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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反思了《马氏文通》以来有关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有影响的理论,从训诂的角度分析汉语原生词的引申繁衍过程,揭示出汉语的词在用、义、音、形四个方面的八种情况,即“四类八则”。这“四类八则”可根据本用和活用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系统。其中本用、本义、本读、本字构成汉语静态系统,活用、引申、改读、假借构成汉语动态系统。前者为本,是汉语历时研究的基础;后者为用,能影响汉语共时研究。前者以原生词为核心,“词有定类”;后者以孳乳词为核心,“离句无品”。汉语由此呈现为一个双系统构造。据此进一步提出两个主张:第一,通过解析现代汉语公案句、汉语叠词组合的结构属性等,指出汉语中词法重于句法。在汉语里,词法乃句法之本,词法不明则句法不明。第二,欲明汉语词法,有赖训诂和训诂学。训诂学立足于汉语静态系统,训诂则立足于汉语动态系统。尽管两千多年来,训诂和训诂学的研究对汉语做了相当全面而精细独到的描写,但汉语的发展变化不会终止,所以训诂和训诂学的工作永无止境。 作者简介: 张猛,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 谈到训诂,自然要问:在汉语语言学里,训诂算什么? 训诂学算什么? 一般来说,训诂的任务是消除汉语交流中的理解障碍[1],训诂学的任务是为训诂提供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训诂的实践及其相关理论和方法无疑都属于汉语语言学。然而当代汉语语言学学科分类中,训诂和训诂学的定位尚未明确。现今通行于汉语研究中的语言学理论,多从非汉语的语言中归纳抽绎而来。“寓言十九,重言十七”[2],在这些理论系统里,找不准来自汉语读解实践的训诂和训诂学的位置,不足为奇。 要研究汉语,首先应当全面了解汉语。作为汉语研究者,至少《新华字典》里那些字应该大半会认会写,中国大学教科书里提到的汉语言文学作品应该能读通。若识字有限,读书有限,所知词语及所见句式必然有限。未尝见识过汉语中万千气象,不了解汉语的历史面貌,看法难免偏颇。由此构建汉语语言学,其说往往难以自圆。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3]搞汉语,当以汉语为本;做学问,当以事实为本,而不当“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4]。训诂所解决的均为汉语交流中的实际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全面兼顾汉语的历史现象和方言现象、书面现象和口语现象。训诂学则是围绕训诂来构建的:内则深至情绪心志思维道理,外则遍及声音意义形式用法,精而至于无一字无来处,严而至于例不足则法不立。今日语言学所追求之终极境界,训诂学自来作为常规信守,且明辨于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之理,而能止于逸、归于道。 掌握了汉语的实际情况,方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至今有过许多关于汉语系统的理论,然而训诂所调查的汉语实例之普遍、解决的汉语问题之具体而多样,训诂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系统契合之紧密,在诸般理论中,无出其右者。 二 马建忠(1844—1900)作《马氏文通》(1898),借鉴拉丁文法描写汉语系统。他的工作可归纳为两项:一是寻找出拉丁文法和汉语文法的共性,二是发现并解释汉语文法的个性。为此,他在仅30万字的著作中,列出了约8000条汉语文言例句,讲其同而说其异。这些例句证明马建忠在借鉴外来理论的同时,坚守了训诂的传统:论从例起,理自事出。尽管马建忠尝试建立的汉语文法理论系统受到后人批评,却至今无人能指责他不懂汉语。 《马氏文通》之后八十年,学界恪守同样的实事求是原则,从实例出发,发掘汉语个性。既关注借鉴来的理论对汉语言事实的解释力,即诸语言间的共性问题;又直面理论与汉语言事实间的矛盾,努力探索和解决汉语的个性问题。不沾沾自喜于理论所能解释的部分,常孜孜以求于理论未能解决的问题。[5]关于汉语的词类划分、宾语性质、句法分析方法等,都曾有过公开的大讨论。 这个时期在汉语语法方面做出过系统性贡献并影响至今的学者,无不淹通古今,又或学贯中西、兼修文理,而悉皆能通文字音韵训诂。如杨树达、黎锦熙、赵元任、王力、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陆宗达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