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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际视角下的语言能力：社会的、差异的语言能力及语言运用能力 Chomsky的语言能力理论提出之后，受到了来自社会语言学及语言测试领域的批评。 社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Hymes主要从两个方面对Chomsky的语言能力理论进行批评：一是Chomsky的语言能力过于狭窄，未能考虑个体差异以及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Hymes是1966年在叶史瓦大学召开的“弱势儿童语言发展论坛”上首先批评Chomsky语言能力观的，他指出Chomsky用如此局限的方式定义语言能力（即理想的说话人—听话人的语言知识），以至于将这些儿童所面临的困难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参见Hymes 1992）。Hymes（1972）进一步强调Chomsky的语言能力“在它自己的王国中是强大的，但是不能解释儿童之间的交际差异”。他认为存在于儿童身上的差异是一个现实问题，这些差异作为一个交际实体（communicative being）而存在，也需要语言能力理论加以解释。同时儿童的语言知识，不仅应当包含是否合语法的语言知识，也应当包括是否合乎语言环境的知识。因此，他认为，只关注理想的说话人的语言能力是不够的，语言运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动机、情感和意志等因素对我们的说话能力都有着重要影响，不能将它们从说话人的认知因素中排除出去。二是语言运用也存在着能力问题。鉴于上述问题，Hymes引入交际能力的概念，交际能力就是一个人的听说能力，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交际能力包括内在的知识和运用能力。他同时认为语言运用应当有自己的内在知识，因而提出语言运用能力（competence for use③）。尤为重要的是，Hymes（1972）认为语言运用能力与语法能力有着相同的发展基础，人类用与获得语法能力相同的方式获得语言运用能力。 Hymes的交际能力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Chomsky语言能力的扩展（参见Wiemann & Backlund 1980）。他在承认Chomsky内在的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语言运用的内在知识，并且确认这种“语言运用能力”也可以通过遗传并经过后天发展获得，因为其获得方式与语法能力的获得方式相同。当然，他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等因素对语言能力和个体差异的影响。他的交际语言能力观因而被此后的语言测试及二语教学研究者继承并加以发展。 Hymes只是从理论上提出了他的交际能力思想，并没有将其同语言能力的具体方面结合起来。Bachman的交际语言能力和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提出的交际能力模型继承了Hymes的交际能力观念，扩展并实现了他的交际能力思想。④他们在语言测试研究中对语言交际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描绘。 Bachman模型的突出特点首先是将使用语言过程中的非语言的策略因素和语言实现过程中的神经、生理因素均作为交际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她把交际语言能力分为语言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机制。这里的策略能力指评价能力、计划能力和执行能力；心理生理机制指的是能力在实现过程中所涉及的神经、生理过程，以及通道（视觉、听觉）和方式（Bachman 1990：107）。她同时说，“交际语言能力可以描述为由语言能力（或语言知识）以及在合适的语境化的交际语言使用中使用或者执行这一能力的能力组成”（Bachman 1990：84）。不仅如此，她的语言能力也与Chomsky的语言能力大不相同，不仅在组织能力中包含了篇章能力，同时将语用能力也归入语言能力。而她的语用能力既包括对方言差异、变体差异、语域差异比较敏感，能解释文化背景和言语体态等的社会语言能力，也包括与达意功能、操作功能、探究功能和想象功能等四个宏观功能相关的语言外能力（illocutionary competence）（韩宝成1995）。这一语用能力的“语用”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语用，而包括了所有语言使用的内容。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2008）采用了更为科学的能力模型。该书把所有语言使用者交际中使用的人类能力都看作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从而把交际能力分为综合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这样就将所有非语言因素置入综合能力，而语言交际能力则包含语言相关因素。当然，它的语言交际能力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诸如“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运用口语或笔语进行交际的能力”、礼仪规则等非语言和语言使用的部分（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2008：97—124）。这一模型将语言能力和影响语言过程的其他能力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为贴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