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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时合事 裨补时阙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步入了开天全盛时期,然而在盛世繁华的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安史祸乱,诗人们反思朝政之失、忧叹百姓之苦,在家国情怀的书写中形成了新的诗歌风貌。 杜甫一生“奉儒守官”,并将儒学信念融入到诗歌创作中。青年时在齐鲁游历写下《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孟子·尽心上》),抒发了诗人奋发昂扬的功业志向。只是当时杜甫阅历尚浅,还未能将儒学沉淀为一种情感底蕴。而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等诗篇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不仅在于杜甫以切身经历写出了战乱之苦,更体现为他在“黍离之悲”的沉郁诗句中倾注了儒者的坚定与深情。可见,在经历安史之乱后,杜甫不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急于求官,而是感受到了国家艰难、民生疾苦,在诗作中记述家国之悲,抒发黔首之痛,真正把家国理想熔炼在诗歌创作当中。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并将儒学的复兴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实现“见之者易谕”、“闻之者深诫”、“采之者传信”的微讽之效。 总之,唐代的士人或是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或是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