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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儒家作品中,有不少與二《記》有關之篇。《禮記》的《緇衣》篇同時見於郭店簡和上博簡。上博簡的《民之父母》與《禮記·孔子閒居》的前半篇相合;《武王踐阼》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有同源關係。部分或個別段落、語句與二《記》相合、相似的,要多一些,例如上博簡《內禮》與《大戴禮記》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不少相近的內容,有時連文句也基本相同;郭店簡《性自命出》自“喜斯慆也”至“愠之終也”一段,與《禮記·檀弓下》子游回答有子的“人喜則斯陶”一段話,顯然出自一源,前者可以糾正後者文字上的一些重要錯誤。別的例子就從略了。其實,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儒家著作,大部分都很像《禮記》的“通論”類著作(關於《禮記》各篇的分類,參看《禮記正義》各篇題下所引鄭玄《目録》),如果編在《禮記》或《大戴禮記》裹,一點也不會顯得不自然。郭店簡和上博簡抄寫的著作,其撰成時間都不會晚於戰國中期;二《記》中各篇的撰成時間,也應有不少是不晚於戰國中期的。 梁代沈約說,《禮記》的“《中庸》、《坊記》、《表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隋書·經籍志》引)。郭店簡不但有《緇衣》,還有跟子思有密切關係的《五行》和(魯穆公問子思》,《緇衣》極可能確為子思所撰。《坊記》、《表記》,體例與《緇衣》相似,為子思所撰的可能性也很大。《中庸》的情況比較複雜,但《史記·孔子世家》已說“子思作(中庸》”,至少其主要部分有可能出自子思。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這幾篇就可以看作戰國早期作品了。 《禮記·禮運》講“大同”,推崇“天下為公”的禪讓制度。顧頡剛作《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認為禪讓傳說為墨家所創,儒家本不主張禪讓,孟子對禪讓加以曲解,荀子逕斥禪讓說為“虚言”,荀子之後的儒家,如《堯典》和《論語》“堯曰”章的作者,才采用墨家的說法來講禪讓。《禮運》篇也被他看作荀子之後的作品。郭店簡《唐虞之道》和上博簡《子羔》這兩篇儒家作品都推崇禪讓。已有學者指出,這兩篇作品應該作於公元前314年燕王噲禪讓的實驗失敗之前。可見在此之前,儒家也是推崇禪讓的,孟子和荀子對禪讓的態度,顯然受到了燕王噲禪讓失敗的影響,顧氏之說不能成立,他對《堯典》、《論語》“堯曰”章和《禮運》篇的著作時代的判斷都是錯誤的。《禮運》也應該撰成於燕王噲禪讓失敗之前,著作時間不會晚於戰國中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