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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 文学艺术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文学艺术虚构与实在世界究竟有什么关系？这是自古典时代以来所有的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基本，也是最困难题目。我们凭直觉感到这两者肯定有关，但是如何相关却至今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 最近十多年出现的可能世界理论，应当说是迄今为止关于文学艺术与现实关系最复杂的论辩，它并没有推翻先前的各种理论，但或许提出了一种比较有效的说法。可能世界理论至今并非完善，各家说法不同，尤其是应用于文学艺术，有许多问题至今尚在争论中，更有相当多空白点。本文希望证明：应用可能世界理论，可以对虚构的本质得到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对这个几千年难题提出一种较新的看法。此理论的“过于逻辑”，只是一个假象，应用到文学艺术时，完全可以用人文化的方式来理解，而且也只能从人文角度加以推进。 可能世界，有别于不可能世界，也有别于实在世界。我们先讨论可能世界与不可能世界的区分。 思想似乎是无边界的，不受任何拘束的，文学艺术更为如此。东西贤哲早注意到许多不可能的命题。钱锺书曾引证多种古籍，指出不可能有几种：有“事物之不可能”如《大般若涅槃经》“毕竟无：如龟毛兔角”；而另有“名理之不可能”，如“今日适越而昔来“，“狗非犬”、“白狗黑”。又引《五灯会元》卷二傅大士《颂》：“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又引《五灯会元》卷一六：“无手人打无舌人，无舌人道个什么？” [1] “可能世界”作为一种理论，源自莱布尼茨1710年的著作《神正论》。他试图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多种罪恶与灾难辩护：上帝全知全能的又是至善的，肯定给了人类一个比较起来最好的世界。既然我们的世界有各种缺陷，那么其他各种上帝“可能创造的世界”中肯定都免不了，而且更糟。可能世界，就是可以替代实在世界（而实际上却没有替代）的任何世界。此后世代，为神创说辩护的压力渐渐减弱，莱布尼茨的这种理论渐渐被忘却。 到二十世纪中叶，哲学界和文艺学界才重新发现，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用来解决当代许多难题。分析哲学家用来解决语义逻辑学中的“真值”问题；文艺学家用来解决文学艺术的虚构品格问题。 可能世界理论，应用潜力很大，也可能更适用于文艺学。哲学界和逻辑学界，讨论的是命题的指称与真值，语句命题描述的细节量相当有限，其指称物至多是“事物”或“事件”。[2]称之为“世界”，只能说是一种过于夸张的比喻，因此辛提卡建议改“世界”为“情境”。[3]那样就改掉了莱布尼兹原意。文学艺术不同，相当篇幅的叙述（例如小说、电影、电视剧），可以提供足够大的细节量，至少能比拟一个“世界”。 可能世界，首先是相对于不可能世界而言的。上面引钱锺书所说的“名理之不可能”，即逻辑不可能，是违反排中律与矛盾律的命题：排中律规定了在同一命题中，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必有一个是真的，例如不能说：“两人同时互相比对方高”；矛盾律要求在同一个命题中，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时是真的，即不能对同一对象既予肯定，又予否定，例如不能说 “他来了但是没来”。矛盾律也要求一个命题中的两个描述词不能互相取消对方的基本定义，例如“方的圆”，“结了婚的单身汉”，1+1=3，以及钱锺书举的例子“狗非犬”、“白狗黑”。 第二种是钱锺书谈到的“事物之不可能”（physically possible），此词经常被翻译成“物理上不可能”，甚至有人理解为“生理上不可能”。[4]多勒策尔认为“事物之不可能，只是不可能实例化”，[5]并不是逻辑上不可能。因此，事物不可能，应当分成三种仔细分辨： 一种是从常识上说不可能，例如钱锺书引的“龟毛狗角”。应当说，此种“常识上”不可能，不能认为是真正的不可能。看到过绿毛乌龟的人，已经知道“龟毛”可能；没有见过“狗有角”的人，只要对科学技术有信心，总有一天会见到。实际上任何能想象的东西，总有一天科学上能实现，只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逻辑学家莱舍讨论过“狗有角”命题，认为这是一种“靠心想的非存在可能”，是一种可能，只是缺少本体性。[6] 第二种，常称为“分类学上不可能”：会思考的南瓜，会说话的汤勺，会给猫安地雷的老鼠，母羊生下人的孩子，变成虫的人。此类“分类学不可能“是虚构最急于突破的障碍，在各种虚构作品中出现得太多。瑞恩认为分类学上不可能“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而是实现此种可能性的或然率极小”。[7]可以说这些是最接近不可能的可能，笔者下文会讨论它们是不可能与可能的混合。 第三种，是违反众所周知而且文献上无法推翻的历史事实的“反事实”，例如“太平天国占领北京推翻清朝”。历史事实（既然已经称作“事实”）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历史本身的演变充满了偶然。[8]因此，发生的事件，实际上是许多可能的演变路线中唯一被“实例化”的路线，成为既成事实，却并无逻辑必然原因。而其他没有被实例化的路线，构成历史的“反事实可能世界”。 第四种可能世界，即“心理上可能”。个体的心理、欲望、梦幻等，并不按逻辑或“事实”来处理，无需实在化，因此人的心理完全淹没在可能性之中。有没有“心理不可能世界”？笔者认为没有，有些论者说的“心理不可能”，意思只是“心理上不可接受”。考虑到人心各有不同，没有心理上绝对不可接受的命题，哪怕是逻辑不可能，心理活动中（例如梦中）也有可能。 总结以上四种情况，笔者想指出：可能世界范围极宽，没有物理或生理的不可能（体能上，技术上，不可能只是暂时的，只是当今条件下判断为不可能），也没有“事实”的不可能（因为事态的发展充满了偶然性，没有必然），更没有心理不可能。因此，只有在逻辑上可以形成“不可能世界”。也就是说，只有逻辑上违反矛盾律与排中律的“不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可能，大多数俗称为“不可能”的命题，只是不同程度地异常的可能。 说清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虚构是心灵活动，依从的是“心理可能性”：在虚构世界中，从逻辑的必然，到各种逻辑可能，一直到逻辑不可能，都可能出现。 2. 实在世界 可能世界的另一对立面，是“实在世界”，简单说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或者“我们共享其经验的世界”。 实在世界的第一个最重要特征，是它的唯一性。[9]许多符合逻辑的世界方式，是可能的，却因为偶然因素没有被实在化，事物进程中每个实在化的事例都是唯一的。掷下两个骰子，构成一对数字，其他各种组合有同样的可能“实现”；六合彩滚出七个彩球，组成一组中特奖数字，其余6亿个数字同样可能，却已经无法取代这个数字组合。对如何认证这个实在世界，论者有不同看法，有种种争论。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用不同方式试图认证的，是同一个实在世界。例如我中了这次的彩票头奖，就排除了别人得到头奖的机会。 实在世界的第二个特征是“细节饱满”：由命题构成的可能世界可以有无穷多，没有一个会有如此丰富的细节。巴维尔认为这一点证明 “实在世界在认识论上不完整，而可能世界（尤其是虚构世界）是本体论上不完整”[10]实在世界虽然无法完全认识，对其细节的再现（例如对一杯茶的各种品质的描写）可以无穷地进行下去；而可能世界只是一种符号构筑，对其细节的再现，终止于一个文本的有限边界之内。因此，实在世界拥有认识论的“完整潜力”，而可能世界在认识论上不可能完整。[11] 应当说明的是：实在世界拥有认识论的“完整潜力”无法完全实现，因为实在世界细节饱满到任何认识与再现都无法穷尽的地步。艾柯指出：只消看看所谓百科全书（对于实在世界的最详细知识汇总）之错误百出，就明白我们只是自以为了解实在世界而已。说某物存在，只是在我们共享的世界图景里有存在的潜力。[12] 既然实在世界的丰富性，只是认识论上的潜力，因此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在局部问题上，我们对实在世界的了解，或许会比不上对可能世界的了解。心灵构筑的对可能世界的描述，可以有集中生动之利。对其局部，例如对小说或电视剧中的贾宝玉这个人物，我们的了解会非常丰满，超出我们对实在世界中人物（例如我的邻居）的了解。 这样一来，我们在认识中如何能判别实在世界呢？不同的学派对“认证”实在世界，有不同的方式。符号学对这问题的看法比较清晰：正因为实在世界具有唯一性，实在世界可以用指示符号说明：实在世界是“此世界”。实在世界拥有符号的“指示标签”。[13]这不是一个空间距离问题，实在世界是我们与我们的意识借以存身之处。哪怕我们假定有一个可能世界，竟然在认识论上与实在世界完全同质同量，对于意识，两者也有“此世界”与“彼世界”之悬殊。 3. 事实性叙述世界 根据文本“基础语义域”中的指称对象，文本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事实性的，虚构性的。事实性叙述，即历史、新闻、报告、庭辩、揭发、坦白之类，它们的体裁规定性强制它们的基础指称世界必须是实在世界（例如在法庭上证人不能说“我在讲故事”）。事实性的叙述与虚构性的叙述，这两者的区分，不在文本本身，而在文化的“体裁规定性”：体裁规定某些类别文本的“基础语义域”是实在世界，而某些体裁文本的“基础语义域”则是可能世界。哪怕一部历史可以满是谎言，一部小说可能说出真相，它们的基础语义域依然不同。[14]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哪一种叙述文本更能告诉我们实在世界的真相？是没有说出事实的事实性叙述？还是与实在世界的关联度量很高的虚构？不管它们的具体“真相”之区别，这两者之间有指称对象的本体地位不同：拿《战争与和平》与《拿破仑战史》对比，也许《战争与和平》写拿破仑入侵俄法战争更为生动详细，甚至更为准确，而《拿破仑战史》可能歪曲了历史。但是《战争与和平》作者并不对细节真实负责，而《拿破仑战史》必须拿出史料证据（哪怕是主观选择过的证据）。 4. 虚构世界 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的关键问题，即虚构叙述文本与各种世界的关系。讨论可能世界的学者，对此问题都非常感兴趣，但是到底虚构世界与实在世界，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这三者如何相应，却各有不同看法。 从上一章，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结论：“虚构文本表现可能世界，非虚构文本再现实在世界”，笔者的讨论只是说虚构叙述的“基础语义域”是可能世界。[15] 虚构世界是心智构成的，是想象力的产物，因此虚构文本再现的世界是是一个“三界通达”的混杂世界。逻辑上的可能世界，在因果和时间-空间上都是孤立的。而虚构文本，不会局限于一个固定的世界，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任何叙述文本,包括虚构叙述文本,都是跨世界的表意行为。任何叙述文本中都有大量的跨界成分，此种情况称为“通达性”，即某个因素既属于此世界，亦属于彼世界。任何文体都有通达性：事实性文本会涉及可能世界，虚构性文本不会无实在经验，也就是说，叙述文本不会全部落在一个世界中：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通达不是任意的，它起码有两个规律：一是“对应”规律。可能世界的人与物，都是实在世界中有对应，[16]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心灵想象的产物，而想象总有经验背景。此种“对应”不需要完整：格里高利变成虫子，依然会去设法打开窗子；孙悟空变成一座庙，旗杆还是竖在背后。 第二个规律是：通达是从一个世界通向另一个世界，因此必有“出发世界”，与“目标世界”之分。[17]如果一个文本世界以实在世界为“出发世界”，就是事实性叙述，可以“坐实探虚”以丰富描述，例如《史记》描写无历史实据的“鸿门宴”；相反，如果一个文本以某个可能世界为“出发世界”，就是虚构性叙述，可以“坐虚探实”：以获取“认证”效果，例如《变形记》中变成虫的格里高利急着向上司请假。 如果出发世界与目标世界都是可能世界，还有“可能到可能”的通达，往往被称为“共同可能性”，[18]在一个叙述文本中汇集不同虚构世界的人物或情节，实际上非常普遍，在当代实验戏剧和小说中特别多。它们与历史剧的不同，只是其人物来自各种虚构的可能世界。《金瓶梅》就是让《水浒传》的可能世界人物，遇到另一些可能世界人物。 5. 虚构世界中的逻辑不可能，“不可能虚构” 笔者上文已经说过，只有逻辑不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可能。那么，虚构世界，是否可以用通达性卷入逻辑不可能？ 对这个问题，各论家观点很不相同，有些论者认为逻辑不可能完全可以出现于虚构文本之中。专门研究后现代小说的麦克黑尔，认为文学艺术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世界与世界的构筑方式提出批判，因此逻辑不可能名正言顺地应当是虚构的一部分。[19] 众说纷纭，不如看艺术家的虚构实践。先看视觉艺术：现代视觉艺术与图像理论提供了明确的“不可能世界”的例子。贡布里希与维特根斯坦的“鸭兔画”的不同观点，开始了这个争论。贡布里希坚持格式塔心理学的主张：在一次解释中不可能同时做出两种完形理解；但是维特根斯坦却认为我们同时看到“鸭-兔”。[20]张新军举了马格利特的画《空白签名》作为例子。[21]其中树林与骑马女士背景与前景互相切割，这可以说是违反矛盾律,因为是背景就不是非背景（前景）。其实这种背景与前景，突出与凹入互换并存，在艾歇的许多版画中也有。[22] 一次解释引发双解，是违背格式塔心理学的原则的。 虚构的叙述体裁（小说、电影、戏剧）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叙述是否也想图像那么自如地描绘逻辑不可能呢？或者如艾柯所说的“能引用却无法描写”？这就接触到所谓“不可能虚构”（impossible fiction），即卷入不可能逻辑的虚构。我在下面列举几大类卷入不可能虚构的叙述文本，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等文体。 有两种看上去违反逻辑，却不一定是逻辑不可能的叙述。第一种是看不出有任何必要的自相矛盾。钱锺书指出，《楚辞》多有“岨峿不安之处”，《离骚》中“为余驾飞龙兮”，隔几行说到在流沙赤水，却不得不“麾蛟龙使梁津兮”。钱锺书嘲弄道：既然是乘坐有翼之飞龙，“乃竟不能飞度流沙赤水而有待于津梁耶？有翼能飞之龙讵不如无翼之蛟龙耶？”[23]钱锺书批评此类文字“文中情节不贯，犹思辨之堕自相矛盾”。[24]但是叙述中此类疏漏是很常见的，只是“不一致”而已。 第二种是平行宇宙论。此种小说的“中国式原理”，是博尔赫斯1941年的短篇《交叉小径的花园》中提出的，小说主人公继续他原定的枪杀任务，因为“已经做了选择就不得不进行到底”。罗伯-格里耶1965年的小说《约会之屋》，主人公死了一次又一次；福尔斯1969年的长篇《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双结尾”，成为这种小说的基型。1998年汤姆.提克威尔编剧兼导演的电影《罗拉快跑》则把平行宇宙演绎到极致。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平行宇宙叙述并不是整本小说平行，而是在某一分叉点开始，出现分叉式的发展。而且也不是同时展开几条线索，而是一条线索不满意，可以回到分叉点，取消先前的选择，开始新的一条。因此这类小说常被称为“擦抹叙述”。尤其在可以重头来起的电脑游戏普及之后，“平行宇宙”小说或电影数量巨大。这是一种关于“世界构筑”的寓言：在尝试多种可能之后，选择一个比较满意的世界。所以麦克黑尔认为这类小说并不是“推翻实在世界”，而是让人物尝试多个可能世界，最后创造一个实在世界的寓言。[25] 真正“不可能”的叙述也有若干类。一是时间旅行，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热衷的构筑虚构情节的方式。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1895），以及马克吐温的穿越小说《亚瑟王宫廷的康州美国佬》（1898），早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写出来。前面说过，技术上的不可能世世代代以后总会实现，没有理由相信时间旅行今后绝对不可能实现。刘易斯早就宣称这类时间旅行是“诡异(oddities)，但并非不可能”。[26]但是时间旅行不一定卷入悖论：从现在跨越到未来的虚构（例如冰冻冷藏之类），不会出现逻辑困难，因为时间本来就是前行的，虚构只是让时间进行得快一点。真正的逻辑困难产生于穿越回到过去，即钱锺书先生说的“今日适越而昔来“。此时就会因为改变过去导致“出发世界”不存在，从而卷入因果倒置。所谓“祖父悖论”（杀死祖父），“祖母悖论”（爱上祖母），“婴儿悖论”（杀死小时候的自己），对过去的任何改变，都会导致出发的此刻不可能出现。 跳出这个悖论的办法，是戏剧化地安排情节：正因为主人公改变了过去，才导致目前状况的现在，也就是说他在一系列平行可能中，“帮助”历史选择了今后的实在世界。例如电视剧《寻秦记》主人公落到战国时期，只得找到在赵国当人质的嬴政并帮他统一全国。这样就在历史的偶然中加入了必然因素，用“后理解”替代了认识所必须的“前理解”。由此虚构就卷入逻辑不可能，即某种（对历史的）理解既在行动之前又不在行动之前，这就违反了排中律。 另一种不可能虚构，即“回旋分层”，笔者二十多年前就曾讨论过此种虚构逻辑的困难。[27]正常的情况是：当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变成叙述者（开始讲故事），就出现了叙述分层，他讲的故事时间上必然发生在讲述之前。但是小说中情况不尽然如此，我们可以举《镜花缘》为例：小说第一回群仙女赴王母宴，百草仙子说起“小蓬莱有一玉碑”。百花仙子好奇，要求一见，百草仙子说：“此碑内寓仙机，现有仙吏把守，须俟数百年后，得遇有缘，方得出现。”到第四十八回，人物唐小山来到小蓬莱，居然见到此碑，发现“上面所载，俱是我们姊妹日后之事”。于是用蕉叶抄下。到全书结尾，“到太平之世，有个老子的后裔……将碑记付给此人。此人……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四十八回唐小山说她抄下的碑文是“姊妹日后之事”，而“老子后裔”整理出来的却是全书一百回，也就是说在唐小山上蓬莱之前数百年立的石碑，写到唐小山上蓬莱抄碑及后事（而《红楼梦》的分层是正常的：空空道人抄下石兄的文字，并不包括空空道人抄文及后事）。《镜花缘》被叙述的事件既发生在叙述行为之前，又不发生在叙述行为之前，是违反排中律。 此种“回旋分层”在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轰天雷》等中都有。笔者25年前的文章“吞噬自身的文本：中国小说的回旋分层”，得到的回应就是“不过是笔误而已”。的确西方学者也有人称回旋分层为“违规”。[28]这种局面在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经常可以遇到。”科尔塔萨的短篇《公园的延续》，罗布-格里耶的中篇《纽约革命计划》，都有回旋分层。有论者认为这看起来是后现代先锋小说的特权。[29]但是笔者符号学课程上的同学，在经典小说如《堂吉诃德》，魔幻现实主义如《百年孤独》中，都找到了明显的回旋分层。[30]笔者相信仔细的读者会发现的越来越多的例子。 以上列举的 “不可能虚构”，前二种实际上是可能的：不小心的自相矛盾，与“平行宇宙”，是几个可能世界套叠在一个文本之中，互相取消，但是并不直接冲突。只有后二种，“返回过去”，与“回旋分层”，才在结构中卷入逻辑不可能，才真正是“不可能虚构”。艾柯认为不可能世界可以想象，但是无法充分地描述，“可以在逻辑外包上提及，却无法在逻辑内包上分析”。[31]艾柯的意思是说逻辑不可能可以举例，却无法形成一个“文本世界”，无法构成叙述。他的总结显然不准确：上面谈到的这两种不可能，恰恰是叙述结构上的不可能。 6．通达性与虚构叙述的风格 虚构中的通达性不是对称的：大部分虚构文本，没有通达逻辑不可能世界的成分，但是必然有实在世界与可能世界两种成分。那么，哪些因素会蕴含着通达性呢？应当说叙述文本的任何成分都可能通达，只是方式和规模不同。 从微观的角度看，词语细节可以有通达性。无论如何荒诞的虚构，总有一部分要素出自于实在世界。克里普克提出过：许多专名是在实在世界确定指称后，沿用到虚构世界中的。[32]《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拿破仑，延续了拿破仑这个专名在实在世界中的语义积累。安娜.卡列尼娜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但是这是个实在世界的俄国女人名字，丈夫必定叫卡列宁。 从大的方面看，情节逻辑也可以是通达性因素，钱锺书称之为“事奇而理固有”，他比之于三段论（syllogism），艺术的不经无稽，可以“比于大前提，然离奇荒诞的情节亦须贯穿谐合，诞而成理，其而有法。如既具此大前提，即小前提与结论本之因之，循规矩以作推演”。[33]也就是说，情节必须符合逻辑。钱锺书举的例子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与孙悟空斗法，孙悟空与牛魔王斗法，你变一兽，我变另一兽尅你：变是荒诞不经，一物降一物之却是顺条有理。 想象的汪洋恣肆，与经验的符合逻辑，成了艺术立足的两极。符合逻辑，并不是符合“真理”。为什么孙悟空如此神通，却不能带唐僧腾云驾雾，而要一步一步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西游记》自圆的理由十足：因为唐僧“凡夫难脱红尘”，重得扛不动。《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需要动用上千人才能搬动格列佛，符合“常理”的比例估计。因此，虚构叙述，与实在世界的关系，不是模仿（模仿使创作和想象的地位出现问题，因为模仿的对象必是实在世界，这就使本文第4节所说的事实性叙述与虚构性叙述没有根本区别），也不是延续（叙述并不是实在世界的延伸），而是可能性的“寄生”。[34] 分析文本中的通达性，还可以探索文学艺术中的一个恒久难题，即如何理解作品风格的巨大差异。不同风格倾向的叙述作品，在通达程度上是不一样的。[35]可以粗略地说：虚构的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通达关系数量越大，两者距离越近，虚构叙述的“现实性”越强；[36]反过来，虚构世界与不可能世界通达关系数量越大，两者距离越近，虚构叙述的“幻想性”越强。由此，虚构的跨三界关系，构成了一条极长的光谱。 跨世界通达或许还可以解决文艺理论中一个最困难问题，即“指称难题”。很多论者认为虚构本身就表示“无所指”或“虚所指”。[37]其实，个别的词或符号，其构成的符素，都有与实在世界通达的部分。“麒麟”的鹿字旁，通达实在世界的兽类。说这是一种祥兽，则是虚构世界的可能而已。罗素说的“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拆开来，每个词都有实在世界的指称，只是其“结合方式”是虚构而失去指称。 布拉尼根说电影的“气氛音乐”之类“非叙述成分”不能通达。实际上，叙述的大量形式组合成分，包括韵脚、章回、标点之类形式成分，都不能通达实在世界。形式成分不通达，因为实在世界并非再现世界，不具有叙述世界的形式。 7. 通达的社会性 从读者-接收者的角度来看，通达性，是虚构文本的某些成分的品格，它们被阐释社群认为符合实在世界的情形，也就是在实在世界有指称。不经过社会文化群体的认可，没有任何符号能获得指称。孔子著《春秋》绝笔于获麟，可见孔子认为“麟”是有指称的，当时的人（至少鲁国人）都认为麒麟并非虚构。 这一点很重要：实在世界的经验，无法验证，只能是阐释社群的认同。艾柯认为：“说某物存在，是根据我们所共享的世界图景而存在于现实中”。[38]在这里，“共享”一词是关键，能共享某个经验的“实在性”的，显然只是阐释社群。 “1939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部队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这是小说《红高粱》的开场第一句，其通达性词句的数量之大，给人历史“事实”感觉。而句中夹入的许多元素，不露声色地锚定了一个可能世界。显然，只有中国读者才能有效地明白这些通达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幻想小说往往难于各民族共享：金庸小说的奇异的江湖世界，总是有一定的皇朝历史通达（例如皇帝的“年号”是少不了的）。属于一个阐释社群中的读者，总是用社群共同的实在世界经验，把虚构世界“读出一个意思来”。当读者发现虚构世界过于奇异，他们会用各种解释方式来补足，克服自然化中的障碍。 阿尔伯提出“补足”的五种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是“分合脚本法”，[39]即把虚构叙述世界看成是几个文本的混合。例如霍克斯的小说《甜蜜的威廉》，是一匹老马的回忆录；西博德的小说《可爱的骨头》是一个被奸杀的小女孩在讲她死后家里发生的故事。这些都是“分类学不可能”，但是读者能把“一位死者在说话”，与“一个小姑娘在观察”这两者分开又合起来读。同样的方法也用于《格利佛小人国游记》、《爱丽丝镜中漫游记》这样奇异的幻想。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各种不同的叙述文本，其基础语义域与通达关系在三个世界有不同的布局。事实性叙述，体裁规定的基础语义域是实在世界，却不可避免进入可能世界。虚构性叙述，可以卷入不可能世界，但是其体裁规定的基础语义域必然是可能世界，而且必然需要寄生于实在世界。这种三界通达，是虚构叙述的本质特征，而且通达的数量决定了虚构的风格倾向。 莱布尼茨的最早提出可能世界的论辩，其中贯穿着一条启蒙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原则：既然主体面对各种可能进行选择，就必须有一定的理由为选择的标准。上帝既然在各种可能世界中选择了实在世界，这个世界必须充满理性。这就像法官在法庭上互相竞争的各种“事实性叙述”中选择一种，进行判决，他选择的必须符合法律与社会公认的伦理原则。而我们面对的虚构叙述的叙述者，从各式各样的三界通达方式中选择了一种来构筑文本，他的选择就必然卷入因果和伦理。用可能世界理论解释虚构，结论必然是虚构情节包含着逻辑理由。 [1] 钱锺书《管锥编》卷二《楚辞洪兴祖补注》，922-923页 [2] “一个语言的或心智的描述，总是不完整的。当我们思考某实体，我们只能指定一个其潜在特征的子集，只有上帝之心灵才能总括所有可能的特征，把对象处理成一个逻辑整体”。Marie-Laure Ryan,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 21 [3] 转引自E.C. 斯坦哈特《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中的类比》，黄新华、徐慈华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页。 [4] 刘帅：“‘可能世界’理论视野中的武侠世界”，《理论观察》2009年3期 [5] Lubomir Dolezel, "Possible Worlds and Literary Fictions." In Sture Allen, (ed.)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65. New York: Gruyter, 1989 221. [6] “mind-dependent non-existent possibilities“，见Nicholas Rescher, “The Ontology of the Possible”, In Logic and Ontology, ed. Milton Mun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69 [7] 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38 [8] 斯塔尔纳克认为：“没有必然的事后命题，也没有偶然的事先命题”，因为这样的命题无法讨论。Robert Stalnaker “On Considering a Possible World as Actual”,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75:1, p 141. [9] 莱舍认为实在世界的事实可以“非限定地作为存在来谈论”，由此可以“恢复现实世界的唯一性”，这是讨论可能世界问题的出发点。Nicholas Rescher, “The Ontology of the Possible”, In Logic and Ontology, (ed). Milton Munitz,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68 [10] Thomas G Pavel，Fictional Worl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08 [11] 关于符号再现的“片面化原则“，请参见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7-39页 [12] Umberto Eco，“Reports on Session 3: Literature and Arts”, in Sture Allen (ed) 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p. 343. 转引自张新军，50页 [13] David Lewis，Counterfactuals, Oxford: Blackwell, 1986, [14] 瑞恩说当说话者一旦意图描述真实，文本实在世界（TAW）就等于实在世界（AW），这话欠考虑，因为“文本实在世界”只是再现的世界，再现文本已经被“中介化”。见Marie-Laure Ryan,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 Marie-Laure Ryan,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5 [16] David Lewis，"Counterparts of Persons and Their Bodie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New York: Oxford UP, 1983.p 54 [17] Quoted in Jan van Looy “Virtual Recentering: Computer Games and Possible Worlds Theory, Image & Narrative, No. 12, August 2005 [18] William L. Ashline, “The Problem of Impossible Fiction”, Style, Issue 2, 1995, p 6 [19] 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7，p 33 [20] 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4页），认为“我们在看到鸭子时，也还会‘记得’那个兔子，可是我们对自己观察得越仔细，就越发现我们不能同时感受两种更替的读解”。维根斯坦认为并非看到鸭就不可能看到兔，看到兔就不可能看到鸭，他认为鸭兔实际上并存（Ludwig Witte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p 45） [21] 张新军《可能世界叙事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57页 [22] 布鲁诺·恩斯特《魔镜—--埃舍尔的不可能世界》 田松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管锥编》二卷，《楚辞洪兴祖补注》之二，《离骚》，903页 [24] 同上，905页 [25] 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7，p 106 [26] David Lewis, "The Paradoxes of Time Travel."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7. [27] 赵毅衡“吞噬自身的文本：中国小说的回旋分层”，《文艺研究》1990年6月号 [28] 有的论者称之为“叙述违例”（diegetic violation），见William L. Ashline, “The Problem of Impossible Fiction”, Style, Issue 2, 1995, p 5 [29] William L. Ashline, “The Problem of Impossible Fiction”, Style, Issue 2, 1995, p 5 [30] 陈彦龙 “《堂吉诃德》中的回旋分层”；董明来“从《百年孤独》看回旋分层”。见《符号学论坛》http://www.semiotics.net.cn/search_show.asp?id=1381，2011年9月20日检索。 [31] Umberto 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34 [32] 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21页 [33] 钱锺书《管锥编》卷二《楚辞洪兴祖补注》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905页 [34] Umberto Eco，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London: Hutchinson, 1981, p. 221 [35] Lubomir Dolezel, “Mimesis and Possible World”, Poetics Today, 9.3. (1988), p. 487。张新军认为密度“应该按照文类、主题等分别计算，如《红楼梦》的人物密度较大，《达洛维夫人》以心理密度见长，而《白鲸》的知识密度则相对突出”。笔者认为通达性的“语义密度”不一定要如此细分。 [36] Marie-Laure Ryan, Possible Worl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Narrative The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p. 536 [37] 文学语言“指向纯粹观念性的客观存在，为此人们才把文学语言称为‘无所指’或‘虚所指’的语言”。王阳《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34页 [38] Umberto Eco，“Reports on Session 3: Literature and Arts”, in Sture Allen (ed)，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p. 343. 转引自张新军，50页 [39] Jan Alber, “Impossible Storyworlds ---- And What to Do with Them”, Storyworlds: 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Vol I, 2009, pp 79-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