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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体偶像：活态表达与本体实现 继罗兰·巴特的图像修辞论之后，福柯等人将修辞的目光投向了人的身体。作为图像修辞的人本化实现方式，身体偶像堪称现代视觉崇拜的极致。因为身体偶像内含的社会性、审美性几乎富集了人类的全部审美经验，所以更能激发人们的现实围观心理，“追星”现象以及各式“真人秀”可谓视觉崇拜景观中的活态表达，充分体现了视觉审美文化当代转型的人本指归。 人类对于自身身体的关注和迷恋并非始自今日，古希腊的雕塑、中国古代的仕女图等，都体现出人们对于美好身体的赞美与倾慕。特别是照相术和影视艺术诞生以后，明星照以及由明星主演的影视剧迅速成为视觉崇拜的新宠。历史地看，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推移，身体被越来越多地注入了社会内涵，亦即分担着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角色及相应的责任配额，人的肉身和心灵随之变得沉重起来。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我们作为人类是肉体的，即我们都有身体。但身体并不只是存在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存在于社会之外的有形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受到我们所属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也深受我们社会经验的影响。”[22](P.182)布莱恩·特纳创造性地提出“身体化社会”（somatic society）范畴，认为“主要的政治和道德问题都通过人类身体的渠道进行表达”[23]。进入消费社会以来，现实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不仅成为审美对象，而且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消费对象，身体的柔性表达、本体回归和异化特征同时显露出来，在貌似轻松的审美观照中，身体话题再次变得严肃起来。有如鲍德里亚所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24](P.120) 在非充分消费社会的语境下来谈论身体偶像问题，明显具有中国式表达的特殊风味。人们既看重精神性的身体——漂亮、清秀、阳光、帅气，也追逐生理性的身体——香腮、美眉、粉唇、玉臂、酥胸、翘臀、小鲜肉，有时也将身体的生理性与精神性予以统合考量——白富美、高富帅。总体上说，现今的身体评价指标趋向开放性、多样化，但也出现了物象化、体表化的倾向，这从“看脸时代”、颜值爆表、性感女神等有关身体描述的关键词中可以获取真切的感受。 消费社会对于身体尤其是偏于柔美化的女性身体的膜拜与塑造不独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且大面积充溢于平面图画、影视艺术、网络平台和生活现场中。 文学中的身体书写早已引起学界关注。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的美女写作以及写作中的美女景观颇为醒目，其中的身体叙事和欲望言说已被广泛关注，产出了一批相关成果。关于196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中身体意识形态的多维表现，徐蕾作了简明概括，并重点考察了身体视角对于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25]，这里不再赘述。 平面图画或图片中的身体偶像大量充斥在各种娱乐杂志、影视画报甚至某些知性刊物上，其中尤以“封面女郎”为甚。周宪专文论述过封面女郎问题，并将其命名为“美女修辞学”。在论及女性形象的视觉消费功能时，他认为，“封面女郎之所以成为当今杂志封面最普遍的视觉元素，是因为女性美在消费社会结构中被经济学法则所操纵，青春美的女性形象已转化为有视觉吸引力的商品……女性形象的商品化强化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地位，同时也强化了女性被看的意识。”[26]需要补充的是，女性形象的封面展示，具有视觉修辞的突出和放大效果，其“置顶处理”方式不仅隐含着消费社会中的男权观念，同时也宣示了女性话语地位的提升，体现出女性身体作为强势审美对象的文化自信。 数字化时代的影视、手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传播，尤其是网络化电视平台和移动手机推送，通过形象设计、情景预置、面部化妆、服饰搭配、光电组合等各种辅助性修辞手段，将选美活动、模特儿表演、影视明星和部分“行为艺术”等各色身体予以可视化、动态化、奇丽化、偶像化，从而掀起了新一轮全球性、规模化的身体偶像造神运动。一度被冠以“亚洲第一美女”的韩剧明星李成敏（CLARA LEE、克拉拉）、“世界第一美女”的张梓琳(Eilin)，一定程度上将东方式女性身体推向了世界。而新兴的网络主播以及隐藏其后的“打赏”现象，则将身体特别是美女身体作为艺术展示、吸引粉丝乃至欲望刺激的利器，构成所谓“美女经济”新形态。最新出笼的“韩国十大网红美女”——孙允珠、李妍静、Daunni、Jeee622、孙珠熙、DJ Sod、Park Su Yeon、Soy Kim、雷杨、郑娜利以及2016年度中国“十大美女主播”——张琪格、冯提莫、陆雪琪、慕诗琪、MISS、酥酥、小苍、小悠、伊芙蕾、赵小臭等，她们的身体形象及其延伸性“表演”活动，带有明显的符号化、商标化色彩，需要理性对待。至于女性化妆品、服装、配饰等日常用品的电视广告，更是将本该属于背景性的女性身体前台化、特写化、碎片化，借以突出相关商品对女性局部身体（如眼睛、嘴唇、头发、胸部、臀部、手臂、长腿等）的修辞作用。在这种情形下，面霜、面膜、洗发水、隐形眼镜、胸罩、丝袜等与美女身体一道以互文方式沦为了消费广告，尽管其间不乏视觉美感，但总是弥漫着一股人体异化的气息。 与影视、网络中的身体偶像相比，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秀”可能更具亲近感。上述张梓琳既是体育健将，又是时尚模特儿和影视演员。这位出生于河北石家庄的“80后”女孩，14岁便获得北京市第10届运动会“女子100米栏”丙组冠军，2003年获得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全国总决赛十佳，2006年被选为中国十佳职业时装模特儿，2007年摘取第57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冠军。这表明，她是通过时装模特儿和选美之路走上“第一美女”神坛宝座的。难怪罗兰·巴特如此看重“模特儿”对于视觉修辞的显要功能——“模特儿的年轻不断被强调、维护，因为它天然就受到时间的威胁（而性别则是天赋的），必须不断重申，年轻是所有衡量年龄的标签（仍很年轻、永葆青春），它的脆弱带来它的声誉。”[27](P.287)年轻对于模特儿来说固然重要，但诸如漂亮、标致、阳光等指标同样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美容和整形才变得如此紧要和普遍。 通过美容和整形以满足身体美化乃至身体偶像化的需求，既是前述图像修辞的高级形态，也是人类视觉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迈克·费瑟斯通于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大众文化协会大会”上明确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命题，从大众美学角度印证了身体偶像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基本观点是，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生活日趋艺术化，艺术不断生活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正在消弭艺术与生活间的距离。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总体富足的消费社会，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开始正视自身，美化环境，享受生活。在这种大众化的文化氛围中，各种身体偶像成为睁眼可及的时尚，从而使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达成了世俗欲望表达、视觉审美愉悦和人性本体回归的统一。 以上我们概略地检视了当代视觉崇拜思潮的社会历史生成，初步探讨了图像修辞和身体偶像对于视觉审美文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和本体意义，进而认识到视觉审美文化当代转型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过，在认同视觉审美文化转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视觉崇拜现象已经或可能伴生、衍生的某些文化风险。简要说来，这些风险要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基于视觉中心主义而出现的图像过量和尺度失当；二是基于影像观看的快适性而导致的对于传统语言艺术的挤兑；三是基于狭隘的身体消费趣味而产生的世俗功利主义时尚。 鉴于上述显在和潜存的风险，设计相应的预警机制成为时代选择： 首先，要抵御视觉中心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图像通胀和视觉暴力倾向。与视觉崇拜相伴而生的，是现实生活和影视网络中的图像过剩现象。面对铺天盖地的影像符号以及由此而来的视觉压迫，相关人文学者呼吁反抗“人为的视觉暴力”。今天看来，这种警示并非多余。 其次，应警惕非理性的视觉快感对于人类审美惰性的默许和纵容。视觉力量的持续释放，以“气场”的方式促成审美主体对于视觉快餐和浅阅读的依赖惯性，久而久之将损害人们其他感官的灵敏度、协调性和综合感知能力，带来艺术创造活动中主体心灵的弱化乃至人文精神的退化，并有可能阻滞语言艺术的生长空间，破坏审美文化的生态平衡。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学者均有清醒认识。尽管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对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传播的批判近乎苛刻，但他们对于人类理性思考水平退化的焦虑却是弥足珍贵的。 再次，需谨防庸俗身体唯物主义和低俗消费欲望的侵蚀。珍爱身体、亲近身体、书写身体，是正常人性的表现，也是艺术创作的权利，无可厚非。但是，执意模糊自然身体和艺术身体的界限，在审美文化谱系中刻意将身体作商品化、世俗化、欲望化处理，使一元多维的身体符号局促于视觉感官消费的逼仄空间之内，既有悖艺术职能的多向发挥，也违拗生命的绽放规律。因此，防止庸俗的身体唯物主义偏向和低俗的身体消费欲望，与敞开生命的鲜活价值同等重要。 辩证地看，即使单纯与听觉相比，视觉的优长与缺陷也可能同样明显，就如同听觉本身也有其优长和缺陷一样。图像直观和身体感性虽然同人与生俱来的感知方式相关，或者说直观形象“看”起来更为简便轻松，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看”一首诗或一篇小说常常不及“听”一首诗或一篇小说的审美效果，所谓“悦耳动听”就是这个意思，何况听觉艺术实际上更能激发人们的审美想象。所以，听觉的音乐性和视觉的绘画感，或者说听觉的历时性和视觉的共时性均各有所长，两者兼备方为至美。这也是联觉现象和通感修辞给予我们的最好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