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史忠义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从国际当代小说创作的视角总结了当代性概念的若干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以超个体性的人类学视野或人类学制作代替了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传统小说里个性的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制作、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二重性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独特性和范式性之二重性的优越地位、意外性建构、时间的多重性、地域和空间的多元多重性、无差异时刻、无差异性和“没有任何地点为依托的视点”观念、最广泛的语境性和最广泛的贴切性、媒介性、悖论的普遍性、普遍的反思性和众多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代小说创作对现代性危机因素如个人主义之恶性膨胀、线性进步观、现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单边主义、单纯视野、单一价值、单向理解、现代性进程中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终结论、哲学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及解构主义本身的消解。 关键词：当代性 超个体性的人类学视野 偶然性和必然性 意外性建构 时间的多重性 地域的多重性 没有任何地点为依托的视点 最广泛的语境性和最广泛的贴切性 媒介性 悖论的普遍性 普遍的反思性 众多的可能性 近几年欧美一批前沿学者的专著，如法国学者米歇尔·法布尔的《问题世界的教育》（Michel Fabre, Eduquer pour un monde problématique, Paris, PUF, 2011）、克洛德·雅沃的《后现代性的悖论》（Claude Jaweau, Les paradoxes de la postmodernité, Paris, PUF, 2007）、皮埃尔·玛丽的《信仰、愿望和行动》（Pierre Marie, La croyance, le désir et l’action, Paris, PUF, 2011）、比利时哲学家米歇尔·梅耶的《论问题学》（Michel Meyer, De la problématologie, Paris, PUF, 2008）、《问题域与历史性》（Questionnement et historicité, Paris, PUF, 2000）、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的《主体公民与哲学人类学随笔》(Citoyen Sujet et autres essais d’anthropologie philosophique，Paris, PUF, 2011)、英美学者戴维·刘易斯的《论世界的多元多重性》（David Lewis, De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 Paris, Eclat, 2007, 初版本，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1986）、艾尔弗雷德·盖尔的《艺术与艺术人物。一种人类学理论》（Alfred Gell, L’Art et ses agents. Une théorie anthropologique, Dijon, les Presses du reel, 2009, 初版本，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98）、法国学者F.阿费尔刚等人主编的《人的形象。人类学的再现》（F. Affergan, Figures de l’humain. 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anthropologie, Paris, les Presses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Sociales，2003），尤其是法国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荣誉会长让·贝西埃的新著《当代小说或世界的问题性》（Jean Bessière, Le roman contemporain ou la problématicité du monde, Paris, PUF, 2010），积淀了一种当代性观念。这是一种新的思想潮流。笔者从中看到了这些思想和这些学者们对现代性危机因素的消解。我们正在以“哲学的叩问”译丛为名，组织对这批专著的翻译。 从思想方面对当代性的集中总结大约自2008年开始，即西方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年份开始，这种思想在小说创作中的滥觞大概已有三十年的历史。 当代性在文学创作中的第一个反映，或者说当代性思想的第一个特征是，以超个体性的人类学视野（人学视野）或人类学制作（人学制作）代替了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传统小说里个性的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制作。学术界常有人谈论文学创作的人类学转向，这个说法是模糊的。其实自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伊始，小说创作就一直是以人学视野和人学制作为核心的，但当代以前的小说创作是以个性的人学视野和人学制作为主线的。例如，现实主义把小说视同人生的叙事，它的人物是源自生活高于生活的个性化的英雄人物；现代主义把小说视同为主体的问题性，现代派小说的人物是主观化的个性化的问题人物；新小说希望另辟蹊径，它的人物在物质主义的表象下仍然是个性人物；后现代主义把小说视同对超级个人主义的展现：后现代小说里总有一个超级个性人物在反思，通过反思颠覆他之前的所有价值。当代小说的超个体性（transindividualité）的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制作特别从人种学小说、后殖民小说和非西方小说中获得了自己的源泉。它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小说之人类学制作的种种限制的回答。它与现代、现代主义、新小说、后现代小说形成了三重对比：原型处理的对比，意外性处理的对比，独特性和范式性处理的对比。这三重对比彻底更新了人类学的展示，也导致了差异的展示。当代小说拆解了个性的人类学制作，不与个性之人类学制作的认识论蕴涵和解读约束相混淆。它所提供的人物不再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英雄人物（但保留着英雄幻想），也不再是现代派小说的问题人物，而是普通人、一般人、任何人。当代小说的反思也与后现代小说的反思不同，它不再是一个被隔离的超级主体个人的活动，而是许多个性和一个社会的反思；反思也不再仅仅是颠覆传统价值，而是给出许多可能性。当代小说还放弃了把小说等同于文学和语言的观念，这是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真正的决定因素，是把小说建构为某种原型的主要手段，个性的人类学制作最终与这种原型相关联并臣服于这种原型。所谓超个体性是说，我们从当代小说的人物身上，除了看到这个人物自身以外，一定还能看到他者、他性，一定还能看到集体性，看到本民族的文化，看到其他民族的文化，除了看到现在性以外，还能看到过去，看到未来。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那种追求鲜明个性、反思个性之问题性、展现超级个人主义的形象被当代小说之超个体性的融会众多个人、众多文化、众多时间和空间的集大成性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超个体性是对个人主义的颠覆和消解。如帕特里夏·格雷斯的《不会说是的芭比》（Baby No-Eyes）、罗贝尔多·波拉诺（Roberto Bolaño）的《2666年》（2666）、罗德里戈·弗里桑（Rodrigo Fresán）的《曼特拉》（Mantra）等。 自古罗马时代起，个人主义就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元素之一。西方现代性所张扬的个人主义的渊源是多重的，如古罗马的私法和雕塑艺术、笛卡尔与上帝创世说和柏拉图先验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决裂时对个人重要性的过度张扬、加尔文新教改革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洛克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后者张扬个人主义的条文超过了鼓吹革命的条文）、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影响等。个人主义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个西方人绝对要掌握自己的一切，他不会让一个政党、让自己的上司、让国家领导人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决定与自己相关的任何事，他一定要行使自己的决定权。马克思主义创始者所憧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东欧和一些东方国家得以实现，却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欧实现，除了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能量以外，个人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于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计发展，而是由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持续不断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麾下容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争取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是正确的。然而过度甚至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极端膨胀的个人欲望也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因素之一。近年来的一切向钱看、道德沦丧、腐败蔓延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体现。超个体性还是对加尔文新教改革所传播的宗教精神的消解。加尔文的天职观与“预定论”（prédestination）捆绑在一起。所谓“天职观”是说，在世俗工作中的加倍努力是一种天职，是对上帝圣选的最好报答。所谓“预定论”是说，一个人的灵魂的得救是上帝预先确定的，圣礼、忏悔等一切宗教仪式都不是获得拯救的途径。因此加尔文的新教轻视宗教仪式。因为每个教民都担心自己成为上帝的弃民，都努力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于是，在自由市场的语境下，加尔文的天职观和“预定论”就使教民们完全放下了传统宗教伦理的包袱，肆无忌惮地挣钱和谋取个人利益，把个人主义引向某种极端。 当代小说的第二个特征是，在小说的情节和总体结构方面，用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二重性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独特性和范式性之二重性的优越地位。西方小说理论基本上是用独特性和范式性的二重性来阐释个案与类型的二元性的，这从乔治·卢卡奇（Giorgy Lukács）到托马·帕韦尔（Thomas Pavel）的著述中可以读出[1]；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ïl Bakhtine）亦未能摆脱这种见识[2]。在上述二重性中，个体性与典型性、典范与规则、个性与普遍性的关系显然应该予以建构。但是这种二重性中经常出现两种空虚感，即独特性中缺乏普遍性和规律性，而普遍性和规律性缺乏演示。西方批评界在谈论小说时，特别是谈论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时，论述了缺乏普遍性的这种独特性和缺乏演示的这种普遍性。当代性的小说观认为，小说其实是偶然性（hasard）、任意性（contingent）的体裁。现实充满着偶然性和任意性。偶然性并不排除必然性；它甚至预设了必然性，即必然存在着意外性（fortuit）。Fortuit这个词本身即具有意外性和必然性两种含义。按照偶然性和必然性组织的任何展现都是可接受的，理由有二：在任何情况下，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是可观察到的，当它们可观察时，就成为人们行为的某种实用性问题。按照偶然性和必然性安排的任何展现都是行动的问题本身：小说依据这个问题形成自己的媒介特色。这样，当代小说就以自己的叙事来演示偶然性和必然性这种双重性。偶然性：叙事依据时间的区分、空间的区分进展，依据人们可能赋予事件、行动之完成的明显缺失和明确目标的缺失进展。必然性：叙事有始有终，结尾是小说真正的决定因素。小说通过种种离题、按照偶然性和必然性发展。需要补充的是，独特性和范式性意味着个性从其自身向普遍性升华，因而这种情节和结构的原则也代表着个性；而偶然性和任意性必然不经意地触及许多人，这种原则的实质是用超个体性的人学视野代替个性的人学视野，用集体性颠覆单纯的个人主义。 当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肯定并青睐意外性。意外性与上述偶然性叙事分不开。种种偶然性根据叙事而展开就形成了意外性的建构。意外性与叙事的时间性分不开。意外性是对小说的三重论证。它是小说组织的悖论性的方法。它指示了小说世界的不可避免的非终结性。它使人们把小说定义为象征的追求，这种象征把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媒介、场域，形貌多种多样，任何时间叙事和任何关于自身的思考都离不开它。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当代小说等，都分享意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把它展现为其时间序列中的偶发性资料汇集起来；它显示了某种典范性，因为它通过自己构成的汇集，处理任何真实身份与另一任意真实身份的关系。这可以视为这些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和当代小说中某种关系游戏的共同特征。然而，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与当代小说因它们赋予这种真实身份的特征化的性能、贴切性和功能而不同。当代小说描画进行交际沟通的个性身份们。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小说则着手于人物身份的重新类型化。进而言之，在当代小说家看来，现实本身，世界本身，历史进程本身，即是某种意外性建构。换言之，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二重性、意外性建构，既是小说观，也是世界观和历史观。 偶然性和意外性的当代思想消解着启蒙理性和19世纪的线性进步的历史观。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孔多塞（Jean Antoine Condorcet, 1743-1794）在他的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L’Esquisse d’un Tableau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中，把人类进步的历史划分为十个时期，细数各个时期人在精神和各个领域的进步史实。在第十个时代亦即19世纪中，孔多赛展望了“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现在，他确信人类已经能够确凿地预测自己的未来： 他们也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以很大的概率预见到未来的事件… …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一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已知的和未知的）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然则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和道德的能力的发展，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其他活动更不真确呢?[3] 在19世纪，线性进步概念占据着核心位置，它是理性化与发展概念的中介。理性概念注重认识论，而发展概念则注重政治和经济。线性进步思想肯定发展政策与理性的胜利相统一，把科学精神应用于政治，并进而肯定政治意愿与历史必然性的同一性。相信进步，即热爱未来，前途是光明的。按照这种社会观和历史观，社会冲突首先是未来与过去的矛盾，而未来的胜利不仅需要理性的进步，还仰仗经济的成功和集体行动的成就。这是各种寄希望于现代化之版本的核心思想。这种历史主义或线性进步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即是进步，现代化即是进步。从这种逻辑观照，进步是必然的，社会和人类一定循序渐进地迈向未来。 当代性中的偶然性观念和意外性观念恰恰消解着这种逻辑。它们认为，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倒退的可能性。历史和人类的进步不一定是线性的，存在着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的可能性。19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性进程中的许多现象，与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的初衷相背反，人类世界碰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危机。工具理性主义、规模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毁坏生态平衡的现代化或过度现代化、人口恶性膨胀形成的生存瓶颈、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人性的堕落、腐败现象的恶性扩散、进步政党的变质等，就不是进步，而是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倒退或新挑战。人类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切忌盲目乐观和盲动主义。 时间的多重性是当代性小说创作的第四个特征。当代性是一种时间浴的方式。通过这种多重性，国际化时刻以及由多重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融会而成的现在性，当代性与其构成的语言、文化、政治、文学的巨大组合所承载的各种问题、与它所展示的历史性症结的相关问题混淆在一起。小说是属于许多时间和许多世界的唯一现代文学体裁。当代性即多时代性。通过当代性，最异彩纷呈的时间关系都可以显示出来，不管它们涉及个人或团体。这里需要重提科幻作品，还要加上英雄幻想（l’heroic fantasy）作品，这两种形式都是当代性之时间象征化和社会象征化的明显建构。当代性的多重时间和多重世界又属于一种时间和一个世界，即我们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时间。这种同一时间由若干时间构成，这种同一世界由许多世界构成。再现一个多元世界和多重时间的世界，可以更清晰地展示人的多样性形象，呼唤某种元再现并展示这种呼唤所蕴涵的问题域。当代小说可以读作以现在做时间媒介的叙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性只是它本身；当代性却是一种时间关系，它把优越地位留给了现在。于是，当代性可以是某时刻与某过去的某种联系的显现，它还可以把未来视同为这种现在性的样板。与现在性相反，当代性蕴涵着整个时间线条的某种意识；与现在时态相反，它通过一系列稳定的和特殊的符号去界定，这些符号可以读作它自己的外延。由于这些视同符号各式各样，以大小不一的幅度分配在空间中，它描述了变化的时空体游戏。还由于它永远依据特殊的外延符号，由于它所蕴涵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它允许时间的上溯并蕴涵着关于未来的某种视点。它可以引致任何考古学和任何历史。它把现在变成一个完整的源泉世界和时间世界。如丹尼尔·林克的《九十年代》（Los Años 90/Les Années 90）、帕特里克·夏穆瓦佐的《最后行为的圣经》（Biblique des derniers gestes）、萨尔曼·拉什迪的《子夜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e minuit）、帕特里夏·格雷斯的《恩加胡阿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e Ngarua）、安多尼奥·穆诺齐·莫利纳（Antonio Muñoz Molina）的《曼哈顿的窗户》（Fenêtres de Manhathan）和《声音的王国》（Le Royaume des voix）、罗德里戈·弗里桑（Rodrigo Fresán）的《事物的速度》（La Vitesse des choses）等。 当代性观念的第五个特征是地域和空间的多元多重性。它与时间的多重性是分不开的。当代性的时间的展现与两类地域图景分不开：与时间图景同样区分和散乱的地域图景分不开，与同样悖论性的地域图景分不开。多元多重世界与多重时间性一样，属于本体论上的同一世界。当代性呈现为时间统一性的某种方式。我们可以描画多种当代性，描画多种时间的统一性。当代性有助于在它所构成的共同时间中指示各自与时间差异性相关的种种时间。同样的见解也适用于空间和地域的小说再现。多元多重世界类小说是同一世界的分化小说。地域和时间的分散性和统一性的这种联姻，是喻示人类统一性的手段，是把反思性这种小说路径与时间和世界的多重性关联在一起的手段。这种多重性悖论性地成为描述某种和谐的手段：地域的和谐，时间的和谐，以及言说两种和谐的人们的和谐。如丹尼尔·克尔曼的《测量世界》（Les Arpenteurs du monde）、W. G.西博尔德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与他的鸡蛋》（Christophe Colomb et son oeuf）、堂·德里罗（Don DeLillo）的《国际性都市》（Cosmopolis）、莫里斯·G. 丹泰尔的《归并型宇宙》（Cosmos Incorporated）、罗贝尔多·波拉诺的《野侦探》（Les Détectives sauvages）、爱德华·格里桑的《整体世界》（Tout-monde）、兹比尼也乌·芒泽尔（Zbigniew Mentzel）的《世界的所有语言》（Toutes les langues du monde）、帕特里夏·格雷斯的《波蒂吉，爱之人》（Potiki, l’homme-amour）等。 从这两种多重性中发展出当代小说的无差异时刻、无差异性和“没有任何地点为依托的视点”观念。人类学制作和认可于个人的人类学定位导致陈述者言说或不言说世界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人物、叙述者、作者总可以独特性地和普遍性地陈述，即根据词汇的一般可供使用情况可以覆盖世界或选择不覆盖世界。每类言语、每类小说的贴切性都得到承认。当代小说没有赋予自己的任何成分以任何优越地位，这些成分享有毫无差异的平等性。当代小说不停地表述虚与实之间的无差异性，从虚境过渡到实境只依靠这种无差异时刻。由此，小说成了对这种无差异时刻的永恒表达。这种无差异性是取消个性之人类学制作的小说记录，取消个性之人类学制作意味着意义的连续构成。这种无差异性还是对小说之语言认定的抛弃以及对这种认定所承载之编码的抛弃。这样小说可以理解为包罗万象：意义和无意义，真实和非真实，它展示了对所有可能性的恢复以及对所有独特性和共性的占有，而不必昭明独特性与范式性的二重性。所以当代小说自视为共性小说并呈现为展示这种共性的手段。科幻小说的视点是“没有任何地点”依托的视点和一般经验的展现。它的空间和时间是彻底异质多元的，原则上也是人无法触及的；然而这种异质多元性和这种不可触及性却可以使它得以展现任何人都可以认同的种种世界。科幻小说按照夸大展现特征和夸大当代小说世界的双重价值发展：根据单一的本体论展现多重世界；把可能的世界与现世相区别，但不排除后者被前者覆盖的可能性。科幻小说演示了当代小说的程序。当代是现在和过去的二元组合；在科幻小说里，它是现世之现在时态与遥远未来之现在时态的隐性的二元组合。它再现了多重时间起点，通过可能性的图式指陈了真实，表述了小说所蕴涵的广义语境，后者显然是一种潜在的语境。 时间的多重性，世界的多重性，当代小说的无差异性和“没有任何地点支撑”的视点，于是形成了当代小说的第六个特征，即最广泛的语境性和最广泛的贴切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曾经把空间和时间视作先验感性论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空间和时间也是人物活动的场域。以笔者之见，上述这些特点显然喻示着人类活动的广袤空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它们正在颠覆和消解现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单边主义、单纯视野、单一价值、单向理解。而这种单边主义、单纯视野、单一价值和单向理解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一些因素。这种最广泛的语境和最广泛的时间性体现着某种全人类视野、全世界视野和全部历史视野，也蕴涵着对未来的展望。而最广泛的语境、最广泛的时间性和最广泛的贴切性提供的无限可能性也是对现代性进程中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终结论、哲学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及解构主义本身的颠覆。 当代小说的第七个特征是它的媒介性。小说明显建立为对社会言语、社会再现的接用、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这些言语和这些再现的媒介者。它使接用来并重组的资料成为允许读者的各种认同的标志。它是这些资料和标志的媒介，它使读者能够建立或重建一张象征关系的网络，和一张各种不同阅读的网络，一张读者的网络。小说给予阅读的意向性是最宽泛的。这样一种效果不唯是当代小说的特性，它属于小说的长期传统，早于现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传统。骗子无赖小说（le roman picaresque）[4]、典雅小说（le roman précieux）[5]演示了这种效果。当代小说的特殊性在于没有遮蔽媒介功能、在于把媒介功能主题化，并将其变成它“重新进入”社会言语和社会再现之持久可能性的手段或机遇。通过这种“再进入”，它找到了自身媒介游戏的具体语境。它是主体间媒介和跨时间媒介的某种手段，任何个体都能从中找到认证许多人士关系和“人物”关系之形象的手段。它是其他作品、其他时代的媒介者，并由此而叩问当代性和与这些不同时代相关联的所有人类的意向性，并拒绝所有旨在恢复属于传统小说特征的叩问、观察、反映、观察之观察游戏的人类学特性的东西。与英雄叙事不同的是，普通人的小说，小小说，微型小说就是人的任何意向性的可能性。如上所述，当代性对普通人的张扬和传统英雄人物的消解也是对个性之人学视野、个性的人学制作和英雄史观的颠覆，它同时又蕴涵着英雄幻想，它的英雄幻想更多的是集体性、共性和平民性的媒介。它颠覆了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小说思想。它把小说界定为一种媒介空间：它所给予的人的形象可以成为读者自我认同的种种意向性的支撑。它把玩相关性、真实的可能性，把玩这种可能性所预设的种种问题以及更广泛的问题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明显的媒介游戏。任何语言、任何文化的读者，都可以从当代小说中读出人类所有类型的意向性和原动力。意向性和原动力包括价值判断，这即是说，当代小说也是各种价值观的媒介。我们的世界是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我们从当代小说中可以读出各种问题域和各种问题性。当代小说拷问人类的行为本身，人类自身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问题学已经成为当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性的第八个特征是悖论的普遍性。作品之间的悖论，现在性与古典性之间的悖论，如《印度大小说》与《摩诃婆罗多》之间的悖论，过去与现在的悖论，现在与未来的悖论，各种宗旨之间的悖论，独特性与范式性的悖论，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悖论，思想与现实的悖论，虚构与真实的悖论，作品自身的悖论，新作相对于旧作的相异性悖论，表述相异性与中止相异性的悖论，作品对多重可能性的支撑所体现的悖论等等。这里的悖论不光是对立，它更多地蕴涵着互补性，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反相成比较接近。悖论的普遍性也在消解作为现代性危机因素的单边主义、单纯视野、单一价值、单向理解和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当代性的第九个特征是它的普遍的反思性。当代小说本质上就是反思小说。但它与后现代小说单纯的反思和解构的倾向不同。它的反思领域更广泛，它在反思中不断挖掘和开辟可能性，把多重可能性和不计其数的可能性纳入自己的视野。可以说，当代小说也是可能性的小说。而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因此，当代小说、当代性也是没有终结的。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为以后如何表达后现代、后殖民、后理论、后历史之后而犯愁。现在我们找到了当代性这个恰当的概念和方法。归根结底，当代性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从全人类视野、宇宙视野和全部历史视野观照，对各种问题进行的最深刻、最活跃、正确性最大的思考活动，这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之过程的现状阶段，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终结的。 我们国内的当代小说创作保留着较多的传统思维，但也不能不受到域外小说的影响。例如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刚刚热播过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风和日丽》就浓缩着域外当代小说的一些影子。小说和电视剧的一些主要人物是一些中学生及其二十多年的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英雄团长和英雄将军并不是主要人物，而是这些中学生和这一代人的英雄幻想。杨小翼不断寻找自己身份、不断寻找自己谱系的思想和活动里可以看出人种学小说的影子。寻找自己身份是当代小说创作的全球性主题。永城县是无数表示“根”之地域的象征，是过去在现在的凝结和过去与现在的融会。青云县是偏远、艰辛、从蛮荒走向当代和历练的代名词，其间交织着爱与恨、血与泪和多种价值及多种文化。“文革”的沉渣泛起喻示着倒退和曲折。对“文革”的颠覆乃是对某种现代性路径和方式的否定。小说和电视剧里不计其数的偶然性蕴涵着某种必然性，形成一个意外性建构。小说的现在性叙事空间其实是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浴和众多地域的空间浴。整个作品构成多种话语、多种价值和多种文化的媒介。我们从小说里随处都可以看到悖论现象，《风和日丽》这个小说标题与跌宕起伏的小说情节和人物的心路历程就构成了最大最明显的悖论。总之，这是一部扣人心弦、把我们带入种种幻想、给我们以希望的成功小说和优秀电视剧。 [1] 见乔治·卢卡奇著《小说理论》（Théorie du roman），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89，原著初版本，1916。托马·帕韦尔著《小说思想》（La Pensée du roman），巴黎，伽利马出版社，2003。 [2] 米哈伊尔·巴赫金：《小说美学和理论》（Esthétique et théorie du roman），巴黎，伽利马出版社，1978，初版本，1975。 [3] 孔多赛：《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176页。 [4] 16至18世纪在西班牙特别突出后来亦流行于欧洲多国的小说潮流。——作者注 [5] 特别是法国17世纪的女才子小说。——作者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