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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学却并非单纯的语言或言语问题，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古代文人历来对言语持矛盾态度，既赋予言语以重要性和神圣性，却又强调言语的局限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语行为有自身的限度，面对倏忽变幻、难以言说的不尽之意，它经常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因此，不得不追求语言表达的含蓄性、象征性，追求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文章之所以厥功至伟，就因为以“原道”为鹄的，而“道”却又不是言语所能捕捉的。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高诱注曰：“常道，言深隐幽冥，不可道也。”闗尹子推而广之，谓“不可言即道”。那么，这言不能尽之“意”和不可言之“道”究竟是什么？又怎样去探寻“意”和“道”？唯一可取的途径是“立象以尽意”。不过，《周易》所谓“象”指“卦象”、“爻象”，并非“意象”、“形象”，它是对变幻不定的“天象”的象征，而绝非对具体物象的模拟。古人就是通过卦象爻象来比附、象征变化无常之天象，由此卜测天意，预知吉凶。言辞则不过是用以补充说明卦象爻象，不是“造像”的。所以王弼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这也就是说，“立象以尽意”所强调的正是：言语不能透彻地表达“意”，唯有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卦象爻象，并经由天象才能通达天意。至于唯恍唯惚、玄而又玄之“道”，则只能通过无形无状无像的“象罔”才可以得之。在古代文人心目中，除了言语之外，存在着另一条追索“意”和“道”的更为有效的路径，这条路径其实就是建立在行为语言基础上的直觉。直觉并不借助于言语行为，不需要以言语行为作先决条件的逻辑推理，它直截了当地自“象”抵达“意”和“道”，悟解“意”、“道”，而连接、沟通这两者的就是一种有别于言语行为的特殊语言，即行为语言（动作、姿态、表情、声音）。或者可以说，无形无状无像之“象罔”就是行为语言。正是行为语言在瞬息间贯通人与自然，融合人与自然，按照行为语言的结构来重构自然并纳入己身，达成“天人合一”，以此来把握“意”和“道”。人类文化活动就建立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互协作的基础上。文学活动则是以言语行为召唤行为语言，双方深度合作，携手实现“尽意”和“体道”。 行为语言自前人类就已经存在，它就潜藏在人的无意识和身体中；言语行为则唯有人类才能独享，它是从行为语言中抽象和分蘖出来而获得独立的，是人类意识的生成根源，并成为人之为人的标志。这两种行为（语言）的性质差别在于：行为语言只能依附于人的身体，是身体表演，无法离开身体而独立，因而是缺乏独立性、中介性的发育不充分的符号系统；言语行为则是一种具有独立性、中介性的发育极其完善的符号系统，因此享有极大的灵活性和极强的区分功能。人通过行为关联世界，以行为语言将世界结构化并纳入己身，以此把握世界，世界也因此享有了人的肉身性和灵性。人又通过言语行为及语言概念来分割人与世界，分割万物，把世界转化为人的对象世界，进而认识世界。言语行为的独立性、中介性不仅使人可以自由地创造形而上的世界，而且赋予人以反思能力，把人自己构建为理性主体。正是两种行为（语言）的性质差别，赋予它们以截然不同的施行方式和功能特征，双方虽然可以相互联系交通，却又无法通约。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语言能否作为人类标志的争论，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发现两种行为（语言）的性质和功能差别，没有认识到造成这些差别的主要根源在于是否具有独立性。正是以这一发现作为理论基点，我们才可能进而对文化、文明、意识、无意识，特别是文学及文论的奥秘做出自己的解释。 人类永远也不能离弃这两种行为（语言）：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其他各式各样的符号活动都建立在这两种行为（语言）的基础上，并以它们为范型。因此可以说，所有人类文化活动都是两种行为（语言）的合作，所有文学活动也都是两种行为（语言）的合作。文学活动的独特性只在于：这是两种行为（语言）间的深度协作和融合。文学的所有特征，包括文学性、诗性，就生成于两种行为（语言）协作和融合的过程中。文学功能亦此亦彼的双重性也只能在这两种行为（语言）的共同作用中得到解释。这就赐予我们一片未曾开垦的肥沃的处女地，在这里，我们将收获许多从未有过的惊喜。西方学者囿于语言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往往难以避免理论盲视，遮蔽了行为语言的重要意义。只有经过去蔽，重新正视行为语言，把文学活动视作两种行为（语言）的交互作用，我们才有可能为文学理论提供一个崭新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