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与环境 单:香港和台湾的翻译有没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特色? 刘:香港和台湾有些用语不同,香港显然受到广东话的影响。譬如国语讲“我先吃”,广东话是“我吃先”。台湾的读者看到这样的句子也能理解。香港人看台湾的文章也没问题。但大陆就不同了,他们意识形态强,好用一些术语来唬人,听起来好像很高深,其实不然。他们许多翻译对我来讲是alienation(异化)。 单:这种情况是不是跟他们翻译马列作品或鲁迅主张直译有关? 刘:唉!但是提到中文翻译,香港和台湾的用语有许多地方可说是大同小异,像“辣妹”就是从台湾传到香港的,而大陆的表达方式则不同,有些生硬。我的背景和翻译理念则有所不同。我和乔志高差不多年代,都读过几年文言文,因此觉得他把The Great Gatsby这个书名翻成《大亨小传》很好,就像林琴南把David Copperfield翻成《块肉余生记》,真是太漂亮了。有一个大陆版就照字面直译为《了不起的盖 茨比》,那就是《人民日报》体嘛。《上海书评》有一篇评论说,很多人都说《大亨小传》题目翻得很好,内容也翻得好,可是那位作者觉得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好。翻译的评价就因译者立场的不同难以取得共识。你看林琴南的《块肉余生记》也好,《王子复仇记》也好,书名都定得很好,就是“dynamic equivalence”(动态对等)的例子。像我编译的每一本英文书都要由母语人士看过。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有一位很好的文字编辑专门帮我们改英文。张爱玲的英文很好,而这位已经过世的编辑曾看过张爱玲的英文稿,她在跟我通信时说,张爱玲的书面英文虽然很好,但一写到对话就有不足之处,因为“People don't talk like that”(我们不是那么说话的)。这位编辑帮她改了几个地方,行文就比较自然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