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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主线，相继经历了政治学批评、经济学批评和身体美学批评三个阶段，并相应凝聚为三种批评范式。经济话语规模化进入当代文学批评场域，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召唤、文学及其批评现场经济要素的参与、市场经济规则的体制化运作等密不可分。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动态生成，主要受制于三大机制：客体的经济生活是实现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前提条件；创作与消费双重主体是达成文学经济学批评的内在动因；文学传播中的媒介因素成为文学经济学批评的运行中介。辩证地看，文学经济学批评既有积极的方法论价值，但也存在自身局限。文学批评者既不能迷信“经济实用论”，也不可盲从经济与文学间的“二元对立论”，而应提倡并践行社会主义文学批评的多元发展观。 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经济学；主流范式；生成逻辑；方法论意义 作者简介：龚举善（1964— ），湖北竹溪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教授。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中华美学学会会员、湖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文艺学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文化境遇与文论选择》、《报告文学现代转型研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叙述框架》等，发表学术文章160余篇。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其60余年的衍生历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批评毫无疑义地成为最为醒目的思维主线，而政治学批评、经济学批评、身体美学批评依次出场，构成了此期文学批评的主流范式。其中，肇端于1990年代并延伸到新世纪的经济批评范式具有显著而独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但总体上看，理论界对于经济话语之于文学批评活动的深刻渗透进而凝聚为重要批评范式的事实却明显缺乏集中关注和学理阐释。 一、经济话语进入文学场域的若干参数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经济范式由自发到自觉的文本实践及其规模化运作，与以下三大参数的理论启益与现实推动密不可分。 首先是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的召唤。 在马克思主义原典中，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谓最为基本的三组辩证范畴，据此支撑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实的思想体系。其中，作为社会存在形态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始终被界定为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流范式的最高秉持，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批评在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时，一向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看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并认为这一矛盾本质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并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加以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创造并逐步优化与日渐提升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此而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仅源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活，而且必须回到生活的强大磁场中，借以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达成精神生态的均衡。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对唯物史观作了最原始的表述。当时马克思年仅28岁，其世界观尚处于成长期，某些论述未必成熟。正如恩格斯所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释，“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后来潜心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再次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人称“经典表述”。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系统地概括了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清晰地阐释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3]。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存在与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生产”性建构，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 反映在文艺生产领域，这种唯物史观集中体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艺作品揭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功能的高度重视。在谈及狄更斯等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时，马克思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4]恩格斯在致信《城市姑娘》的作者哈克奈斯时，更是给予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以热情肯定：“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5]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关注文学作品对政治生活和经济特征的真理性揭示，而且还注意到物质生产和包括文学生产在内的艺术生产之间的不平衡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并做了深刻的辩证分析。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不平衡关系的论述，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熠熠光辉。据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从哲学高度探析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双向互动关系，而且从经济学层面突出阐释了艺术生产显著而独特的社会作用。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思想中的经济话语，深刻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对此，钱中文、童庆炳等都有较为系统的探讨，其他学者也不乏跟进式接纳。如冯宪光认为，“在人类生产这一整体中，按照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也具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种内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艺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作为一种生产，一种精神生产，一方面受物质生产的决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与物质生产一起同时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6]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及其产品无疑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但与一般商品相比，文艺产品的双重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具有特殊性。这类阐发，大体反映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基本面影。 其次是实践范例——文学及其批评现场中经济要素的参与。 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经济参数，并非始自当代，而是伴随着文学创作及其批评活动的全过程，只不过此前没能形成规模化的“范式”而已。 赵敏俐曾撰文考察中国古代“卖艺式”的歌诗生产方式及其平民化消费特征。他认为，从生产者的角度考察，他们是生长于民间靠卖艺为生的人；从消费者的角度考察，消费群体主要是下层平民；从纵向历史来看，先秦时期几乎没有这样的平民阶层，汉代才逐渐出现，宋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一直延伸到现在。“现在的艺术生产和消费，我觉得都是商业化的，都和这个卖艺式的生产与平民式的消费相关联，是卖艺式的生产和平民式的消费的一种变体。”[7]文艺的平民式消费如此，文艺精英化消费的经济成本当更高。透过他的简要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文艺生产和文艺消费过程中出现“买卖关系”的时候，文艺活动的商业属性便得以确立，文艺作品作为特殊商品进入消费渠道的流通机制也相应生效。 古有所谓“润笔费”，后有稿酬和码洋，它们都是文学艺术潜在经济价值的市场化显现。据学者考证，“润笔一说，起源颇早。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写道：‘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自唐始盛。’宋人王楙和清人顾炎武都认为汉代已经有了‘润笔’。个别具有巨大文化号召力的旧派精英文人，在润格上创造了惊人的记录。吴梅在日记中有一条记录：‘公铎送来瑞安姚雁秋墓志铭，为太炎笔，酬金三千元’，数额之巨令人惊叹。民国时期，有些著名文化人，甚至以此为谋生手段。……翻阅前人的日记和民国期刊，可以发现大量润例的广告，这些广告都是一些著名旧派文化人刊登的，明码标价，毫不含糊。”[8]关于文学创作中的稿酬问题，即使是鲁迅这样的大家也十分在意，当代文坛上的版权之争更是不绝于耳。 上述事实表明，经济文学与文学经济是相伴而生、不可分离的。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经济文学化和文学经济化的趋势日渐凸显，文学批评中的“经济批评”随之浮出水面。王永钦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蛙》等文本关于生育问题的文学反思不同程度地蕴含着经济学的信息。[9]前述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某些文学作品的经济学审视也具有很好的示范效果，类似的专门化研究不在少数。“经济学家曾经研究过鲍姆（L. Frank Baum）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看出作者在这本童话作品中，表达了对美国在19世纪末货币政策的看法。也有人借着经济学，分析荷马(Homer)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的英雄受到女妖歌声的诱惑并非缺乏自制力，而是特殊条件下理性选择的行为。”[10]中国学者韩毓海以笛福和亚当·斯密为例，对西方文学中文学与经济的互惠共生现象作了精到的个案分析。他说： 众所周知，丹尼尔·笛福是18世纪英国的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首先是个经济学家，确切地说他始终是个商人。在当时他自己生活的时代，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是没有名的，但作为一个商人和一个国民经济学家非常有名。他是第一个提出自由贸易理论的人，国民经济学和自由贸易理论都是他提出来的，那个亚当·斯密是跟他学的。而他的出名是因为一本经典性的国民经济学著作《英国商人手册》而不是《鲁滨逊漂流记》，后一本小说根本就没用真名来写，这是其一。其二，亚当·斯密，他是个文学家。他是教文学的，他1748年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教的就是文学和修辞学。他当时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出名的。他的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基础都是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是研究“人性”的。所以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人文主义是整个18世纪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11] 论者所举例证可能不够周全，但比较典型，客观上也能够说明文学与经济学并行不悖的交融关系。 其实，不独文学反映经济生活并在流通中体现经济特征，影视艺术和网络艺术本身就是技术、艺术与商业的跨界融合。 再次是牵引力量——市场经济规则的体制化运作。 人们长期争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但有一种“联系”似乎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就是，“socialism”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只不过该思想主张由社会拥有和控制资本、产品、土地、资产等，尊重公众利益和共同富裕。伴随着新中国尤其是新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经济杠杆的强势运作，中国当代文学形态的经济功能不断加强，社会历史批评领域中的文学经济学批评不仅已经成为可能，而且正在凝聚为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并有力地调整着当下文学批评的新常态。 新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既是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开放性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现代经济规律持续探索和日渐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系统中的驱动作用，导致经济力量与文化要素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济文学和文学经济、经济文艺学和文艺经济学、经济文化学和文化经济学，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和强度交融互动。难怪艺术家达明安·赫斯特如此感叹：“金钱使一切事情变得复杂。我真的愿意相信艺术比金钱更有力量，但这只是艺术家的浪漫想法。有时，我开始隐约觉得金钱的力量更大。”[12]在这种背景下，文学批评想远离经济和市场显然是不可能的。 探讨市场体制对于文学艺术经济功能的刺激以及对于文学经济学批评的牵引，重在考察文艺市场的形成、文学创作生态的改变以及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在文艺生产活动的早期，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今称消费主体）之间客观上构成了潜在乃至显性的交换关系和交易局面。因而，从词源学意义上说，包括文学活动在内的自发市场与自觉市场、民间市场与官方市场、大众市场与精英市场、微观市场与宏观市场等，都是历史生成的传统概念。但毫无疑问，今天市场经济层面的“市场”无论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无法与传统市场相提并论。 文艺在市场轨道上发展的现实情况表明，市场体制一方面激发了创作主体的效益观念和创新意识，另一方面又激活了广大文艺消费者的期待视野。尤为重要的是，文艺生产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更有力地保障了接受主体的参与度，因而也更好地达成了文艺活动的创造本质和对话潜能。这在新兴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有着更充分的体现，韩剧、美剧的创作方式以及韩美剧近年在中国的热播可为佐证。广受欢迎的《来自星星的你》最后一集直到播出前一周才最终敲定。这种俯下身子、贴近民众、尊重消费的谦恭态度和扎实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