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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濒危的全球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日趋走向国际化，跨越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际显得越来越重要而频繁。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短。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也随着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变化，于是语言求同（或语言趋同）已逐渐成为世界语言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趋势，并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发展。在这种语言趋同的大趋势下，不同的语言面临着不同的生存空间，有的语言跟不上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日益贬值，进而出现母语危机，并可能走向消亡。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濒危语言现象已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并在不断发展，同时濒危语言问题也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被提升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国际语言学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语言大会（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Congress）上，濒危语言问题被定为这次年会的主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在1995年11月18日至2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濒危语言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咨询交换中心（International Clearing Hous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以协调濒危语言工作；同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Endangered Language Fund）。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据语言学家们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了，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70％－80％陆续失去它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大卫·克里斯托，2001，3）。据美国萨墨语言学研究所戴维·克里斯特尔于1999年2月在英国《展望》月刊上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使用者不到100人的语言有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人的语言有1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0人的语言有3500种，使用者不到10万人的语言有5000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有其不太确切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全世界现有的语言数量在不断减少，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语言在面临着消亡的威胁。就如戴维·克里斯特尔在其著作《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指出的：“世界上较小社团的语言可能消亡的速度确实值得注意。亚马逊河探险发现了许多新语言，但也发现语言迅速地消亡，因为那里的印第安人被处于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所吞没。在一代人之内，一种语言的痕迹有可能完全消失。政治决议迫使部落迁移或分裂，富裕的经济前景将吸引村子里的年轻人离家而去，新的疾病造成死亡。委内瑞拉库卢埃尼河下游仅一个村使用的特鲁迈语经1962年一场流行性感冒，把讲这种语言的人减至不足10人。19世纪，据知巴西有1000多种印第安语，而今天，只有不足200种了。”另据怀斯的统计，目前在秘鲁已灭绝的印第安语达84种，濒危或正走向灭绝边缘的语言有十几种。 其实，语言濒危的严重性还不止上述这些，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母语危机的还有很多。如埃雅克语，［1］早在远古时代居住在横贯阿拉斯加的育空河和塔纳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就开始使用了，它是纳瓦霍语、阿帕切语等土著民族语言的母语。19世纪中叶，埃雅克族在阿拉斯加海湾沿岸的科尔多瓦四周建立了具有数百万人口的社会，他们拥有独自的语言、独自的神话和独自的诗歌，还有独自的道德观。现在埃雅克语行将结束其历史，一位名叫马利·史密斯·琼斯的埃雅克族女性成为了以埃雅克语为母语的最后一人，如今埃雅克这种语言只存在于琼斯的头脑里了。她时常独自念叨祖先的语言，“我很希望听听是什么声音”。而象琼斯这样没有交谈对手而感到孤独的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根据世界语言要览《民族学》的统计，仅剩一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有52种，只有极少数高龄者使用的濒临消亡的语言达426种。同样， 自欧洲人移民澳大利亚以来的200多年间里，澳大利亚已有150种土著语言寿终正寝，现在又有100多种语言“濒临消亡”。 也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大约6000多种语言，在21世纪，其中有一半的语言行将消亡，200年后，其中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说，人类有史以来，许多语言诞生后又渐渐消亡了，然而，像今天这样语言消亡的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二 我国语言濒危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120多种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我国有无数语言由于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原因消亡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可以用“文字异型，言语异声”来概说当时的我国社会语言状况，上万个诸侯国，语言的种类很多。这些语言后来或者是融合了、或者是被替代了，乃至一些在历史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后来都无影无踪了。［2］而我国现有的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包括台湾高山族使用的15种以上的南岛语系语言）中，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口超过千人的语言，也并不表明它们有很强的生命力。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目前还不属于濒危语言，如居住在云南中缅边境的独龙族使用的独龙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很快消失；有的语言则不同，从各方面分析它已处于消亡的边缘。例如满族虽然有数百万人口，但满语仅仅有少数老人使用；畲族虽然数十万人口，但会使用畲语的不足千人，而且大多是双语人，其中的大部分人的第二语言比本民族语流利，可能再过若干年后，畲语也将陆续消亡。类似的语言还有仡佬语、塔塔尔语、赫哲语、阿侬语等，也都属于处在消亡边缘的语言。 最近，中国新发现语文研究课题组在贵州进行调查，发现80年代还有人使用的羿语已经完全消失。列入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计划的木佬语，也仅仅有几位70多岁的老人还勉强会讲。可以预料，再过若干年，现在会使用木佬语的几个老年人一去世，这个语言也将消亡。另外，像语言使用人口很少的普标语（约50人使用）、木雅语（约1500人使用）、格曼登语（约200人使用）、怒苏语（约800人使用）、基诺语（约10000多人使用）、达让登语（约700人使用）、业隆话（约450人使用）也都正面临着消亡的危险；除此而外，属于侗台语族仡央语支共8种语言，包括仡佬、木佬、拉哈、拉基、羿、布央、普标、恩（环侬）都属于濒危语言。［3］ 语言濒危是一种全球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表现的濒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而从上表的数据可知，在我国语言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上的，情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语言虽然人口不多，但其语言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前述的独龙语；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很多，超过数百万人口，但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如满族使用的满语，仅有极少数的老人使用；有的民族虽有数十万人口，如象畲族，但会使用畲语的人还不足一千，而且大部分人的第二语言比母语流利。类似的情况还不少（见前述）。 由于语言濒危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现象，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的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速度。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埃及的一部分科普特派基督教徒，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在家中尽量使用仅在宗教仪式时才使用的科普特语，从而避免了科普特语的消亡。［5］又如1988年，日本有100多位语言学家联名给政府写报告，要求建立抢救濒危语言的基金，并获得了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建立了环太平洋地区的抢救濒危语言的基金；［6］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7］在我国，濒危语言问题也引起了我国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2000年10月16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在我国，这还是首次把濒危语言问题作为专题内容来进行讨论的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围绕濒危语言在我国现阶段所表现出的个性特点与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问题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如何立足我国弱势语言的实际进行语言资料的保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这次会议对推动我国重视和加强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在国内，濒危语言通常理解为使用人口比较少、社会使用功能逐渐萎缩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许多民族语言因使用功能弱，加之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书面语，规范程度低，所以一般都处于濒危的状态（只不过濒危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许多领域逐渐被汉语取代，使用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逐渐被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取代，以致有些既没有民族文字又缺乏通用环境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面临即将消亡的地步。因此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或趋向濒危状态。”于是，国内的一些著名语言学专家针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情况，提出了界定是否属于语言濒危的对策性建议：“就目前我国的语言实际来看，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否将处在马上消亡，或者能否将那些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就会消亡的语言看作是濒危语言，因为它们确实处在马上消亡的境地。”［8］ 针对目前我国语言濒危的情况，一些有识之士为抢救这些濒危语言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语言学家对一批新发现的或者早已发现但未进行过系统调查的语言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描写研究。出版了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和《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等一些较全面反映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面貌和类型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的不足，深化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如香港城市大学王士元教授主持的“中国南方的濒危语言”项目则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记录和保存濒危语言，用计算机处理语料，展现了科技手段拯救濒危语言的前景。台湾有关科研机构和南岛语言学专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实施了《台湾南岛语言调查研究》、《台湾土著语言的比较研究》、《高山族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等调查研究计划，并且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期刊《民族语文》杂志自1979年创刊以来，不定期地刊发了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语料，深受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一致好评。然而，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语言学专家和有关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有关部门、机构的积极配合，还要有政府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没有多方面的配合，语言保护和抢救计划都将难以实施。当前，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对我国的影响无疑将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会影响到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西部大开发涉及包括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内的12个省区。这里居住着51个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90％以上，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30％，使用着60种以上的语言、30种文字。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重要特征。而语言除了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外，还要受到社会发展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将给民族语言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尤其是对濒危语言的影响。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如何处理好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保持问题，如何处理好民族语言文化的宏扬和保护问题，以及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充分发挥民族语言文化的作用，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才能保护好人类的生态环境，以便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好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生态资源，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文化资料的重要课题。 三 我国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人类生态独有的特性就是要将人类族群里的结构和组合，和其所在的地域环境连接起来，形成互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扩展，人口、资源、环境和语言文化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生态学成为与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最近的科学。人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即是人类文化。文化即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的一种社会生态适用。面对人口、环境、资源和语言的生态危机，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修复遭到生态破坏的环境，这样才能使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构想。 最多样的生态系，便是最强健的生态系。因而，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便是因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出多样的文化，去应用各种不同的环境。可以说，这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 如果说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成功发展的前提，那么，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就至关重要。因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或者说语言的多样化），就意味着人类多元的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一种人类语言的消亡，就意着人类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这正如何阿拉斯加土著民族语言中心的米凯尔·克劳斯所长所说的：“多语并存有诸多好处，例如在现代医学知识里，不少是从使用动植物的传统治疗法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土著民族的语言不存在的话，那么有关当地的动植物的重要信息也就无从得到了。”［9］而要探讨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问题，首先得认识造成语言生态濒危的原因。 就世界范围来看，造成语言濒危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一些非自然的因素。一方面，语言接触是造成语濒危现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发生密切接触后，必然使得弱势语言的使用领域进一步缩小。但同时语言濒危现象的形成也与语言状况和民族经济、社会形态、文化结构以及通讯手段、交通工具的发展有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语言濒危现象也可以说是社会进步和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势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散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除此而外，象疾病、战争、强迫同化及其现代社会生活进程中语言趋同趋势的不断发展，都会使一些文化处于弱势的小民族语言的交际空间和功能逐渐萎缩，而最终濒临消亡（或者说是死亡）的境地。 如果说目前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是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语言使用人口以及通讯技术等因素所导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途径来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使语言作为文化载体这一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挥。 1．充分认识语言（母语）价值，创造使用环境，延缓其消亡的速度。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赋予我们的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从文化载体这一功能角度考虑，对那些面临着濒危的语言设法加以保护。我们知道，保护濒危语言的意义，最根本在于它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没有多种语言并存，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正如张公瑾教授所说的：“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际功能，多一种文化体验，多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10］因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以濒危语言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决不能凭主观去测定它将什么时候会消亡，更不能主观地去测算将什么时候会消亡，而要多侧面、多角度地去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和各种自然、非自然的种种人为因素。 2．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的大好形式下，对语言使用环境的保护与对语言的保存一样重要，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我国少数民族聚区和民族自治区域的民族语言使用环境。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一些小范围内作为经济交流主体语言的民族语言将会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因此，在实施开发大西部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好孰轻孰重，对濒危语言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关系重大。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持关系深远。换句话说，就是要使我国民族语言的文化生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和保持，必须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自治区域的濒危语言文化生态保护区。 3．濒危语言语料要书面化和档案化。主要包括：（1）通过语言的田野调查，以抢救活着的语言材料，作为书面材料永久保存；（2）加强濒危语言材料的以及对这些语言的社会功能进行研究和历史分析，考察其结构变异和功能萎缩的原因。这样不但可以为语言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线索，而且可以为人类保留一个语言文化品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积累珍贵的财富。同时，社会语言学通过加紧对濒危语言社会文化功能的发展变化特点的分析，不但可以为语言研究提供个案材料，为制定有关的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可以为国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对语言的调查、记录是濒危语言文化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面，那么加强各民族语言、方言变异材料的搜集与研究同样是濒危语言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56个民族所呈现出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民族间的接触极为频繁，使得语言变异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语言资料和文化资料的重要来源。其重要性就正象王士元教授所说的那样：“近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越来越关注我们的环境，关心、保护我们这个星球上所出现的生物学物种的工作，当然我们同样也应该不遗余力地有选择地保护有价值的语言学变异，就象保护数千年来人类文明进化的成果一样。在这种差异中，能找到很多有关中国过去历史的答案，以及有关人类语言能力的类型范围等问题的答案。每一种语言确实都是向我们周围世界敞开的窗口，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它今天的不同景象，而且还有很多在世纪以前的情形的反映。为了要知道选择那些来加以保护，迫切需要把理论的发展和资料的搜集同步进行，以便我们能够从各种素材中识别出关键的资料。”［11］ 4．实施正确的语言规划和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以延缓语言消亡的速度。我国是多民族多语言的社会主义国家，语言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保存我国濒危语言资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十分突出，对弱势语言或即将消亡的语言资料，应抓紧时间调查研究，加以记录、保存和刊布，这将有利于语言文化的保存和学术的发展。对此，我国有一些语言学专家也曾提出了如下的对策性意见和建议［12］：（1）成立全国性保护濒危语言机构，如成立濒危语言委员会或者濒危语言研究小组等，以争取国家投入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开展濒危语言资料的保存和抢救工作；（2）根据轻重缓急的需要，陆续调查研究和刊布濒危语言资料。其中，最主要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抓紧时间调查弱势语言，为每种少数民族语言出版一部较深入的描写性的语言学专著；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为每种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特别是语言人口越来越来少的少数民族语言编辑一部词典：调查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整理和补充50年代调查的语言和方言资料，建立计算机词汇语音数据库，陆续出版这些珍贵的语言资料；录制中国少数民族语文音档，用多媒体技术，录音和录象等现代化手段大量保存少数民族语言中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声像资料；（3）为每种濒危语言制定一套拼音字母，教会本民族对此感兴趣的知识分子，作为记录和保存该民族语言资料的有效工具；（4）建立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基金（包括官方和民间的语言生态复兴组织等），开展此项工作的舆论宣传，争取国际国内团体的赞助，以推动此项事业的发展。 5．开展切合实际的双语教育。这是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又是处于弱势文化群体的少数民族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保持其使用活力的有效手段。双语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复合型的双语双文化人才，在双语的学习和运用过程中吸收、融汇并传播不同的优秀文化，解决目前传统和现代的矛盾，从而使人成为全国发展的人，使一个民族成为全面进步的民族。在这种双语教学中，母语是基础，新学习的语言是第二语言。对世界绝大多数民族而言，母语是一种传统文化成果。学习一种使用面广的语言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学习现代化程度低于她的民族语言，可以形成一个平等地使用各种语言的文化氛围，使各种语言都有经常被使用的交际空间和交际机会，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濒危语言使用交际环境的作用。曾有人利用生态学的原则和观点对人类的文化和古文明的兴衰作过透视，认为“文化即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的一种社会生态学适用，而文明则是某一种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13］其观点很有道理，因为通过第二语言的学习，可以从不同民族的文明成果之中汲取到营养，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首先是固定在每个民族的语言之中的，汲取这个民族的文明成果，首先还得通过该民族的语言来实现。因此要挖掘人类文明这个庞大的宝库，也就要学习第二语言。譬如生态环境的差异会形成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群（族群）适应社会生态环境的方式，以解决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的生存问题。由此出现了世界上风格各异、五彩缤纷的民族语言文化。如居住在荒野草甸的民族便以饲养牲畜为业，便出现了以畜牧为基础的民族语言文化；散居在山地和盆地平原的民族，使用烧荒开垦田地的方式，种植五谷杂粮，出现了以农耕为基础语言文化；分布在湖泊沿海一带的民族，以捕鱼和获取海产品为主，自然形成了以渔业为基础的民族语言文化。而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通过第二语言的学习，可以了解到生活在不同区域和地理环境下所形成的各民族语言蕴含的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因此，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第二语言的学习，不仅可以增进民族感情，而且还能达到民族文化沟通和交流的双重功效，这是其他东西所无法替代的。 6．我国的民族语言政策可以总括为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我国所制定的民族语言规划和民族语言政策都是以丰富和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长远利益为出发点的。随着西部大开发的逐步深入和速度的加快，民族语言和汉语（包括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将会达到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在同样的条件下，处于不同境况的民族语言生存和发展的前景会变得不一样。在新的形势下，对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生态保护”工作就应有轻重缓急。因此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濒危的语言，应该考虑制定一个特殊的旨在保护“语言生态”的政策和立法。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抢救和保护好我国丰富的民族语言文化资源。 7．培育族群（民族）积极的参与意识，使族群（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使命感。这就要我们协助他们转变观念，认清语言消失之后果，让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有自信、有自尊、有荣誉感，使他们能够自动、自发、自觉地参与或担负起拯救濒危语言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一味地将希望本族群（民族）以外的基金会、濒危语言保存协会以及学校等团体来担负拯救的责任。通力协作，才能使抢救濒危语言的行动从学术性转化为现实性，从个体性、团体性转为群众性和社会性，使族群（民族）语言继续得以存活的希望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枫华．21世纪：现有语言将消亡一半［J］．编译参考，2000，（11）。 ［2］张公瑾．语言的生态环境［J］．民族语文，2001，（2）。 ［3］普忠良．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综述［J］．中国民族语言学会通讯，2000，3～4。 ［4］孙宏开．中国空白语言的调查研究［Z］．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M］．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88：3～17。 ［5］［9］枫华．21世纪：现有语言将消亡一半［J］．编译参考，2000，（11）。 ［6］孙宏开．关于濒危语言问题［Z］．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联合召开的“关于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论文（未刊稿），2000。 ［7］张公瑾．濒危语言与文化生态［Z］．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联合召开的“关于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论文（未刊稿），2000。 ［8］［12］普忠良．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纪要［J］．民族语文，2000，（6）。 ［10］张公瑾，语言的文化生态［J］．民族语文，2001，（2）。 ［11］王士元．语言的变异和语言关系的研究［Z］．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13］周鸿．人类文明的生态透视［J］．思想战线，199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