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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莎 曾准确预测到2008年经济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卡尔·马克思说对了，在某个时刻，资本主义会摧毁自己。不停地把劳动收入转化为资本，就会产生过剩产能和总需求缺乏。事实上发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以为市场会发挥作用。市场并没有发挥作用。个人可以具有理性，但企业为了存活和发展，会竭尽所能降低劳动成本，但劳动成本正是其他某个人的收入和消费。为什么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就这么简单。”[1]卢比尼教授寥寥数语，指明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高度发展的今天，并未能逃脱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预言。2008年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著作在欧美国家的热销，也说明了知识界和阅读大众的一个新认识：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值得认真对待，重新评估。依据上述现状，伊格尔顿出版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正确的》（Why Marx was Right）适逢其时。从学理上说，要正视全球在21世纪面临的现实困境，严肃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下历史环境下的价值，就必须摆脱将它妖魔化和神圣化的两种简单主义倾向；唯有将它还原为意义准确的理论阐述和逻辑结构，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合理性。《马克思为什么是正确的》做到了这一点。本书选择了十种流传最为广泛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细致剖析其中的逻辑矛盾和知识谬误，将其与马克思的论述进行比较，从而在学理辨析的过程中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 为马克思一辩，在《马克思为什么是正确的》一书中具有两个意义层面。一方面，初读这本书，我们很容易看出，《马克思为什么是正确的》是一本面向西方普通大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科普”读物，因为它的撰写体例并非学界常见的专著或论文集形式，而是简明平易的问答体。它依次罗列出十种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指控或质疑，伊格尔顿以平实口语化的语言依次解答之：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了？它是否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它是否属于决定论？它是否等于一种不现实的乌托邦思想？它的阶级论是否适用于无阶级的现实世界？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是否忽视了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它的唯物论是否轻视人类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力量？它是否鼓励暴力性质的政治行动？它是否过度依赖政府权力？它与近年迅猛发展的激进思想如女性主义、动物权益保护、环保主义有关系吗？ 通过十问十答，伊格尔顿如一名传道者一样，将一批新读者引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然而，另一方面，伊格尔顿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也向马克思的老读者提供了深刻的新见。他的新见，生发于一名严谨学者的方法论：悬置马克思“绝无错误”这一前见，放弃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纯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出发点，把它作为一种批评观点、一种有用的工具检视现实世界。在此方法论的指导下，伊格尔顿发现，“马克思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对足够多的重要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2]而这些正确的判断，可能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未能充分认识到的。与此同时，这些判断的正确性，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环境里，可能恰恰会遭遇强烈阻力，难被认可。 综观《马克思为什么是正确的》，伊格尔顿在三个问题上的洞见尤其发人深思。其一是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在《马克思传》中说：“马克思本人不是先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应然状态也提到得很少。马克思自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的所有阐述都是极为粗略的。他说得更多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分析批判得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状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语境。但是，长久以来，由于人们有意或无意的曲解，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批判，却拥有了一些原该戴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头衔”，这些观念上的混乱甚至困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自身的研究。例如，最常见的一种过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眼里，一切复杂的人类活动，如艺术、宗教、政治、道德实践均被视为经济状况或阶级斗争的反映。伊格尔顿指出，首先，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这一点是自古就有的发现。古罗马学者西塞罗就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主张，历史上不同的物质发展阶段，生成了各自不同的法律、财产和统治形式；法国哲学家卢梭在《论不平等的起源》中也说，战争、剥削和阶级冲突起源于私有财产。其次，经济决定一切，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本质。正是资本主义坚信，一切为了经济生产和市场利润。这一点，在教育、医疗、体育、影视、婚恋等日常生活领域无处不被商品形式所染指的当代社会，体现得最为清晰。人们的社会生活时时处处显示着关于物质财富的焦虑，这种焦虑使他们无暇关注自己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相反，马克思正是对这种现实的揭示者和批判者，他指出，生产一词的意义不应仅限于生活手段的生产，生产不应当仅仅为了生产商品价值，更重要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实现。人是经济生产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人是实现自身创造力和价值的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马克思提示人们反思自己作为人的价值，鼓励人们寻求自身的自由，毫无疑问，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人文主义者。 把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经济决定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身上，这是一种常见的观念混乱；与其并行的则是另一种常常连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认领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乌托邦。伊格尔顿指出，贩卖乌托邦的其实是资本主义本身。经济的高度发展，使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数人能享受良好的教育和社会保障，故而使他们产生一种幻觉：现实日臻完美，现状会持续到永久。资本家和金融家也用美好蓝图鼓励人们投资：经济发展会延续，明天只会比今天更美好，利润起码还会保险地增长十年。然而，事实上，这种对未来的乌托邦式崇拜，不仅掩盖了资本对不发达区域的掠夺，使发达国家民众无视全球资源的总体消耗和贫穷地区为此付出的代价，也给信仰乌托邦的人们带来了灾难。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近期的一个实例。基于资本主义后期阶段所带来的全球资本集中、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可以认为，与其说“资本主义会终结”是一种乌托邦假想，不如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判断。未来只可能是今天此刻的重复，没有改变的希望——这对于资本主义浪潮的既得利益者是美好的幻象，对于丧失利益者则是可怕的噩梦。马克思主义唤醒人们：改变会发生。 伊格尔顿书中提出的另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创见，乃是有关文化与物质世界的互动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可能是最常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引述的话，有时作为立论依据，有时作为批驳对象。但是，这个论断究竟是什么意思——在伊格尔顿看来，——并不像人们，甚至包括自以为捍卫它的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清楚。首先，这是一个宏观的历史规律描述，意指人类历史的首要推动力是物质利益。这一规律更具文学色彩的表达，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概述：“就目的论而言，从过去直到今天滚滚向前——除了偶尔喘口气——的唯一全部就是绝对的苦难。”[4]生存并在苦难中幸存下来，这是人类历史形成的第一前提。不管是居住在洞穴中的原始人类还是21世纪的后现代社群，维持肉体生存是不变的首要需求。因此，正如没有纸笔或电脑这样的物质条件不可能写出文学作品，人类文明史必然建筑在人类的物质性存在需求所引发的各种形式的艰苦劳动、暴力、压迫之上。 那么，顺着上述比喻，我们能否推导出纸笔或电脑等物质条件会单方面决定文学作品的内容，或者说文学作品只是像镜子一般映照出物质环境、经济景象？显然，如此简单的理解是不成立的。伊格尔顿通过考察马克思的论著发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并非一个单向的机械的决定关系。具体而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二字，其核心意义是二者关系并非偶然和任意的，前者为后者设定边界；就是说，人们“生产物质生活的方式为他们所建构的文化、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形式设定边界”。[5]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奥斯丁或狄更斯的小说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直接产物，而只能把资本主义当作理解他们作品的语境；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上述规律仍然是一个宏观的描述，唯有将其结合具体细致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方能得出可靠的有价值的发现。伊恩·瓦特探索文学现实主义与18世纪英国经济、哲学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学术名著《小说的兴起》可资我们借鉴。 此外，伊格尔顿指出，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作为国家、法律、政治、宗教和文化制度，它们在概念上是分立的二元，在社会现实中却并不是截然独立的两个社会生活切片。它们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交流。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常止步于这样一种见解：经济基础产生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维护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比上层建筑重要。在此，伊格尔顿做出了深刻的追问：经济基础在什么意义上更重要？开发一种新口味的巧克力，无疑属于物质生产，它是否比创作一部艺术作品更重要？如果说是，显然就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因此，唯物论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更多的是指物质力量对历史的时代性剧变所产生的作用，思想的影响力必须结合物质条件才能产生历史推动力。它并不意味着上层建筑是次要的，甚至不意味着上层建筑的存在只为实现单一的维护经济基础的功能。其一，在现实社会中，上层建筑包含的范畴广泛，例如国家制度与经济结构关系直接而紧密，艺术则不然；其二，人类生活有许多内容可能同时隶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图书出版和影视产业。由此可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非两个静态的独立的社会模块，毋宁说它们是相互掺杂相互影响的各种实践。理论上可以认为一切社会实践无不与支持当下的经济系统有关，但事实上，不同的实践具有不同的方式，且具有各自内在的规律法则。以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为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小说世界里，作为石匠的裘德的自我意识是如何被物质世界所塑造的；同时，小说作为以模仿现实为基础的精神产品，如何以其敏锐的洞察、精巧的形式获得读者认可，完成了一次对现实的批判和抵抗。 文化与物质世界之间是互动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微妙、复杂、不对称的。伊格尔顿的这一见解与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的观念一致。它体现了唯物论重视实践的特征——人性、道德、价值观，不是抽象自足的意识领域，它们是历史产物，与具体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存在息息相关。而这对文学和文化批评者是有益的提示，因为正如虚构作品在文明社会的首要意义是彰显“诗学的公正”（poetic justice），[6]文化学者追寻的也正是历史的公正，而公正的判断来源于对历史实践的综合考察。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尔顿梳理出的马克思有关国家与个人自由、民主与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主张。“马克思有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完全是国际资本的生意代理人。这个看法一度是具有诽谤嫌疑的。然而，今天，这成了‘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致承认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政治和资本经营沆瀣一气不再是隐藏在各种民主‘形式’下的可耻秘密，我们政府正是凭借这一公然宣称的真相获得合法性的。”[7]“马克思赞同的国家是公民的自治，而不是少数派对多数派的统治”；[8]“马克思的目标是将国家溶解于社会中，将政治溶解于日常生活中，从而弥合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9]2010年，一部名为《监守自盗》（Inside Job）的纪录片获得当年的奥斯卡纪录片奖，在欧美产生了轰动效应。它依据极为详实的数据分析和第一手采访资料，分析说明华尔街金权与华盛顿政治如何合作，如何有预谋地通过操纵金融政策攫取巨大利益，从而引发全球金融海啸。这部影片反映的全球政治经济现状，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政府走向的预测。由此反观美国制度：一国自称民主，中央银行却不受政府监管，使政治金融巨头得以联手将全球金融系统变作一条受其控制任其渔利的食物链，让美国中下层百姓乃至全球民众为其还账。与此现实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制度理想之真确性和现代性。 在全盘商业化的今天，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景象和价值多元，使人们在舒适和认同当中陷入怠惰；无论知识分子和作家，几乎都没有足够的批判与抵抗意识。北岛在《词与世界》的序言中写道：“如今，我们正在退入人类文明的最后防线——这是一个毫无精神向度的时代，一个丧失文化价值与理想的时代，一个充斥语言垃圾的时代。”[10]诗人对现实的沉痛反省，不禁使人想起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的名言：“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11]或许，是时候重温马克思的智识遗产和他那句振聋发聩的警示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 [1] Nouriel Roubini: “Karl Marx Was Righ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13, 2011. [2]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versity Press, 2011, p.ix. [3]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2页。 [4]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NY. , 1973, p. 320. [5]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versity Press, 2011, p.114. [6] 这是英国诗人和批评家菲利浦·锡德尼在《为诗一辩》中提出的观点。 [7]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versity Press, 2011, p.198. [8]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versity Press, 2011, p.201. [9]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Yale Unversity Press, 2011, p.202. [10]北岛、于坚等：《词与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11]海因里希·伯尔《卡尔·马克思》，见《伯尔文论》，三联书店，1997年，第6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