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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古今 感怀兴亡 晚唐政局重心失衡,士人呈现出矛盾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心恋魏阙,怀才抱器,希望扶大厦于将倾;另一方面,朝政腐朽昏聩,自身坎坷不遇,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因此,晚唐诗人往往将对现实的思索融入盛衰兴亡的慨叹之中,试图用儒家之道整肃政治秩序,以此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 杜牧“世业儒学”,熟稔“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将朝政混乱的原因归结于“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乱不止”(《上昭义刘司徒书》)。因此,《过骊山作》中言道“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旁穷百姓”,主张帝王只有坚持“民本”思想,才能守住辛苦创立的万世基业。《过勤政楼》中感慨“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在微讽玄宗宴饮纵乐的同时,对“勤政”进行现实的观照与反思。 如果说杜牧还只是体验到了政局山河日下的衰落趋势,那么罗隐的一生可谓见证了大唐的覆亡。他“才了十人,学殚百代”(沈崧《罗给事墓志》),却“十上不第”,坎坷困顿,对朝廷的弊政和百姓的苦难体会尤为真切,故其常借咏史来兴刺时弊,在治乱兴亡中灌注了强烈的愤激之情与济世之心。如讥讽陈后主不恤政事,隋兵攻下台城时仍诗酒笙歌,最后落得“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台城》)的下场,为当朝统治者敲响警钟。可以说,罗隐的诗作因其儒学的济世情怀而得以深化,呈现出愈发敏锐的现实关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使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而唐诗的创作,既有国家意志对儒学的强调,又有纯然愉悦性情的自由创作。总体看来,儒学蕴含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与情志,在其精神指引下,诗人们追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理想化的文学样态,在创作个性得到充分舒展的过程中,共同铸就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