论文，丰富了韩国的鲁迅研究领域的成果。(21)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鲁迅研究领域，已经拥有了高素质、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其研究水准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应该认为，这一时期韩国的鲁迅研究界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景象，与一九九二年中韩两国的正式建交营造的诸多宽松的客观条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旨在考察二十世纪韩国的鲁迅研究情况，包括起始、进展过程、有突出业绩的研究者及成果。为此，本文将韩国的鲁迅研究，根据其特征分阶段进行了考察。光复前后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处在动荡时期，鲁迅研究可以说也难以达到一个专业化的水平。难能可贵的是，在这种自己民族生存处于异常严重危机的状况下，鲁迅研究不仅得以起步，而且，虽历经艰难却没有搁浅，出现了不少翻译、评论作品等，为在韩国确立鲁迅研究的体系打了较坚实的基础。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八十三个年代，其每阶段的特点分别是学位论文的亮相、较为准确的作品理解和翻译的出现、覆盖鲁迅方方面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和整个作品的完整翻译。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鲁迅研究在韩国全面开展，既有“请进来”，也有“走出去”，中韩学者相互交流的新局面的形成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是其重要的标志。这一时期韩国的鲁迅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与一九九二年的两国建交后形成的空前宽松的交流环境不无关系。由此，我们足可以相信，鲁迅研究在韩国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前景。①戈宝权：《鲁迅的世界地位与国际威望》，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22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②范业本：《鲁迅在朝鲜》，《鲁迅研究年刊》，1981。李政文：《鲁迅在朝鲜》，见《世界文学》1981年第4期。孙启林：《鲁迅和他的朝鲜读者》，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杨昭全：《鲁迅与朝鲜作家》，见《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杨昭全：《鲁迅与朝鲜》，见《鲁迅研究》第10辑，1987。③1924年《开辟》2月号(总第44号)上刊载了题名《印象互记》的文章，是当时活跃在韩国文坛上的文人之间互相记述的印象记。其中，李光洙以笔名“长白山人”写的《梁建植君》中可见这段内容。④崔溶澈：《白华梁建植的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首尔：《中国语文学》第28辑，1996。⑤⑥金时俊：《光复以前韩国的鲁迅研究和鲁迅》，首尔：《中国文学》第29辑，1998。金世中：《日本的鲁迅研究》(1920-1941)，首尔：《中国现代文学》第6号，1992。⑦1954年始曾改用题号《凌晨》，出版至1960年。⑧译文登载于当时《朝鲜日报》的第四版面(共8个版面)文艺栏上，其中1月份的6、7、11、12、13、14、18、20、21、27、29日，2月份的1、2、3、5、7、10、11、12、14日，共20天连载。⑨《中外日报》于1926年11月15日在汉城创刊，1928年12月6日曾因刊载支持中国反日运动的社论，受过日帝总督府的无限期停刊的处分。1929年2月18日解除处分后，该报一如既往地鼓吹民族精神，终不堪日帝的频繁干涉，于1931年9月2日自行停刊。⑩《朝光》是目前《月刊朝鲜》的前身，是由朝鲜日报社1935年11月创刊的综合性月刊杂志。因当时日帝弹压，断断续续维持到1944年12月号(通卷第110号)便被迫终刊，1946年3月随着光复才得以复刊，以1948年的12月号(通卷第3号)而告终。该刊内容涉及形势、经济、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但其注重的还是文化面，登载了大量文学作品。(11)作者将该文收录于《丁来东全集》时，题目改成了《鲁迅及其作品》，其目录如下：一、绪言；二、鲁迅自序传略；三、《呐喊》；四、《彷徨》；五、《彷徨》与《呐喊》；六、《野草》；七、鲁迅的语言；八、结论。(12)《新东亚》是时事综合月刊，1931年1月由《东亚日报》创刊发行，1936年由于《东亚日报》受日帝弹压而被迫停刊，至1964年才复刊发行到现在，是韩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13)该文在当时的《朝鲜日报》第五版面上，其中10月26、28日没有连载。作者在这篇追悼文前边也登载了与《故乡》译文前所载相同的鲁迅遗照。(14)该文在登载期中，11月15、17、19、21、22、23、24、30、31日和12月1日没有连载。当时，作者于12月27日始在同版面上连载了《朝鲜小说史》，估计是精力所限之故。(15)根据新东亚社1977年编辑的《日帝禁书33卷》，有如下鲁迅作品列在其中：《鲁迅选集》，上海：1937。《鲁迅文集》，1937。《鲁迅遗著》，1937。《现代小说集》(第一辑)，上海：1936(收录了鲁迅短篇小说)。《鲁迅最后遗书》，上海：1936。《中国新文学丛刊书信》，上海：1937(收录了鲁迅书信)。《鲁迅散文集》，上海：1937。(16)关于这点不妨借鉴金河林的观点：“究竟朝鲜总督府警务局是根据什么标准和渠道来制定了这个目录尚不很清楚，但是可以推测如下几种可能性：1.根据在朝鲜广泛流传的鲁迅著作由警务局自行制定；2.依照日本本国警务局指令制定；3.根据当时中国国民党制定的禁书目录翻定；4.综合前边原因而制定。”见金河林《韩国鲁迅文学的受容样相》。(17)见金时俊、徐敬浩共编《韩国中国研究论著目录》1945-1999(历史，哲学，语文学)，第471页，首尔：松，2001。(18)该目录根据前面的金时俊、徐敬浩共编《韩国中国研究论著目录》而作。(19)按时间顺序排列如下：王士菁(申永福，刘世钟译)：《鲁迅传——鲁迅的生涯和思想》(1992)。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中国现代文学》第6号(1992)。林非：《鲁迅研究的展望》，《中国现代文学》第8号(1994)。严家炎：《论〈故事新编〉与鲁迅创作思想的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第8号(1994)。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现代文学》第8号(1994)。钱理群：《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第8号(1994)。钱理群：《“想”与“说”(“写”)的困惑——鲁迅关于知识者的思考》(讲演稿)，《理论与实践》第8期(1994)。王富仁(金贤贞译)：《中国的鲁迅研究》(单行本)，首尔：世宗出版社(1997)。(20)见《殖民地近代和民族问题在韩国文学中的反映》，首尔：《民族文学史研究》1998年第13号；《地上之路》，《回归文学》，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1)。(21)见《新文学时期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1992年国立首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鲁迅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首尔：《中国现代文学》第6号(1992)；《小说家鲁迅及其小说作品世界》，首尔：《中国现代文学》第10号(1996)；《韩雪野小说中的鲁迅》，首尔：《中国现代文学》第17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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