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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剑云教授的《太康文学研究》于2003年6月面世，可谓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快事。20世纪以前，魏晋南北朝文学基本上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重心。20世纪以来，一批造诣极高的学者如梁启超、刘师培、鲁迅、陈寅恪等加入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行列，随后一度出现建安文学研究、陶渊明研究、《文选》研究、《文心雕龙》研究、《诗品》研究等研究热点。 然而，相对于那些“热点”，西晋文学的研究始终显得比较沉寂。作为必要的成果回顾，该书作者统计了1999年以前太康文学的研究著作以及太康作家单篇论文研究的情况。实际上，在1999年以后，作者所指出的研究状况也未有太大的变化，新增论文大都流于雷同，只有潘岳研究较为深入，其中徐公持《潘岳早期任职及徙官考辨》颇有学术分量。《太康文学研究》一书，对太康文学进行了多方位、多层面的深入专题研究，是近几十年来国内西晋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 《太康文学研究》致力于“旧典新释”，所以在文献上并无新的发现。方法上，作者以“完整的人”为研究出发点，贯串以实证、考辨的方法，虽然基本上仍属于“知人论世”的范畴，但是作者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历来“贬”多于褒，整体评价上批评多于赞美的太康时期，却使太康文学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尤其是在重要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太康“文章中兴”的原因以及相关学术疑案的判断三个方面，作者做出了有力的解答。 一、人学立场与对太康群才的评价。 “知人论世”之方法，自孟子提出后，在长期研究实践中已经成为文学研究者自觉遵循的原则之一。梁启超在《陶渊明》一文中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早已表明了研究作者个性的重要性。鲁迅也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而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它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徐公持先生又是在研究领域自觉实践这一方法的人。《太康文学研究》一书让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特有的文风。《太康文学研究》方法上的来源从该书附录《二十世纪陆机研究综述》中对徐公持先生《陆机论》的赞誉亦可略见一二。 在该书第二章中，作者明确指出该书的写作是“以人学理论引入文学课题研究”。本着“完整的人”的人学立场，作者以“太康重要作家生平考述与人格分析”为首要研究对象，对傅玄、张华、三张、二陆、两潘以及左思这十个人进行了个人生活道路以及人格精神的个案分析。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史书本传以及相关史料的细致解读和体悟，深刻剖析了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才子”们的真实人格，展示了他们作为“完整的人”的实际面貌。 西晋虽号称统一，却不曾出现“汉唐盛世”，独独文学创作“勃尔复兴”，对此古人留下了不少经典评论。例如认为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张亢“才藻不逮二昆”、陆机之文“深而雅”、陆云“雅好清省”、左思“野于陆机”又“深于潘岳”、潘尼“手笔高苍”等等。这些评价通常被今人当作现成的结论沿袭引用，而且在引用中会陷入某种思维定势，仿佛它们只是针对作品本身而言，历来不曾从个体的“人”的特殊性去审察作者风格的成因。在《太康文学研究》一书中，作者对这些习见的评论，都从作家各自的人格精神上找到其风格的内在成因。例如，关于傅玄，过去研究者虽然也曾注意到傅玄作为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的多重身份，但这些身份如何影响了傅玄文学实践的倾向和性质却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作者通过细致辨析傅玄“务实”、“刚直”、“致力教化”三方面的人格精神，认为“傅玄由于特殊而复杂的身份，他的理性精神（教化精神）压倒了诗性精神（抒情精神），遵命文学意识、政治功利思想一再抑制原本勃发的艺术细胞的生长，因而他的文学精神（艺术精神）在一度高扬之后随着政治地位的升迁而受到了弱化”。又如认为张华“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又“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深层原因在于他“亦道亦儒两面人格的奇妙统一”。此外认为“左思风力”具有“野于陆机”，“深于潘岳”的艺术效果与左思“貌丑”、“志大”、“自矜自重”并略有好高骛远的人格精神密切相关。可以说，由于作者对太康群才的人格分析言之有据，在此基础上对群才文学事业成败得失所做出的评价就比以往的论述更为丰满有力，对张协、张亢和潘尼的研究还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作者在该书结论中说：“客观品人，乃为精确品文”（292页），其实“品文”是最难得出精确定论的。文学本是一个有着诱人的魅力却又始终在实用主义的冲撞中最易破碎的领域，它的情感性、精神性、虚无性，使得作者一旦作古便难再“求真”，所以求“精确”势必不可能，也并非品文的最佳审美态度。然太康“文章中兴”，才子之多，在南朝已经引发不少感叹。如《文心雕龙·时序》云“晋虽不文，人才实盛”。《明诗》又云“晋世群才”。西晋王朝虽短而才子辈出，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也是一个从酝酿到绽放的完整过程。作者对太康群才个人生活道路与人格精神的深刻分析无疑拉近了今人与古人的距离，为我们还原了“太康群才”的生存状态，立体地再现了太康时期的文学生态。 二、科学的逻辑推理与几宗太康学术疑案的新答案。 《太康文学研究》的最后两章属于文献整理和考辨。其中《太康重要作家著述辑录》和《西晋重要作家文学编年》之价值不必多言，必将成为后人研究此一阶段文学的必读篇目。而《太康文学学术史疑案新断》一章更是显示出深厚的考证功力，对太康时期的几宗学术疑案重新进行了裁断。 作者新断了太康文学学术史上的四件疑案。亦即“三张”之父到底姓甚名谁的问题、陆机入洛时间及次数问题、《文赋》的写作年代问题、左思《三都赋》的撰成年代问题。在细致排列材料的基础上，大胆推断太康年间蜀郡太守、益州刺史为同一人张收或张牧，而“收”字为“牧”字的讹误，“三张”之父应该名叫“张牧”而非“张收”。陆机入洛非一两次而是五次。针对《文赋》作于“二十岁”说、“二十九岁”说、“四十岁左右”说三种不同意见，作者采用了排列已知条件，由已知条件进行逻辑推理，细致耐心的运用逻辑推理过程中“与”、“非”、“或”等基本原则，定《文赋》作于永康元年春月。并用同样的方法考定左思《三都赋》成书年代为太康二年春季陆机归吴以后、太康三年正月张华出镇幽州之前，反证了陆侃如、姜亮夫、傅璇琮几位先生意见之“不能成立”。 相对于过去学者对这些疑案的研究结论基本上只是建立在“主观化的推论基础之上，缺乏确凿有力的实据”的事实，作者在文献分析过程中所采取的逻辑推理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力量，对这几件疑案的判断提供了相当有价值的意见。 三、“诗性精神”、“文学精神”与太康“文章中兴”的形成。 该书的主体部分是第四、五、六章，属于更本位的“文学研究”。作者就太康时期的“文学思想”、“文品”、“文章中兴”进行了审美观照。大胆启用“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这两个概念来解剖太康文学的精神实质和太康“文章中兴”的具体原因，是本书最富有原创性和学术挑战性的部分。 虽然作者已经明确表示“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并非作者独创，但对两者进行详细的界定并大量用于作家之评判确为该书独有。例如：“傅玄是一位兼具理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作家和批评家”（17页），“充满诗性精神的玄学家阮籍”（27页），潘岳“是一个诗性精神浓厚的文学家”（86页），“太康时代正是一个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普遍高涨的时代”（225页），并认为这是太康文章中兴的根本原因。 “文章中兴”一说源于钟嵘《诗品》：“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此说在唐以后的多种古人著作中均有广泛记载。历来大家都承认太康曾出现“文章中兴”的事实，但是如何使然却未曾得到深入分析。对此作者在对个体的“人”（尤其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研究基础上，将“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的普遍高涨”作为太康文章中兴的根本原因，颇有水到渠成的流畅感。虽然在讨论“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之概念及相互关系时，尚有不够严密之处。例如既已经界定“诗性精神”为抒情精神（也就是人内心最原始的情感波动），似乎就没有必要再突出《诗经》的时代是“原始诗性精神”的时代。又如文学精神为“自觉为文的精神”，故作者认为“好辞”是文学精神，然而又设想还有“尽管文学精神特别亢奋，然而情未动于中的人”（219页），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人之动情，深浅真假或有区别，然完全不动情而“徒好辞”似乎不太可能，即使因为“徒好辞”而创作，也未尝不可算在“诗性精神”的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在“诗性精神”和“文学精神”这两个概念的指引下，此书最有价值的结论是认为“情多气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太康作家的相应诗性精神，而袭故弥新与绮靡工巧则多侧面地并且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太康作家积极高扬的时代性文学精神”（294页）。而所谓“积极高扬的时代性文学精神”在太康文坛的直接证明就是自觉积极地进行各种文学体裁的模拟。在作者的仔细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太康群才手里，“模拟”乃是为了突破，模拟“是一种可贵的文学精神无疑”（118页），并且“不失为推动文学发展的积极途径”（294页）。 作为一本原创意识较为浓厚的著作，作者主观臆断之处必不可免。例如认为“赋，历来都不过是曲终奏雅。赋，事实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娱乐性质的文学体裁。……自汉武帝，到魏武帝，到晋武帝，到梁武帝，赋一直都是正统的属于贵族阶层文化生活中的艺术奢侈品”（121页）。便有随意化、绝对化的倾向。文学创作是只要掌握文字工具的人都可以享用的娱乐方式之一，将“赋”定位为只是贵族阶层的艺术奢侈品似乎不妥，对那些与“曲终奏雅”的大赋同时存在的抒情小赋也不完全适用。此外认为挚虞对“赋”的看法“竟然是汉儒的陈词滥调，拾人牙慧而已”（193页），则是将此一时期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意见简单化了。笔者认为，虽然汉代赋的创作很繁荣，但是评论却不多见，其中“古诗之流”说和“曲终奏雅”说影响甚大。作为同样具有文学创作经验，并且“才学通博，著述不倦”的人（《晋书·挚虞传》），挚虞对“今之赋，以事形为本”的认识，看到了“赋”具有叙事和摹物的特征，乃是经过了对前人赋体观念新一轮考察之后的慎重确认，并非仅是“拾人牙慧”而已。 （《太康文学研究》，姜剑云著，中华书局2003年6月出版，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