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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像修辞：感性叙事与意外理解 无论是表情符号、声音符号、文字符号抑或图像符号，都有或隐或显、或浓或淡的修辞功能。西方早期的修辞理论与演说术、辩论术密切相关，目的是劝服接受者最大限度地接受发言人的观点，因而包含着诸如逻辑的、人格的和情感的各种技巧。从这种意义上讲，说话、写作等人类文化活动本身都具有广义修辞功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应该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修辞学”的原初理解。为了批判柏拉图以降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尼采强调，修辞不仅是语言活动中概念得以生成的基本方式，而且也是逻辑范畴和原理命名的重要途径。这种现代修辞观深刻影响到德里达、保罗·德曼等人的后现代修辞理论。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中意欲说明，所有的概念都在隐喻中运作并总是拥有一个隐喻性质的起源和功效。保罗·德曼试图构建“语法修辞化”和“修辞语法化”的双向互动模式，彰显了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关系。在语言修辞论的基础上，罗兰·巴特明确提出图像修辞（Image rhetoric）理论，揭开了“图像”作为视觉审美文化当代转型核心机制的隐秘面纱。 毫无疑问，“图像修辞”是在世界总体性地进入“观看情境”之后所提出的一个视觉文化问题。按照金元浦的理解，现代图像文化经历了三波浪潮：一是摄影术的发明，二是电影的诞生，三是电子模拟电视的兴起。在他看来，“当代视觉图像转向的基础是新的巨大的视觉传播机制的建构，一个从全球电视网、互联网到手机传输的无所不在的网络，和一个庞大的从事视像传播的人群或阶层”[16]。可见，今天所说的“图像时代”并非传统图画的现代翻版，而是对新型技术文明催生下人类进入图像化生存境遇的一种强调性称谓。 严格说来，表情、动作、语言、文字、物象、图像等，都可用于修辞实践。相比语言、文字修辞，物象和图像作为“感性修辞”的历史显然更为久远，因而时常撩起相关学者从中探寻人类早期文化痕迹和艺术灵韵的冲动。邓启耀研究后得出结论：“用物象和图像作为媒介，通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等视觉‘组词’和谐音、形容、比喻、象征等视觉‘修辞’手段，形成具象的可视符号进行远距传播和错位传播，是历史和民俗中最具‘艺术’精神的文化遗产。”[17]事实确乎如此，就人类感觉系统来看，视觉化的修辞方式在生活和艺术中的表现极为普遍，人们最常用的文字修辞（Text rhetoric）和图像修辞都具有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的特征。不过，从视觉修辞系统内部观察，图像修辞的视觉效果无疑更为直观和强烈，感性叙事特征更为显著，客观上成为了视觉修辞的主流形态。 罗兰·巴特于1964年在《交流》（Communications）辑刊同时发表两篇文章：《符号学原理》（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和《图像修辞学》（Rhétorique de l' image），后者主要以“庞札尼”（Panzani）广告为例，深入分析了图像修辞以及建立图像修辞学的相关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图像受制于视觉上的物理限制（与发音所受到的限制有所不同），所以图像的修辞（即它的内涵指符的分类）具有其特殊性；但是同时，因为其中的‘修辞格’永远只是要素之间的形式关系而已，所以它又具有普遍性。”[18]在此，罗兰·巴特论及修辞的种类以及图像修辞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并特别关注图像系统中内涵指符的象征效应。按照现今的解释，罗兰·巴特的图像理论对我们至少有着三方面的启益：一是各种修辞手法对于图像本体的建构机制，如线条、光线、色彩等元素的结构机制，比喻、象征、对比、变形、夸张等修辞格的表现机制，文化典故、形式聚合、连类比物等衍生机制；二是语图互文方式对于图像蕴涵的生成机制；三是创作与接受空间对于图像意义的重建机制。 罗兰·巴特进而将图像信息分为原本信息和外延信息，并认为前者主要以线条、形状和色彩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些原本状态的视觉信息对于创作者而言具有选择上的指向性或排他性，但对于接受者来说，原本信息的意义阐释空间又具有敞开性和充分性，从而使图像的潜在状态获得外延性的显在意涵。图像修辞及其审美活动中“意内”和“意外”的间性关系，体现了创作者的经验世界和接受者的重建之间具备多元化的阐释可能,我们不妨称之为“意外理解”。尽管如此，有一点仍需强调，在长期的认知过程中，所谓原本信息和外延信息已被赋予程度不同的文化契约性，惟其如此，方才有望保证图像修辞的可能性以及图像接受的有效性。 从语言修辞走向图像修辞虽然兼顾了图像时代的大众趣味，但图像本身的隐喻性常常造成表意的暧昧性和理解的困难性。从修辞伦理的角度看，修辞的既定功能在于借用各种必要的修饰手段以美化主体表达的审美效果，其间的文学性、艺术性、多义性在所难免。然而，明晰性乃至唯一性才是信息接受者的永恒追求。面对这一悖论，罗兰·巴特主张采用总体性语图互文修辞方式予以解决。他认为，纯粹的图像表达是半文盲社会的文化症状，语言的“锚定”和“中继”作用不可忽视，因而图像之中及其周边总有语言文字文本，例如标题、图解文字、媒体文章、电影对白、连环漫画等[19]，以便对暧昧不清的图像寓意进行释放性解说。这种语图互惠共生的看法无疑是中肯的。因为，语图互文理念不仅尊重了多重主体、多元文本、多向阐释的自律性与合法性，而且响应了全球化时代的生活风尚、艺术向往和价值取向，因而具有观念的集纳性、方法的适用性和绩效的周全性[20]。 其实，在巴特之前，德国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便涉及到图像中“特殊细节”的修辞功能。那么，这些特殊细节是什么呢？“它们是图像的附饰，是散布在文本边缘、游离于主题之外、看似无关紧要的文本要素，例如维纳斯随风而动的秀发、女神的衣饰和褶纹、仙女躲避追逐时滑脱的衣装等等，瓦尔堡称之为‘附属的运动形式’（accessory forms in motion）——既是所再现的对象的附属，也是图像本身及其主题的附属。”[21]现在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于瓦尔堡时代，甚至也有别于巴特撰写《图像修辞学》的年代。换言之，世界已经进入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四化”语境，图像的质量、规模、渗透性和影响力急速提升，图像修辞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功能显著增强，正视并重视图像艺术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运用并利用图像艺术来反映生活、表达感情、揭示社会本质与人类本性，进而描绘更具人性化和愉悦感的未来生活图景，显然是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