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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汉语语言学研究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新的语言学理论相继被引进并被应用来解决汉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对外汉语教学规模日益扩大,实践中凸显出许多原先不曾留意的汉语现象。每一种新理论或新方法,每一个新问题,都给汉语学界吹进新鲜空气,带来新希望,令人振奋。汉语研究的课题立项量、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量、以及学位论文的数量,均远超前八十年。[6] 如今三十余年过去,一些研究者开始反思:这些年的耕耘到底收获了什么? 成千上万的课题、论文、专著,带来了哪些进步? 术语的定义是否更准确了? 规则是否更简明了? 方法是否更完善了? 问题是否更集中了? 语言学学科亦文亦理,所谓“文科中的理科,理科中的文科”,可以借鉴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民族学等各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正因为语言学具有广泛的学科关联性,所以一直缺乏合用的标准来评判一种语言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 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引发了全社会各领域的变革,也向汉语研究提出了要求,要求汉语研究者为计算机信息处理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以建立相关的语言模型,应用于汉语信息处理、汉语人机对话等。这无形中成了客观评价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标准。面对时代的需求,汉语研究界几乎全体噤声,迫使计算机工程师们不得不自己钻研汉语。可以说,这种情况深深刺痛了有责任感的汉语研究者,使他们更加关注汉语的实际问题,对新理论更加谨慎。 近年,学界引进构式理论的时候,已不复从前气象,不再是一经“拿来”便山呼海应、风随景从———显然,人们已在反思。 三 以下列举一些曾经有过并至今仍受到注意的理论和方法[7]:1)结构理论和结构层次分析;2)变换理论和句式变换分析;3)特征理论和语义特征分析;4)配价理论与配价结构分析;5)空语类理论与空语类分析;6)移位理论和成分移位分析;7)约束理论和语义所指分析;8)指向理论和语义指向分析;9)范畴理论与语义范畴分析;10)认知理论和语言认知分析;11)语用理论与语言运用分析;12)类型理论和语言类型分析;13)构式理论和构式分析。 如果只有一种理论和方法,讨论其利弊就应该具体周详,指出长处与不足。既然有了不止一种的理论和方法,就不妨把这些理论方法摆在一起,相互对照,找出长处与不足,发现进一步探讨的门径。 上述各项理论和方法在处理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有现象时,都挺有说服力;但在处理汉语中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现象时,往往力不从心。关于这些理论和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功过成败,且待公论;在此仅就它们对汉语研究的作用,简要做一下评估: 问:这些理论都完全适用于汉语吗?———回答不外有二:其一,是的,每种理论都能解释汉语的所有问题。其二,否,每种理论都不能解释汉语的所有问题。 分析一:假设每一种理论都能解释汉语的全部问题。那么,这些理论相互之间便是等价关系,可互相替代。它们之间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别,没有创新和守旧之分。根据科学研究的简约原则,掌握其中任何一种即可。然而,现实中这些理论往往止步于对老问题做新说解,未能构建出系统的汉语理论。 分析二:假设每一种理论都不能解释汉语的所有问题。那么,这些理论相互之间便可以有三种情况:1)所能解释的问题有限而相同,是局部替代关系,表现为概念和规则可直接互换,但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一般来说,针对同一类客观现象的两个有独创性的理论之间,由于观察角度或分析方法不同,其基本概念自然会有所区别。因此,如果两种理论在基本概念和规则上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一种便是赘余。术语内涵相同,仅措辞不同,不算理论创新。2)所能解释的问题有限而不同,是互补关系,表现为各种理论分别能解决不同问题,各擅胜场。这种情况下,奉行者不宜对原本不擅处理的问题强生说解,而应更上一层楼,对各方理论统筹考虑,藉之构建出足以协调各方长处的新平台。3)所能解释的问题有限而有同有异,相同的部分可以被替代,不同的部分属于互补;这是交叉关系,相当于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的混合。其中使两种或多种关系融汇在一起的方式,对构建一个能够协调各方长处的新平台具有积极作用。 小结:诸种理论固然各有价值,但任何一种尚不足以替代其余,不能独力撑起汉语研究的堂厦。因此,凡以为自己所主张的理论无所不能,从而排斥其他理论、贬低其他途径的探索,不肯接受任何不同意见的,不是科学的态度。愚忠可叹,偏执可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