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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先生与淡江大学林保淳教授对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研究已持续多年，颇有创见。近10年联手撰写《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以翔实的资料与简明的阐述将台湾武侠小说自上世纪下半叶50年来的发展脉络一一厘清，以正台湾武侠小说研究之谬误。书中将此50年武侠小说划作发轫、兴盛、退潮、衰微四期，跳出作品评介、作家介绍之故套，面以武侠小说发展之传承、政府文化政策之变化、作品与读者接触之渠道、武侠小说作家群体之特征、武侠小说评述之纷纭等台湾武侠小说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为立足点，把武侠小说的研究转向更广的视野和更学术化的层面。 首先，材料丰赡，求实传信，是该书的最大价值。两位作者历时多年经营此书，其撰写前后之最大难题正在于台湾武侠小说研究的资料难寻、内容庞杂且多有讹误。如叶洪生序言中所言之诸般困境都系过来人之语，云其时台湾武侠小说作者发轫期即10名以上，而全盛时更是有300余人之多，且由武侠小说作品的特性，几乎每部书都鸿篇巨幅，字数多达百万。[1]要一一通读，穿珠成串，分阶段理清，谈何容易。毫无疑问，面对武侠小说庞杂混乱的出版情况和随出随失的流传状况，大量原始材料已很难找到，而武侠小说作家又往往并不重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如多数武侠小说名家竟然不能确知自己作品数目[2]，再如“代笔”、“冒名”竟成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常态，这既给了“攻击”武侠小说者以口实，也让有心从事武侠小说研究者不免屡有失误。如该书作者之一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所指出的大陆学者因资料不全，“故有如刀剑虚舞，听音辨位，难免贻人以‘盲侠’之讥”，而台湾虽处当时武侠小说发展的重镇，却“多持鸵鸟心态，完全无动于衷，任令以讹传讹”[3]。因此，从资料角度来说，尤其是对台湾武侠小说发展来说，《发展史》的出版确实为当前武侠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本比较全面而翔实的信史。 其次，这也牵涉到如何看待武侠小说乃至通俗文学的问题。民国通俗小说一度遭到文学史排斥，如今这种情形已经有所改观，在这方面做出博士论文的已有汤哲声、孔庆东诸君，而苏州大学徐斯年先生的民国武侠小说研究更是全面深入。 近２0年武侠小说研究只局限在少数名家上。很难想象，如果对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的研究只聚焦在杜甫、李白、曹雪芹或鲁迅身上，整个中国文学史还是否能够得到清晰而正确的认识。因此，从原始资料出发，不仅认真看待一流的武侠作家作品，也认真看待那些二流、三流的作家作品，因为目前武侠小说研究不是缺少那些聚集在名家身上、读者鉴赏闭幕式的批评文章，而是缺少能够从文化、思想、创作、接受、原型等方面对武侠小说作一整体或局部透视、具有超越具体故事情节和具体作者的理论阐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摆脱武侠小说研究的尴尬，得到多方面的认可。 武侠小说研究，是综合性考察当代大众文化不可或缺的环节。《发展史》第４章第５节概述武侠小说研究的现状，并对武侠小说研究提出了自身的看法。作者认为目前武侠研究的窘境在于“研究窄化”，这可谓正中目前大陆武侠文学研究之要穴。由于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理论建构不足，除少数几位研究者外，大都停留在鉴赏和读后感式的评价，虽不无存在意义，但很难从文化和历史的大视野中做出更有意义、有价值的论断，也不能从更久远的历史源头和更深层的心理机制中发现“侠”在民族文化中的意义。侠非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至今其已融入中国群体心理无意识之中，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这一点可以从第3章第1节中深刻体认，武侠小说这一文类或许出现衰落，但武侠精神却可以借助另一种形式继续出现并张扬于社会之中。 除了资料上的“传信”，这部武侠小说史还从文化政策、传媒发展变化、作家创作动机、出版行业同作者之间的互动等多方面对武侠小说发展这一论题做“外部阐释”。这是试图还原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原生态的尝试，也为武侠小说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对于大陆的研究者来说，更增加了比较的参照，取得一种他者的眼光。这无疑对武侠小说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是两岸武侠小说交流的一座桥梁。 因此，《发展史》两位作者能以不小篇幅来论述“八大书系”为代表的出版行业，台湾当局的文化政策，媒体传播下的武侠创作，又旁涉香港、大陆，并以此提示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兴衰成败，确实是有其深入考虑的。而书中更注意到云中岳得到网络群体重视一事，尤可见作者在研究时视野的广阔和平时的处处留心。而这些，走在前面的台湾地区武侠小说及其连带的大众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研究得失，也会给大陆相关文化现象的审视、研究带来不可多得的启发。 武侠小说整理、出版与研究，也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及理论运用有较大参考作用。如今武侠小说已经不仅仅面对立脚点一般的读者。大陆高校的教学与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偏重“雅文学界”和古代文学名著研究的重复浪费现象，早引起诸如郭英德教授“悬置名著”之类的呼吁，而就明清小说研究来说，也有学者指出：“绝大多数作品数十年来一直无人过问，这已经成为研究发展的重要障碍……文学发展有起有伏，绝非若干巅峰的连线。在不少历史阶段中，放眼四顾只见一般乃至平庸的作品，但这就是该阶段创作演进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形成的‘团粒结构’式的作品群所产生的整体意义与影响决不可小视。最后，一般乃至平庸的作品大量出现，且能在相当大范围里传播，这实与当时社会氛围、创作整体水平以及读者群审美情趣等都有很大关系。这些作品单个地看价值都不高，但其有机合成的整体却可引出一连串重要课题，由此切入还必将拓广我们的研究内容”。[4]其实这种情况，在武侠小说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对武侠文学研究的关注，也会促使研究者关注古今文学的联系及演变过程，关注古典文学的当代意义，关注当代国外理论思潮对大众文化现象的解析等，功效当不可小觑。 固然，学好中文专业离不开掌握基本的名著和文学史知识，但《发展史》也以有说服力的事实，印证了“团粒结构”下其他众多作品的价值也不应忽视。一似《水浒传》经岁月淘洗和读者审美接受而成为经典，金庸小说也已经开始经典化。小说史的经验已验证了，小说经典名著的生成也离不开通俗文学一般性作品的积累。《发展史》告诉我们，卧龙生１９５８年的《飞燕惊龙》武林门派、江湖大一统之说，早于金庸《笑傲江湖》（１９６７）的“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之说；[5]《天龙八部》（１９６３）“武学女博士”王语嫣来自于卧龙生《玉钗盟》（１９６０）中紫衣女萧姹姹。[6]有的母题甚至来自域外，如《倚天屠龙记》中刀剑互击断裂发现内藏秘籍，当来自日本柴田炼三郎《秘剑血宴》有关水火双剑的描写。[7]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和认同这样的观点，所谓名家名著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对而言的。 该书作者言：“基本上，文学史的建构是经由串联各时代个别作家的‘点’，形成主线和再由同时期作家的‘点’，铺陈为面；最后则以纵览全局的宏观方式，为其历史发展作定位”才能成就一本信史，并认为如何选择“点”，则由建构者不同的文学发展史观和对作家具体把握决定。[8]这显然是一种夫子自道。综观全书，两位作者也都能言人未言，圆理成说。但若苛求尽善尽美，则不免仍有可商榷之处。说起该书的不足，恐怕最令人遗憾的就是，虽然书名为“史”，但史实居多，而史论薄弱，虽满盘珍珠却往往少了丝线串联，这可从篇幅的安排得出，也可从具体的行文中看到。大多数武侠小说评论仍然是走了作家作品论的路子，没能继续深入。 注释： [1][2][3][5][6][7][8] 叶洪生、林保淳，《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５：４３，３４５，３８，６９，３５５，２８5，505。 [4] 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２００４（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