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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经济学批评范式作为方法论的价值辩证 针对文学活动开展经济批评是一种世界观、艺术观的时代体现，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决定了它的方法论价值，因而需要认真面对和深入探讨。 1.文学经济学批评范式的方法论价值。 首先，有助于拓展文学批评新视野。 自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诞生以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尽管文学批评流派众多，形态各异，但影响最为深广、表现最为活跃的主流批评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批评。这种批评将社会、作家、作品、读者有机联系起来，特别关注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之间丰富、活跃而生动的多样化联系，并适时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某些合理因子，在自我完善和发展中保证了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能够在“人学”的轨道上负重前行，客观上成为了当代文学界唯一名副其实的主流批评范式，并引导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路向。文学的经济批评正是广义社会历史批评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语境下文学发展现实的一种理论回应。这种回应最显著的方法论意义就是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新视野。 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既然当代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力量，那自然应该成为文学艺术的重点反映对象，与此相关，文学批评的经济视野便是理所当然的文化选择了。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文学批评“文以载道”、“文以代变”思想的逻辑延展，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必然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消费表征出符号经济学的功能，对于文学活动的经济批评显然强化了上述文化功能。 其次，有助于丰富当代文学批评系统的话语方式。 任何一种较为成熟的批评方法都有一套相对独立的话语方式。崔志远曾系统考辨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话语范型的三大变化：一是恢复十七年和“文革”期间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话语，如人性、人情、人学、共同人性、写真实、形象思维、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等；二是吸收西方外来理论话语，如文本、语境、权力、颠覆、原生态、零度情感、总体社会、终极关怀等；三是自创新话语，如主体论、性格组合论、人文精神、文艺心理、审美意识形态等。但无论怎样变化，新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范型集中体现为三大关键词系列，即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本质论系列，以创作方法为核心的创作论系列，以艺术形象为核心的本体论系列。[20]他所指称的“关键词”主要限于传统的社会学批评领域，本质上属于广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谱系，只不过它侧重于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一元决定论。 文学的经济学批评范式固然同属社会历史批评一脉，但开放的时代观念使之将“经济”作为多维批评方法中的一维加以创新运用，并在创新运用的具体实践中挖掘、生发、提炼出一整套具有自身独立价值意涵和美学追求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的基本关键词有：经济基础、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艺术生产、文艺生产力、文艺生产关系、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符号经济、文艺市场、文艺竞争、文艺商品、文艺流通、文艺消费、文艺管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票房价值、上座率、点击率、文化工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服务、文化资本、资源配置、GDP、中产阶级、商品无意识、经济效益等。这些关键词，既有对过往社会历史批评相关术语的保留，也有采自当今经济语境的鲜活概念，而后者恰恰体现了经济批评范式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独特贡献。 其三，有助于优化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格局。 应当承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伊始，我国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格局有了显著改善。这种改善首先表现为打破了意识形态论（包括阶级斗争论）一论独大的局面，在传统批评与现代批评、本土批评与异域批评、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人文批评与科学批评、内容批评与形式批评、宏观批评与微观批评、本位批评与比较批评等诸方面，均取得有目共睹的实绩。尽管如此，人们对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系统中的两大缺陷仍时有微词：一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现代转换乏力，二是西方现代批评方法的本土化借鉴“夹生”。前者与时过境迁有关，后者与水土不服相连。其实，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必须追求批评行为的有效性，这就出现了文学批评“接地气”的问题。辩证地看，对于文学的经济批评并不代表当今文学批评的最佳选择和唯一方向，但它绝对是“接地气”的有效批评方法。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一方法并予专题讨论，是因为这种批评方法不仅客观存在和非常重要，还因为它在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的既定格局中没能占据应有席位，或者说它长期被主流批评家排斥在正统批评的版图之外。因此，本文期待通过对于文学经济学批评的专门阐发，使之正本清源地与其他方法一道进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大雅之堂，借以充实和优化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格局。 同时，文学经济学批评还通过对文艺经济学的建构来助益当代文艺学科的发展。作为研究文学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学科，文学经济学重在研究文学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的规律。潘凯雄在上个世纪末就注意到文学经济学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就文艺学科的整体建构来说，组建一门具有中介学科性质的文学经济学尤显迫切。[21]从对于文学的经济学批评到构建新兴文学经济学学科，再到回过头来运用文学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和基本方法指导和检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并在指导和检验的过程中不断“试错”和“证实”，这正是文学经济学批评得以存在的最高理由，也是其获得持续生长的必由之路。 其四，有助于宏观把握中国当代社会历史批评的演进规律。 通过对新中国社会历史批评由政治学批评到经济学批评演进路线的扫描，一方面可以领略社会经济转轨对于文论转型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便于把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流范式递次衍变的基本规律。 关于经济生活与文学批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论转型间的关系，刘方喜作过极为宏观的描述。他从文艺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将1919-2009共90年间的中国文论分为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三个阶段。站在文学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交接点上来思考文学经济学批评作为方法论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我们显然不能忽视四种促动因素：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现代性追求的必然结果；二是社会发展与个性化审美逐步契合的表现；三是文学批评学术创新的自律化要求；四是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批评学科化、时代化、本土化建设的必要。 2.文学经济学范式在批评实践中的局限性。 文学经济学批评是当代文学批评对于以经济建设和市场消费为中心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活动的理性观照方式，它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学与经济的角度据实触摸并重新发现社会生活之于文学创造活动的巨大能量，科学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社会现实关怀，具有实践层面的可靠性和学理层面的正当性。但是，过度乃至一味强调文学批评的经济维度，将导致对于其他外部维度和内部审美维度的忽视或轻慢，并有可能刺激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现实功利冲动，亦即存在着异化文学创作及其批评的潜在风险。这意味着，文学经济学作为范式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为最大限度地克服文学经济学批评在操作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做到以下四点十分必要： 第一，谨防落入形而上学经济唯物论的陷阱。 形而上学的经济唯物论又称形而上学经济决定论。该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把经济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唯一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第二国际首领伯恩施坦以及俄国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孟什维克等都是经济唯物论的倡导者与吹鼓手。不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固然将生产方式视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但生产方式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广泛的相互联系，单纯追求或过度强调经济因素对于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文学接受乃至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建构的决定作用，都是片面的。不仅如此，即使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马克思所选择的主要研究对象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考察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以及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与百年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也具有显著不同的语境和特征，需要科学分析，区别对待。 第二，辩证考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 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即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表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政府管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制式，这种双制式市场形态恰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具体而言，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创作、传播、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就不可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这一点，既受制于我国独特的市场经济结构规定下的市场经济功能，同时也与文学创造活动以及文学产品特殊的精神属性密不可分。 第三，积极矫正文学批评过度商业化的偏向。 生活与经济、经济与文学、文学与文学批评之间固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毕竟不是生活本身，当然更不能将之等同于经济生活。然而，1990年代以后，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同进入了商业化运作的轨道。莫言认为，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倾向并非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以而且应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举例说，美国、欧洲、日本等差不多实行了上百年的市场经济，但一直产生着许许多多真正的、优秀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因此，他相信，即便中国的市场经济永远走下去，也不会大面积出现为了适应市场而牺牲自己创作个性的创作局面。他表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自己会坚守底线，写出“真正能够表现出我内心深处对文学的追求和我的理念”的优秀作品。[22]我们也愿意相信，莫言最终摘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除生活积累和写作智慧等因素外，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极端热爱和执着追求不无关系。文学创作如此，文学批评也不例外。 第四，合理兼顾市场外的相关维度。 这里所说的市场之外的力量，既包括传统层面的精神诉求，也涉及必要的社会管控，当然还应该兼顾经济学之外的主体自律和学术创新等。S·齐泽克曾建议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结合起来以增强文艺批评的穿透力。他说，“马克思的阐释程序和弗洛伊德的阐释程序，更确切地说，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下，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23]他所提供的方法论未必适用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具体语境，但他所倡导的批评观念的综合创新却是值得关注的。至于市场之外相关维度的多元互见，即可采用高度宏观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维度，也可发挥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心理学、地理学、符号学、语言学、宗教学、美学等维度的传统优势，还可运用其他更为具体的具有批评自洽性的现代自然科学维度。这些多层多面多维的文学批评实践，既反映了文学活动自身的创造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相应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交叉统一原则。特别是在非饱和或不充分市场经济环境下，超越市场经济边界的多元化文学批评思维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 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视域中经济范式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功效，一方面表明社会历史批评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某种历史惯性。因此，必须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生产与物质生产间的丰富表现，从而坚定发扬政治民主、倡导百家争鸣、实现批评自由、推进学术精进的决心和信心，努力实现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中国化、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本土化、经济批评范式的审美化以及四者间的互惠融通，以切实解决中国文学批评未来范式的现代性、科学性和自信心问题。面对已经到来的信息化、网络化、多元化、全球化语境，文学批评者既不能迷信“经济实用论”，也不可盲从经济与文学间的“二元对立论”，而应提倡并践行社会主义文学批评的多元发展观，以整合、优化并最终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形态及批评理论体系。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