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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银币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银币大量流入中国 西方商人来到中国,面对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的中国人民,他们打算销售的商品在中国找不到市场,而中国盛产的丝、茶、棉等,西方却大量需要,外国商人不得不用西方的银币进行交易购买,致使大量外来银币流入中国。西方银币大量流入中国应始于18世纪下半叶(康熙晚期),前后流入的外国银币不下几十种,其中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前期是西班牙的“本洋”(制造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墨西哥),后期是墨西哥的“鹰洋”(1823年墨西哥独立后所铸)。 又由于欧美白银供过于求,银价跌落,而将银币运到东方有利可图;银币在中国因民间乐于使用,出现银币价格高于含银量价值的情况,外国商人纷纷以银元套购白银,或用出售鸦片所得白银,再加工制造银币,输回中国以赚取差价。这些又加剧了外国银币的流入,据有人估计,至1911年辛亥革命时,中国国内流通及贮藏的外国银元竟达11亿枚②。 中国民间对外国银币的接受 外船来华,清政府官方并不愿与他们通商贸易,故外商多在沿海与商民作私下交易。流入中国社会上的外国银币开始只被视为银块,使用时须与银两一样称重、验色,转手之间又须不断重复这种过程,时间渐久,经多方验证,人们得出结论,同种类外国钱币的重量,成色相同,可以放心使用,所以外国钱币逐渐被以枚计值,广为接受,免去了种种麻烦和争执,以至出现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的状况。这种情况在一些官吏的奏折上反映得很清楚:“洋银一项,来自夷船,内地因其计枚定价,既不必较银色之高低,又无需称分量之轻重,远行服贾,便于携带,是以东南沿海各省市崖通行,而粤东为夷人贸易之所,行用尤广。大商小贩无不以银洋交易,海口出入向不查禁。”③外国银币的流入,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货币形态,由于可计枚流通,使其货币的最主要职能—交易媒介的性能大大优于中国行用的银两制货币,中国市场对新型银币的欢迎和需求,是外国银币得以大批进入中国的客观条件。 清政府对洋银冲击的反应 面对外国银币大批涌入中国市场,银两在市场多受到排斥的状况,清政府出于其封建的保守性和对白银外流的忧虑,对外国银币采取了排斥、抵制的态度,道光皇帝在道光九年曾下旨:“向来外洋与内地通市,止准以货易货……该御史奏称该洋人赋性狡黯,纯用机心,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银低钱薄,仅当内地银钱之什七。或仍以番钱给还,则断不收纳,是以番银之行日广,官钱之耗日多。嗣后该省通市务当格遵定例,止准易货,毋许易银。”④但是,外商在中国进行的是民间贸易,使用不使用货币,使用何种货币决定于交易双方,官府的态度并不起决定作用;外国银币使用涉及的是外国商人的利益,外商的经济利益受到西方殖民政策、炮舰外交的支持,软弱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实行断然的政策,禁绝外币的流入和使用;民间对货币选择,一旦形成使用习惯,“自难骤加遏绝。”所以清政府在具体处理上表现的只能是软弱和无奈。 一部分清政府统治阶层的人士,在这种形势下,也看到了外国银币的先进性,开始主张和推动中国学习外国,自造新形制的银币,以收利权。咸丰时即有周腾虎提出铸银钱,“今洋银之贵无已,若不为之变通,竞趋争用,其用愈急,其害愈深,病国病民,莫此为甚……故为今之计,宜准洋银分两,铸造银钱,以钢铁制为板式,面为咸丰宝货,环以年月并银工名字,摹文为龙凤,环以满文,亦仿洋钱之式,以板石椎而成之……今一仿洋银之式,变其文字,以为中国宝货,凡官府与民间,以及丁银田税关市之征,无不取之于此,便民甚矣。何为而不行耶。”⑤从这段话可明显看出,这些有识之士是要“为之变通”,“仿洋银之式”,制造中国本国的新银币,用于公私交易,与洋银相“竞趋争用”,以免洋银“病国病民”。但此类主张或被斥为“变更成法,窒碍难行”,或被置之不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