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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我们不再把文学活动囚囿于语言或言语，而是视作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交相协作、相互生发、深度融合的过程，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就展开在我们眼前。如果说，言语行为开天辟地似地澄清了世界的混沌状态，把世界构建为一个有序的对象世界，从而开启人类认识的无止境的征程，不断地去叩问天地人伦，求索于辽远的六合之外和微渺的秋毫之末，那么，行为语言却让人重返浑濛世界，优游于无穷之境，与天地万物为伍，相拥相融，把世界生命化、拟人化、神圣化，把一个浑整的本真世界，一个可以栖居其间的诗意家园重新奉还给人类，老子所说的“道”、海德格尔所说的“真理”就自然而然地飘然降临了。如果说，言语行为搜索枯肠地为人类构筑着一个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那么，行为语言则让人回到形而下的肉体本身，回到生命本源，回到沸腾汹涌的人类经验，回到种族记忆的遥远过去，试图穷究那深藏不露的神秘奥蕴。文学活动就存在于这两种行为（语言）共同构建的张力场中，上穷碧落下黄泉，它总是抑制不住同时占有两端的贪婪，并不得不时时处在过渡状态，徘徊于感性与理性、体验与认知、情感与理智、过去与未来、有限与无限之间。 言语行为从行为语言中生成和分蘖出来这一事实，决定着两者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纽带。奥斯汀就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个层次：发声行为、发音行为、表意行为，其中发声行为就扎根于行为语言，直接关联着行为语言。音乐之所以具有震撼心灵的巨大力量，就在于其发声行为与行为语言相关联，甚至某种程度上从属于行为语言，因此，音乐不仅诉诸人的意识，而且闯入无意识，渗透人的身体，给予人以莫名的感动。文学活动则有所不同，它首先以凸显的表意行为及语言概念诉诸人的意识，发声行为则往往隐蔽于背景之中，起着辅助性作用。然而，也恰恰是这种辅助性功能触及人的行为语言记忆，召唤着行为语言。从这个角度看，我国古代文人对诗歌韵律的深入探讨，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对语言声韵的研究是富有意义的，不能简单地冠以“形式主义”并加以蔑视。更为重要的是，当言语行为构筑了一个虚构世界，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的语言王国，社会规约对行为语言记忆的压抑就被弱化，乃至撤销了，人的深层无意识终于得以释放。人们所说的文学体验和陶醉、移情和自居，就起因于行为语言被重新唤醒和施行。在两种行为（语言）的充分展开和深度融合之际，一个神奇、绚烂、生动的文学世界就诞生了。 在吸收弗洛伊德和拉康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施瓦布提出了“文学的过渡空间”这一概念。她认为，诗性语言就是过渡空间的语言，它的功能之一是充当无意识的“调解器”，可以调节“他者话语”。“伴随着语言断裂、语义崩溃不断增强的势头及多声等现象，过渡文本引向多种形式的审美体验——意识之外的审美体验。它们具有无穷的创造性，将诗性语言的传统秩序去差异化，整合原初过程，从而将诗性语言的边界扩展到无意识领域。”施瓦布正确地指出了诗性语言栖居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过渡性空间，以及种种语言现象对无意识的调节，但是，由于她局限于拉康的无意识是“他者话语”这一观点，没有进一步发现无意识根源于行为语言记忆，具有一种不同于话语的结构，因而也就不能深入阐明“原初过程”（无意识过程）的实质，不能阐明诗性语言与无意识的真实关系。 约翰·塞尔根据语词与世界的关系把言语行为区分为四种类型：在断定式言语行为中，语词向世界适应（word to world）；指令式或承诺式言语行为则是世界向语词适应（world to word）；宣示式言语行为又同时存在语词向世界适应和世界向语词适应的“双重指向”；虚构话语及表情式言语行为则为“零指向”，即“以一组超语言、非语义的惯例打破和搁置依靠原有规则建立的语词与世界间的联系”。塞尔的这种区划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人类认识活动就建立在断定式言语行为的基础上，是一个不断地走向与世界适应的过程；实践活动则与指令式和承诺式言语行为相协调，正是这种言语行为组织着人类实践，推动人类实践；宣示性言语行为则构建着制度性事实，不断地更新人类文明；而虚构话语恰恰为文学艺术提供了范型。虚构话语放弃了与世界适应的指向，这也就摆脱了对自身的约束而赢得了自由，同时也把自由交付给人类。虚构话语创建了一个独立的语言王国，一个人可以自由栖居的王国，此际，各种现实的压抑被撤销了，人的无意识黑箱被打开了，行为语言记忆被唤醒了。正是虚构话语促成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深度融合，这个过程就是想象展开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生命敞开的过程。 塞尔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言语行为是不断变化的，它与行为主体联系在一起，并且受制于具体语境，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言语行为的施行方式。因此，塞尔的类型划分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划分并非凝固不变，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言语行为类型的变化。譬如当我们为文学作品所吸引，全身心投入文学阅读之际，我们忘却了现实，搁置了语词与世界相互适应的指向，我们就生存在这个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共同构建的非现实世界中，深切地体验着正在想象中展开的虚拟生活。但是，一旦我们去探究作品的现实意义，这时，我们就已经改变了与话语的关系，语词与世界的关联重新被推向前景位置，我们只是热衷于求索言语行为与世界的适应关系：其一是言语行为究竟如何适应世界，在什么程度上适应了世界，它所陈述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也就是从认识论角度阐释作品如何反映世界；其二是言语行为又如何通过影响读者而影响世界，这就是从实践论角度去探究言语行为，探究世界如何适应言语行为，探究言语行为的伦理价值和社会功能。语言文字狡黠如蛇，它总是不断变换着自己的颜色，并随着人的态度游移而变幻。言语行为的种种变化，以及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复杂关系，决定着文学活动总是处在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边缘状态，总是展现出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两面性。历来关于文学虚构性与真实性、独立性与功利性的争论恰恰就根源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