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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越来越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李宇明 2010a)。中国城市化的大幕已经全面拉开。针对新老农民工语言、移民语言、新老城区语言、工业区语言、公共场合语言、外国人聚集区语言、大型会议语言等调查报告逐年增多。调查手段和方法都有进步。城市语言调查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方向(徐大明、王玲 2010),而语言生活研究的兴起使该方向的调查内容由微观转向宏观,并因此受到欧洲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国际化课题(van den Berg & Xu 2010)。 二是边疆语言问题越来越中心化。学者对边疆语言问题的研究不仅源于兴趣,更多是出于语言资源意识和国家语言战略考量。代表性成果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研究》(戴庆厦 2010)等。中国周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被提上日程,“中国边疆地区语言状况丛书”即将面世。濒危语言调查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三是重视语言生活实态调查。王铁琨(2008)提出语言使用实态的概念。借助大规模动态语料库(DCC),流行语、新词语等得以进行动态跟踪调查和实态发布。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五个分中心逐年发布平面、网络、有声、教材、海外华语等领域语言调查报告。 这些调查为获取各地、各领域、各群体的语言状况提供了第一手样本,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们使“中国语言生活地图”的轮廓和细节逐步清晰化,有利于对语言生活进行更加宏观的理论概括,并指导下一步的调查研究。李宇明(2012a,2012b)总结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把语言生活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级,考察了超国家、国家、领域、地域、个人和社会终端组织等不同层面的语言生活,为全面深入地观察语言生活提供了一个学术框架。 2.语言规划 在403篇语言生活论文中,用“语言规划”作关键词的有44篇,反映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 李宇明(2007)指出,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是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项具体举措,体现着21世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些新理念,体现着中国语言研究的一些新进展。编辑出版“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是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为语言文字研究者、语言文字产品研发者和社会其他人士提供语言服务,引领社会语言生活走向和谐。 实际上,很多语言生活研究都带有很强的对策性,其目的在于服务语言规划。例如,李宇明(2012a)划分语言生活的层级,为完善我国语言生活管理提出建议。王铁琨(2008)以年度绿皮书发布字词、网络语言、流行语和新词语等为例,说明语言使用实态考察研究对于语言规划、语言战略研究的价值。张日培(2009)以治理理论为视角,探讨语言规划中政府的作为。周庆生(2015)基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状况和双语人口构成,阐述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发展,论述少数民族语言创制改换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揭示了少数民族语言在社会转型中的机遇和挑战。 从另一个角度看,语言规划或者语言政策制定都是建立在语言生活调查的基础上。不少语言法规的出台,都经过了相应的调研阶段。例如,《通用规范汉字表》就征求了社会公众意见。2013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 第1部分:通则》(GB/T 30240.1-2013)也基于调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之际,有关部门也组织了大规模调查,了解各界对审音的态度和需求。对比二简字的草草出台又草草收回,当今语言规划更加注重民意、学界和政府的多方互动。 语言规划研究达成不少共识。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主体性和多样性得到普遍认同(钱乃荣 2005;曹志耘 2006;周庆生 2013);语言资源意识、语言和谐观念深入人心(李宇明 2013);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与健康状况,反映国家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规范的水平和成效(陈章太 2007);规划语言就是规划语言生活(赵沁平 2007)。 3.华语研究 华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拓展,是标准语研究,应该积极开展海外华人社会语言使用现状的调查。(郭熙 2006;郭熙、祝晓宏 2007;郭熙、崔乐2011)今天看来,华语不只是血脉传承,它还具有重要的资源、文化和战略意义。 十年来,华语研究由构想落实为实践。除了绿皮书每年发布海外华语传播、华文教育及港澳台语文生活状况,华人语言生活也引起境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如董琨、周荐(2008)《海峡两岸语言与语言生活研究》、田小琳(2012)《香港语言生活研究论集》等。海外华人语言生活调查由中圈延展至外圈。在东南亚华语区,郭熙(2005)对马来西亚的观察和华文教育史梳理发现,华语作为母语正走向弱势;洪丽芬(2010)调查发现,新一代华人家庭方言向英语转移;郭熙(2010)对新加坡调查则表明,中学生使用华语的词汇系统大幅度萎缩;黄明(2010,2013)调查也证实新加坡三代华人由华语转向英语;鲜丽霞(2008,2014)、刘瑜(2013)对缅甸、泰国华人社会的调查结果也不容乐观。外圈华语区的语言生活调查逐渐增多。例如周刚(2005)对日本的考察发现,新华人社会汉语使用明显退步,语言忠诚日渐削弱,子女的汉语令人担忧,日语同化现象十分严重;张东波、李柳(2010)调查美国华人社团,发现一代和二代华人移民对本族语族活力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一代移民的中文使用及能力保持高于二代;魏岩军等(2013)调查也发现,美国华裔母语保持水平总体偏低,二三代之间语言转用非常明显。 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海外华语受到当地主流语言和语言政策的挤压,面临严峻的语言生态,存在程度不等的语言维护或语言传承问题。规划华语语言生活研究体系、展开语言多模态(含口语、语言景观)调查、建设相关资源库已为当务之需。当前已初步构建出海外华语生活研究的框架并做试点调查(刘华、郭熙 2012;刘华 20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