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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活动论”提出并阐述了必须把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转移到“活动”上这一观点。这并非仅仅是变更理论研究的先后次序，而是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改弦易辙，是从本质主义转向建构主义的关键步骤。当我们把研究的逻辑起点转移到“活动”，由此出发重新考察创作主体、作品、读者、环境，以及文学活动诸环节，所有因素都将发生实质性变化，它们不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被重新激活了，并围绕着活动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作品在文学活动中被建构，而文学活动本身，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就成为不可重复的文学“事件”，作品也同时成为不断地被重新生产着和体验着的事件。创作主体和读者则在文学活动中被建构，每一次进入文学活动都经历了一次心灵和肉体的洗礼，经历了一次神圣事件。所有一切活动、一切事件又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和生成，受到各种历史性事件的影响，种种文化权力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其间，文学也因此有可能揭开面纱展露真实容颜。 那么，当我们把文学视为一种活动之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种活动究竟是如何具体展开和生成的？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语言又是如何运作的？文学语言是否仅仅是被言说被书写的单纯的语言，而语言的线性存在又为何会转变为时空结合的生活“戏剧”？语言作为一种概念，它是怎样变得饱含情感，充满生机活力，令读者如痴如醉地进入生命体验？另外，文学作为一种“人学”，它的叙述对象又是如何被建构为富有质感的形象，如何变得栩栩如生，令人动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究竟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各种文化权力究竟如何作用于文学活动？要找到这一系列问题的明确答案，我们就不能仅仅通过文学活动来笼统地谈论文学，而必须深入到语言、文化、心灵、社会历史等诸多更为基础的领域来考察，其中，不能不首先考察文学语言。 随着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西方文论界的关注焦点也迅即转向语言问题。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诗学、现代解释学等等，无不围绕着语言这一核心展开讨论，然而，它们所关注的往往主要是语言的符号特性。当语言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符号，它与文学活动论之间的龃龉就不可避免：文学绝不是静态的符号组合，也不是符号意义的集合，文学研究也非叙事形态分类和叙事语法研究。 事实上，语言不仅具有符号特性，同时兼具行为特性。作为被言说、被书写、被阅读，总之，处身文学活动中的语言，它首先是一种“行为”，是言语行为。因此，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就可以为文论研究注入新生机。应该说，言语行为理论与文学活动论有着内在的契合，它强调了言语的行为特性，将文学活动进一步具体化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保罗·德·曼（Paul DeMan）、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巴巴拉·约翰逊（BarbaraJohnson）、希利斯·米勒（J. HillisMiller）、桑迪·皮特里（Sandy Petrey）、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赫斯曼（Hussman）等诸多学者分别把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尽管种种研究还只限于局部性问题，却已经为文学理论打开了新视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