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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的主人,顯然並未受到儒家《詩》、《書》選本的影響。他所搜集的《詩》篇、《書》篇,絕大部分不見於儒家選本;即使是見於儒家選本的,其篇名也不相同,其文本也全都明顯有異今傳《尚書》和《禮記》各篇所引之《書》,都是儒家傅本)。有學者指出,清華本與傅本《金縢》“應分屬不同的流傳系統”。這一意見十分正確。今傳《尚書》、《詩經》屬於儒家系統,清華簡的《詩》、《書》則屬於非儒家的流傳系統。我推測,儒家系統的《說命》上篇很可能不會有見於清華簡《傅說之命》上篇的佚中氏生二牡豕那樣的神怪傳說。從清華簡的情況來看,在戰國時代,至少在戰國中期以前,《詩》、《書》的儒家選本,在儒家之外的人群中,似乎没有多大影響。 秦火之後,《詩》只有儒家選本基本完整地流傳了下來;《書》的儒家選本已成亡佚大部分的殘本(即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孔壁古文《尚書》多出於今文《尚書》的那些篇後來並未傳下來),不過“百篇”之外的《書》篇,尚有一小部分保存在《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周書》(今傳《逸周書》為其殘本)中。至於此外的《詩》篇、《書》篇,就只能在清華簡這樣的出土文獻中看到了。 余嘉錫等學者早已指出,古代子書往往是某一學派傅習的資料彙編,其中既有老師的著述、言論,也有弟子、後學增益的內容。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子》是一個很好的實例。此墓所出《孫子》,除了主要部分“十三篇”,還有一些佚篇。這些佚篇有解釋“十三篇”中的內容的,也有記孫子事迹的,顯然為弟子、後學所增益。在屬於“十三篇”的《用間》中,簡本在伊尹、吕尚這兩個例子之後,還有今本没有的兩個例子。前一例,文字殘損,意義不明。後一例是:“燕之興也,蘇秦在齊。”蘇秦比孫武晚了一二百年,這一例顯然是後學所增入的,其目的是為了使“用間”的重要性有更有力的證明。如果這一本子一直流傳下來,有些考證古書真偽、年代的人,也許會以此來證明“十三篇”的形成在蘇秦之後。由此可見,考慮古書的真偽、年代問題的時候,要注意古書體例及其形成和流傳過程的特點,不能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但是由於子書的主要部分,也可能由弟子或後學據老師的語録、講章等編成,我們也不能因為《孫子》“十三篇”是真書,就肯定其必為孫武親手所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