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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與五四運動同時,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我國學術界興起了懷疑古史和古書的思潮。這種疑古思潮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到了頂峰。疑古派(或稱“古史辨”派)成為商代之前的古史研究和古典學研究的主力。在將傳統的上古史大大縮短的同時,他們在懷疑古書方面,以前代學者的辨偽工作為基礎,大大擴展了懷疑的範圍。包括經書在內的很多先秦古書的年代被推遲(這裹所說的“書”包括成部的書中的單篇,下同。有時,懷疑的對象還可以是一篇中的段落或文句),很多一般認為屬於先秦的古書被認為是秦漢以後的偽作。在經書被還原為一般典籍的同時,孔子跟經書的關係也被極力淡化。疑古派對古書真偽、年代等問題的很多看法,是從前代學者那裹承襲下來的,或是前人已引其緒的。不過那些看法有很大一部分在過去的學術界不占主流地位,由於疑古思潮的影響才變得深入人心。疑古派的古典學對傳統的古典學的衝擊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們的疑古顯然走過了頭。 新中國建立後,在社會上相當普遍地存在着簡單否定傳統文化的思想。20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的“文革”,更把這種思想强化到了極其荒謬的地步。學術界在70年代發現西漢前期墓出土受疑古派懷疑的先秦典籍抄本之前,也仍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信從疑古派懷疑古書的很多看法。 改革開放以後大家對傳統文化有了比較全面、比較正常的態度。在“復興中華”的思想影響下,學術界研究傳統文化的熱情明顯升温。很多有識之士並指出,我國人民(包括廣大知識分子)缺乏人文素養,甚至對作為本民族文明源頭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書(有些學者稱之為“原典”),也茫然無知,或知之過少,這是關係到國家、民族命運的嚴重問題。發展古典學已經成為時代的要求。我們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過時的傳統古典學,也不能接受那種疑古過了頭的古典學,必須進行古典學的重建。而古典學的重建是離不開出土文獻的。 在我國古典學的歷史上,曾有兩次極其著名的出土文獻的大發現。第一次在西漢前期,景帝之子,封在先秦魯國故地的魯恭王,想拆除孔子故宅,在墙壁裹發現了用“古文”抄寫的《尚書》、《禮記》(指一些被看作是對禮的闡釋的單篇著作,不是後來被納入十三經的《禮記》)、《論語》、《孝經》等儒家典籍。此即所謂“孔壁古文”,當為戰國時抄本,可能是秦焚書時掩藏起來的。第二次在西晉早期。汲郡有人在郡治汲縣(今河南汲縣附近)盜掘一座戰國時魏國大墓,墓中有大量竹簡書。政府獲知,收取整理,得《紀年》(即《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古書二十來種。此即所謂“汲冢竹書”。這兩次發現在學術史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