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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北差异与主宾不对称 邓思颖（2008、2009）注意到“他的老师当得好”这一结构在合法性上表现出南北差异。比如，在香港粤语、邵东湘语、闽南话以及温州吴语中，这一结构就不合法。以下例句引自邓思颖（2009）。 （45）*佢嘅老师做得好。（香港粤语） （46）*渠个老师当得好。（邵东湘语） （47）*伊的老师当甲好。（闽南话） （48）*渠个先生当好险。（温州吴语） 邓思颖（2008、2009）还注意到如果以上例句中的“NP1的NP2”结构出现在宾语位置，相关例句就合法。请看以下例句（邓思颖，2009）： （49）佢读佢嘅书。（香港粤语） （50）渠读渠个书。（邵东湘语） （51）伊读伊的册。（闽南话） （52）渠读渠个书。（温州吴语） 邓思颖（2009）对以上部分南方方言例句所表现出来的主宾不对称做了这样的解释。首先，他解释了北方话（实际上他指的主要是普通话）为什么可以说“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句式而以上南方方言却不可以。他认为北方话的名物化词头Nom有一个能够诱发动词进行移位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动词移到名物化词头上，与名物化词头结合在一起。如果名物化词头缺乏诱发动词移位的特征，动词就不会移位。而如果名物化词头缺乏这样的特征，就成了“真空”的功能词。“真空”的功能词是语法所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名物化词头就不能存在，因而不能产生动名词”（邓思颖，2009）。按邓思颖（2009）的这一分析，北方话由于有一个诱发动词移位的名物化词头，因此可以通过动词到名物化词头的移位，形成“他的老师”这样的动名词结构，所以可以有“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句式。而以上例句所涉及的南方方言由于名物化词头缺乏诱发动词移位的特征，所以这些名物化词头实际上并不存在，于是自然形成不了类似北方话中“他的老师”这样的动名词结构，所以以上南方方言就不会有类似“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句式。 然后，邓思颖（2009）又解释了为什么当“NP1的NP2”结构处于动词宾语位置时可以作为动名词结构出现在以上南方方言例句（49）-（52）之中。他认为这是因为这些动名词词组做的是轻动词DO的补足语，而轻动词DO有一个诱发动词移位的特征。这使得动名词词组中的动词V会先移向名物化词头，然后再移向轻动词DO，如下所示。  邓思颖（2009）假设，当“NP1的NP2”结构做宾语时，在底层结构处于名物化词组NomP上的动词是有语音形式的实义动词，这一实义动词最终移位到轻动词DO上，担当句子的主要谓语动词。按他的分析，粤语的“佢读佢嘅书”（以及他所讨论的其他南方方言中类似的例句）的底层结构应该是例（54）这样，“佢读佢嘅书”是通过实义动词“读”移位到DO上形成的。  邓思颖（2009）的以上分析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当他讨论处于主语位置的“NP1的NP2”结构时，他为北方话所假设的名物化词头是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空词头，他所讲的名物化词头上诱发动词移位的特征也是一个没有语音形式的空特征，而动词移位也是没有语音形式的空动词所进行的隐性移位（空移位）。让空名物化词头的空特征凭空诱发空动词空移到空名物化词头之上，再让空动词与空名物化词头以听不见的空形式结合在一起，我们认为，所解决的终究是一个空问题。因为说北方话有一套空成分、空特征、空移位，但又不给出证据证明这些空灵成分及其运作的确存在，然后又说南方方言不具备这些空成分、空特征、空移位，就等于说北方话可以说“他的老师当得好”而南方方言不可以，也就等于说北方话和南方方言是因为不一样所以不一样。这是用复杂的术语对事实做了复述（restatement of facts），而不是解释。 第二个问题是，邓思颖（2009）没说清楚他所讨论的那些南方方言到底有没有一个空名物化词头。他先是说南方方言的名物化词头没有诱发动词移位的特征，所以无法形成动名词词组（这就等于说南方方言有一个空名物化词头，只是没有相应的特征）。然后又说因为南方方言的名物化词头没有诱发动词移位的特征，因此语法不允许其存在，所以名物化词头在南方方言中不存在。这样来看，南方方言应该是没有一个名物化词头才对。但他在解释为什么南方方言中的“NP1的NP2”结构可以作为动名词结构处于动词宾语位置时（相关例句为（49）-（52）），他又假设南方方言中的“NP1的NP2”结构又有了一个名物化词头。这样做的逻辑是：这一结构在宾语位置时合法是因为它被名物化词头变成了动名词词组，而这一结构处于主语位置时不合法是因为它无法变成动名词词组。说“NP1的NP2”结构处于主语位置时不合法是因为没有名物化词头，而处于宾语位置时就合法是因为又有了名物化词头，这仍然是对事实的复述，等于说这个结构处于主语位置不合法，处于宾语位置合法。另外，如果采用邓思颖（2009）的分析，把动词移到名物化词头Nom上，这个动词就变成了非定式动词；它再次前移到轻动词DO上，最终就会变成一个含非定式特征的定式动词。这种移位的合法性无疑很令人生疑。 邓思颖（2009）以上分析的第三个问题是选择性地使用具有语音形式的实义动词移位策略。如例（53）所示，当“NP1的NP2”处于宾语位置时，邓思颖（2009）并不为这一结构假设一个空动词，而是像黄正德（2008）一样，假设实义动词在底层结构处于“NP1的NP2”结构之内。邓思颖对宾语位置上的“NP1的NP2”结构的处理方法，不仅无法解释他为什么需要拾起来他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动词移位分析，而且破坏了理论的一致性。这样做就等于针对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选择性地交替使用空动词假设和动词移位假设，不仅丧失了理论一致性，还陷入了就事论事的泥沼。以这样的方法来处理主宾不对称，就等于是说主语位置和宾语位置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主宾不对称。另外，动词移位说也无法解决在句子内找不到可以移位的动词的情况，这一点是邓思颖（2010）指出来的。比如，在例（55）中，“梁朝伟的周瑜”处于宾语位置，但却没有什么动词可以移位： （55）我喜欢梁朝伟的周瑜。 除了以上主宾不对称现象，邓思颖（2009）还注意到，邵东湘语虽然不允许有“他的老师当得好”这样的结构，却允许有“他的篮球打得好”这样的例子。请看邓思颖（2009）举出的以下两组例子。 （56）渠个篮球打得蛮好。 （57）渠个象棋动得蛮好。 （58）渠个车子开得蛮好。 （59）渠个字写起蛮好看。 （60）*渠个老师当得好。 （61）*渠个周瑜演得蛮好。 （62）*渠个教练当唔长。 （63）*渠个媒人莫当成。 邓思颖（2009）采用沈家煊（2007）的转喻说对以上两组例句在合法性上的比对做了解释。他认为，第一组例句可以说，是因为伪定语结构中的NP2可以进行转喻，比如例句中的“篮球、象棋”可以通过转喻来表示“球艺、棋艺”的意思。用转喻来解释上面的例句，例句中的“NP1的NP2”结构就是常规的名词词组，NP1通过“的”字来修饰NP2，里面不含动词或空动词，因此不是动名词或名物化词组。 那么，为什么第二组例句不能说呢？邓思颖（2009）认为这是因为第二组例句中的NP2没有转喻的用法。至于为什么第二组例句中的NP2没有转喻的用法，邓思颖（2009）的解释是：转喻具有不可预测性。这就等于说凡是能说的句子就能说，凡是不能说的句子就不能说，因为凡是能说的句子都不可预测地转喻了，凡是不能说的句子都不知为何不能转喻。 转喻一说使得邓思颖（2009）提出的句法分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既然可以用转喻来解释上面第一组例子，那么也可以用转喻来解释普通话中“他的篮球打得好”这样的例子。如果按邓思颖（2009）的分析，上面邵东湘语例句中的“渠个篮球”实际上是指“他打篮球的球艺”，那么，上面普通话例句中的“他的篮球”难道不是也指“他打篮球的球艺”吗？如此一来，在普通话中“他的老师当得好”可以说，在邵东湘语中“渠个老师当得好”（包括其他南方方言中与之相类似的那些不能说的句子）不能说，不就都可以用转喻这一不可预测之法来解释吗？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简单了：凡是能说的，都发生了转喻；凡是不能说的，都还没有发生转喻。在普通话中“他的老师”可以转喻，“老师”指角色，而在那些南方方言中与之相对应的那些结构不能转喻。邓思颖可能没意识到，转喻法以及空动词的语用、语境解读之说（邓思颖，2010），对他的空动词假设以及隐性移位分析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消解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加上转喻解释，邓思颖（2009）等于给“NP1的NP2”结构提供了三种分析：空动词分析、实义动词移位分析、转喻分析。三种分析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情况。这样的处理削弱了他所提出的分析的解释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