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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语用学与社会认知语用学 Sperber和Wilson(1986)正式创立认知语用学,超越了Grice等语用学家的语码交际模式,将“认知”与“交际”紧密结合起来,从认知机制角度来解释交际过程,但也留下了很多问题(王寅,2007:83-86)｡ Kecskes(2010)尝试运用“Socio-cognitive Approach(简称SCA)”的方法来研究语用学,即在认知语用学的基础上考量社会因素,当为本世纪语用学理论的一个最新发展,将交际过程视为“社会”和“认知”两因素互动的过程,由于双方都是个体,言语交际(包括发话人的产出和受话人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体语用因素的“污染”,主要包括: (1)先存的经历各有不同; (2)对语境作不同的评价; (3)意向具有动态变化性; (4)个体有不同突显方法｡ 因为言语交际中必然存在个体差异,交际不会平滑顺利,而会崎岖不畅,充满“尝试-纠错”的过程｡因此 SCA 认为,语用理论应是“说-听”双中心的,而不应像Grice或新Grice理论那样仅以发话人为中心,也不应像Sperber和Wilson(1986)的“关联论”或Giora(1997,2003)“分级突显假设(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仅以受话人为中心｡过往的语用学理论过分注重“合作､礼貌､仪式”,而忽视“误解､失败､斗嘴､伤人､贫嘴”,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语用学研究方向｡ Kecskes(2010)还将社会因素进一步细化为:意向､实际情境经历､合作､关联;将认知因素细化为:注意力､私人经历､自我中心②､突显③｡“合作性”是以意向性为导向的,可用关联论(与Sperber和Wilson的不同,强调与“意向”的关联性)来论述;“自我中心”是以注意力为导向的,可用“突显(Salience)”来论述,指特定交际语境中在注意范围内的突显性知识,且能产生潜在效应,会帮助或阻碍意向的表达及其随后的交际效果｡据此Kecskes将其研究聚焦于“意向”和“突显”这两者之上｡ (1)意向｡交际过程可被解释为:形成､表达和解释意向的过程｡人们一般认为,意向先于话语,但SCA认为意向具有动态性,产生自交际过程之中,且可随语境不断做出合理调整,从而使得对话中不断“涌现”出新信息,这就是学界常说的“涌现性(Emergence)”｡该术语与认知语言学中“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所用的“Emergent Structure”意思基本相同,后者指两个心智空间中的相关信息进入整合空间后所产生出的“新创结构”(王寅,2007;王正元,2009),它是指原来两个心智空间中没有的信息,这与Kecskes所说的“涌现性”大致同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