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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箴规引领 风雅兴寄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 贞观之际,太宗“以文德绥海内”,魏征等重臣抗颜进谏,甚至在应制诗中屡陈儒学主张。如魏征在《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学典故,“万国会涂山”将太宗的元日盛典比附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之事。“声教溢四海”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之意。“复咏南风篇”出自《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灼烁耀金蝉”句的“金蝉”意象借鉴陆机《寒蝉赋》“蝉有五德。……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暗含对德行的箴规。可见,在颂圣的同时,无论是典故的选择,还是意象的营造,皆以儒家的操守行规谏之举。 玄宗亦秉承贞观遗风,大力提倡儒学,他亲自注释《孝经》,于开元十年“颁于天下”,又于天宝二载“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玄宗的这一举措由“孝”及“忠”,除发挥调和社会矛盾的理政作用外,还坚定了士人对儒学理想的追求,强化了士人“在家守孝,在朝尽忠”的道德操守。在这种为政举措的引导下,张说言“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东都酺宴四首》),苏颋言“孝思敦至美,亿载奉开元”(《奉和圣制过晋阳宫应制》),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传播朝廷的思想文化主张。 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明吴汶、吴英《历朝应制诗选凡例》),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