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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研究早就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从五代《花间集》序以来，历代都有学者研究词，到今天已经积累了一千余年的历史。由崔海正先生主编、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以下简称《研究史稿》）就是一部对这一千余年来的词研究史进行研究和再现的著作，属于通代学术专门史的范畴。《研究史稿》的按照词人词作的时代划分为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清五个时期，对应编撰为五个分册，分别对其作家作品的研究情况进行历史全过程的叙述。 《研究史稿》古今贯通，所叙述的时间范围涵盖自唐至今千余年，同时又把重点集中在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时间之内。在《研究史稿》的五个分册中，唐五代、北宋、明清等三册陈述20世纪以来研究情况的篇幅占全书三分之二以上，南宋、金元两册稍少，但也占了全书近二分之一的篇幅。从篇幅的比重上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学术通史带有明显的略古详今的特点。按照学术界通行的看法，像古典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一样，词研究也经历了古典与现代两个时期。以建立民国为分界线，此前为古典时期，此后为现代时期。从学术分工的传统看，词研究的古典时期一般归属于文学思想史、理论史、批评史的研究范围，所以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学术史多把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20世纪以后。事实上，古典和现代虽有本质区别，但同时又存在剪不断的学术渊源。我们现在仍然在研究的很多学术命题或者直接就是古典问题，或者是从古典问题中发展出来的。如果把历史从20世纪拦腰截断，可能会影响对学术史的宏通把握。反过来，如果拦入古典时期，又存在与思想史、批评史雷同的危险。这给学术界出了一道两难的题。怎样处理学术史两个历史阶段的关系，怎样把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与文学思想史、批评史区别清楚，角度和重心都是学术界一直思考的问题（参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前言、《研究史稿》前言等）。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研究史稿》以古今贯通、略古详今的原则来处理两个历史阶段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富有学术价值的实践和尝试。 《研究史稿》另一突出的特点是随时注意发抉、清理和提供历史上有影响的学术问题在起源、承接、变化、发展等环节上的线索。这种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揭出全过程线索。比如，苏轼词与柳永词在创作上的继承发展关系是词学研究中的传统问题，《研究史稿》指出，龙沐勋《东坡乐府综论》中关于苏轼词和柳永词关系的研究，“加上后来陆侃如、冯沅君先生对苏柳在词的创作上的关系的揣度，即比较完全地勾勒出苏轼对柳永在继承中发展开拓的前进轨迹了。”（226）短短数语即勾勒了这个问题的起始和发展情况。第二，特别注意发抉、清理有关的史实。如李清照《词论》不评论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吸引学术界的研究兴趣。撰者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年，武酋山《论宋代七家词》就指出，李清照《词论》于当代诸家鲜有首肯，“独于周词未加评论，此其故盖亦诸家造诣皆具体而微，罕能如周氏卓立当代，融会诸家之长，合一炉而冶之；兼之擅长音乐，提举大晟府，为一世制词者之所宗仰。……”《研究史稿》认为武氏“这一推断思路，在八十年代以后的清真词研究与李清照研究中，都得到延续，并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230）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最早提出和研究李清照《词论》与周邦彦词的关系的文献。再如，对明人张綖的词学研究学术界关注至今，《研究史稿》指出：“张綖对苏轼、秦观词的意见实际上是重复了陈师道的看法，不过他是第一个提出词有婉约、豪放两体，并由此来划分北宋词的正宗与非正宗的论词者，这一角度和李清照以来一直多从声律或音乐与词的关系来确定当行本色有所不同……它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更具理论色彩的研究思路，对王国维的‘意境’说的形成不无启发意义。”（58）再如，对于夏承焘词学研究的影响，《研究史稿》指出，夏承焘20世纪50年代《唐宋词叙说》“认为苏词调和了‘封建意识’与‘市民意识’，则为以前苏轼研究中所罕见，尤能给人以启发，90年代出现并成热点的从不同文化类型、文化意识的角度研究宋唐词，或可从夏承焘先生溯其源头。”（269）这些叙述均能在源头和新变等历史的关键点上对史实有新的发抉和认识，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研究史稿》对于词研究学术源流的考镜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当然不在于它所提供的史实已经十分完备，在“前言”中崔海正先生曾经谈到了全面网罗史料的困难、挂一漏万的难免（这也是学术界共同的感受），并担心因此可能会“使某一观点的后出者变成了先行者”（3）。从笔者个人了解的情况来看，书中确实存在这一类问题有待补充和修正。不过作者的担心正说明了《研究史稿》对考镜源流的重视。学术史的读者群首推业内人士，《研究史稿》对于词研究学术源流的考镜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主要在于读者（特别是业内读者）可以循着作者提供的线索对历史去进行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因此，这样的线索越多，越贴近历史，它的学术价值就越高。而笔者从阅读中感到《研究史稿》脚踏实地地发抉、清理、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史线索，取得了不少独到的成就。 归纳起来，笔者认为《研究史稿》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略古详今，一是考镜源流。这两个特点是合二而一的。这个“一”就是“今天”，或者再加上“将来”。《研究史稿》要给今天和将来的中国一个逼真而全面的历史陈述，同时也要给今天和将来的词研究一个好用的工具，使业内读者能够从这部著作中得到有学术价值的历史线索和参考性意见。而陈列在我面前的这五大本《研究史稿》证明：它正承担着这样的学术职责。 《研究史稿》各分册的前面有三篇序言，分别是刘乃昌先生、刘扬忠先生的“序一”和“序二”，以及主编崔海正先生的“前言”。三篇序言各自从学者和编者的角度对《研究史稿》的特点以及编撰思想作了评价和介绍，相信读者读了它们之后对这部通代学术专门史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作者：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岳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