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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来看,尽管大规模语言生活调查的方法源于北美,但是真正“落地”展开全方位研究的还是在语言状况复杂多变的其他洲别。语言生活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和针对性似乎与该地区语言问题的战略地位呈现一定的相关性。不少发达国家倾心变异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显然更多地聚焦于应用需求研究。 也有国外学者关注中国语言生活。20世纪80年代,荷兰学者范德博在中国台湾进行语言使用调查(van den Berg 1986a,1986b),21世纪后又在上海、广州等地开展城市语言调查(范德博 2005);拉波夫的学生巴瑞莉(Barale 1982)在天津、北京展开北方话调查;日本学者市川勘、小松岚(2008)在广州、香港进行社会语言调查。 海外华人学者也陆续展开海外华人语言生活调查。如李嵬(Li 1994)对英国华人家庭三代语言状况的调查,于善江(2008)对新西兰奥克兰18个华人家庭语码转换的分析,张东辉(Zhang 2008)对美国费城华人家庭语言维持的调查,等等。 这些研究既为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带来了新方法和新视角,也有力推动了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国际化。 二、中国语言生活研究的基本状况 注意语言与生活的关系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传统。中国第一本社会语言学著作就是陈原(1980)的《语言与社会生活》。20世纪80年代末,学界曾对外国和我国方言区语文生活做过一些介绍和个案调查(唐继新 1989;陈恩泉 1990;陈章太 1990),陈章太(1989)引入“语言生活”一词(邹煜 2015:4),眸子(1997)首次明确了语言生活的概念,郭熙(1998)概括了当时中国语文生活的特点,但总体而言研究相当薄弱。 2006年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问世。其后,语言生活研究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幅提升。中国知网检索结果表明,十年来语言生活的文献(含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征稿通知等)共2743项,其中CSSCI论文数达到403篇,博硕士学位论文384篇。以“语言生活”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和课题申报都十分热络。②有的院校还成立了语言生活研究中心。语言生活研究从“现象级”话题发展成中国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的分支。 在学术文献中,关键词往往是一篇文章的核心概念,它既可能是论题展开的重要线索和基础,也可能是某个论题理论概括的结晶。一段时间内频繁出现的关键词能够折射出某个领域中的热点、焦点和重点。上述403篇论文中关键词出现次数依次为: 语言生活、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语言规范、普通话、语言和谐、语言资源、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调查、中国、方言、客家话、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城市语言调查、语言、开发利用、语言舆情、建设、对策、濒危方言、少数民族、文化、语言能力、双语教育、语言学、字母词…… 下面大体按照关键词的频次,结合十年来语言生活研究发展做些说明。 1.语言生活本体研究 语言生活调查及其描写是语言生活研究的基础工作。什维策尔(1987)指出:“对语言状况的描述是社会语言学的迫切任务之一。这一任务的解决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揭示国家语言政策的基础和性质,评估某种语言政策的前景,预测国家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势。”中国当代语言生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国家需要制定适切的语言政策。中国社会语言学理应对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语言生活调查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进展很大。调查范围由中心城市到边疆地区乃至跨境地带,层层推开。北京,如邬美丽(2008)、汪磊(2009)、张焕香等(2012)、马玉红等(2013)、 张维佳(2013)、刘贤俊(2014)、朱盈梅(2014)等;南京、上海、苏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如俞玮奇(2010,2011,2012,2014,2015)、薛才德(2009)、屠国平(2008)等;云南,如戴庆厦(2014,2015)、罗明东等(2007)、田静等(2009)等;西藏,如周炜(2013);新疆,如王远新(2013)、 孟红莉(2013)、尹小荣(2013)、魏炜(2013)以及张燚、杨帆(2014)等。边境、跨境地带,如张黎、杜氏秋姮(2014)、李春风(2014)、戴庆厦(2015)以及苏金智、卞成林(2015)。地区调查多因特定领域、特定人群而展开,调查内容和调查问题都趋于细化(如语言选择、语言适应),比较研究成为可能(王玲 2012;伏干 2014;俞玮奇 2015等 )。③ 虚拟语言生活研究热度不减,围绕新词语、流行语、字母词的调查一直都是热点。《中国语文》2013年连续刊文讨论字母词问题,反映了主流刊物对语言生活现实问题的重视。 从已有的调查来看,以下几个特色比较突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