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则，去年11月3日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120岁诞辰，清华大学国学院邀我在纪念会上作一个发言，为此我翻看了一些资料。1926年赵先生在《清华周刊》15周年纪念刊上发表“语条儿十八则”，其中一条是：“要做哲学家，须念不是哲学的书。”他自己就践行了这一条语录。作为语言学家，他在普通语言学理论和实验语音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但他又是个少有的通家，专门学过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哲学、音乐等学科，除了从事语言学研究外，他还搞翻译，摄影，创作小说、戏剧、乐曲等，是个少有的通才、通家。 解读：只有通家才有可能是“大家”。像赵元任这样的通才、通家可能几百年才出一个，我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尽可能地拓宽知识面，在语言学领域内争取多知道一些却是通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说过：“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他学。”这句话说的也是专与通的相辅相成关系。清代的语言学有很高的成就，这跟当时的小学家不仅在语文学领域形音义兼通，而且知识广博，在文学、史学甚至天文地理等方面都有很好的素养有关。再如钱钟书，博览群书，万卷诗书皆藏于腹中，有关中外文学方面的问题都能大致不错地说出原文出处。可见，我们应该鼓励年青人多读书，打好基础，在博的基础上专。我们现在为学，功利性太强，而“急功近利”恰是学术创新之大碍。由此我想起了学术大家陈寅恪，他13岁留学日本，19岁开始游历欧美哈佛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等名校，光听课不拿学位。他在德国学习时做了64本笔记，广泛涉猎英文、俄文、满文、蒙文、西夏文、藏文、朝鲜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多个语种的各种语言学问题。陈寅恪35岁回国，经梁启超推荐到清华大学任教，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名师”之一。试想，像陈寅恪这样虽然学问很大，却既无学位又无专著的人，若放在今天恐怕连评职称的资格都不具备。当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管理工作都很重视建立激励机制，奖勤罚懒，激励先进，这种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否认，一些不合实际、强行拔高的晋升条件和把学术跟名利直接挂钩的奖励做法，导致并助长了急功近利、造假浮夸等不良学风的滋生和泛滥，这不仅违背人才成长的规律，而且也对社会上浮躁的学术风气起了负面的导向作用，应该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提倡真正的学术创新，就要鼓励学者自觉地拓宽学术的基盘，不能画地为牢，局限在窄而又窄的专业小天地里。我们欣喜地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研究不仅在学科内部出现了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趋势，例如音韵学与方言学的融合，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融合，训诂学引进现代语义学、词汇学和语法学，语义学与语法学的融合，以及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相结合等；而且，也表现在语言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融合，例如符号学拥有的普遍语义学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哲学、逻辑学、语言学、比较文学等领域，数学与语言学的紧密结合产生了数理语言学，心理学、医学、认知神经学与语言学的融合产生了以研究人脑和语言行为关系为目的的汉语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等等。人们说21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世界各科技大国从上个世纪开始就提出自己的脑科学研究计划，我国也将脑科学研究列入攀登计划，并加入国际脑研究组织。在人脑的高级功能中，与记忆、注意、情绪等相比，只有语言功能是人类所特有的。可以说，语言神经机制的研究是人脑高级功能研究中最有意义的研究，它代表着脑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近年来，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纷纷把语言的神经机制研究作为研究的重心，西方国家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无不设置相关内涵的学科，进行神经语言学人才培养。反观我国，从事脑科学研究的单位和人员很少，这跟脑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形成极大的反差，语言学界应该更加关注和扶持这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不要错过可以抓住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