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最近著文谈及当下散文现代性意识的稀缺，视这一问题与文化积累的匮乏为当下散文的两大缺陷。文学领域内的现代性其实是个弹性颇大的取值空间，其下限为人类业已确立的基本价值准则，向上一格，则为对终极价值的叩问及终极关怀的建立。若以体裁类比，在现代性的自觉层面，散文可谓最为迟滞。当下，即便严肃的散文创作，也大多停留于叙事的酣畅、经验观照的准确、历史材料的再解读层面，过于注重确定性的要素，而对于超出经验的不确定性要素，却少有触及；及物的写作范式占据统治性地位，内省式的写作依然鲜见。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鱼禾的散文创作，也许是必要且重要的。 
    2012年，鱼禾系列读书随笔《非常在》出版。此前她曾相继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摧眉》与《相对》。鱼禾专心致志于写作很晚，大致是2010年前后吧，两部散文集汇聚了她的专栏文章，形制相对短小，宽度也尚未形成。而到了《非常在》，陡然转入才情勃发、个性十足的写作通道。《非常在》之后，鱼禾转入长散文写作，先后刊发于《人民文学》《十月》《散文选刊》《莽原》等刊物的作品，俱是数万字的篇幅。长散文的写作形态，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叙事能力和结构能力，对于作家的经验储备和智识储备，也是一个近乎严苛的测量。如果说《非常在》凸显了更多思辨和形而上色彩的话，那么，鱼禾近年来的长散文写作，则转向了经验凝聚的领域。亲族叙事，成长经验，行读洞见，等等，繁多的经验再现与陡然抽离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之中，构成了篇章之间既各行其是、又差异互补的微妙布局。
    鱼禾从不讳言散文“主体在场”所必然导致的“私人”样貌。她把自己即将出版的长散文集命名为“私人传说”。这份自信后面无疑有着颇深的用意，除了对于私人经验的特别尊重之外，必然还有对于私人经验书写之价值的独到理解：“作为写作者，关注并体察他人尤其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生活，这是理所应当的。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作家的在场，是一种什么姿态的在场；文学表达中的现实，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实。我们的文学主张似乎有一种轻视智识的传统，沉甸甸的现实往往难以获得相称的反省……现实是整体的而非碎片的，是日常存在而非突发事件。作家在写作之先，就应当有那么一个刻度准确的、宽阔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的横轴，是不相分割、连续存在的生活本身；纵轴，是作家对世界、对人的基本观念和态度……从写作的角度看，现实只是被充分消化的个人经验，谈文学表达之‘道’，意味着必须首先澄清写作者对待现实与自我的基本态度。”
    纵观鱼禾的长散文系列，进入文本的不同经验皆被纳入独特的心理观照系统之中，体验的浓烈后面，不同程度地具备了精神内省性的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文本的深层纹理所在。即使是叙事色彩鲜明的作品比如《失踪谱》(《莽原》2015年第1期)，也总会潜伏着一个基于自我心理过滤的、从属自我沉思的叙事视角。这部曾获得《莽原》年度文学奖的作品，讲述了家族史中六位失踪者的人生片段。人生故事的奇异性，情节的中断与空白，历史与现实经验的融入，这些因素本是小说的敏感点所在。鱼禾对于这些要素的处置，避开了人物性格的深入刻画，避开了因为往事苍茫所需的虚构性补充，而致力于情境关系的有效性建构。这一份沉郁凝练的失踪谱，也是父亲的临终讲述。身患重病的父亲，体力不支加上对亲人交代家族史的强烈念头，决定了去繁叶而留枝干的叙述形态；而故事的另一个讲述者——“我”，则是一个拾遗补缺的角色，既努力忠实于父亲的记忆，又以无限的体恤和悲切，揣测着父亲的留白所具有的可能和意义。失踪者的故事横跨大半个世纪，从祖辈到父辈，再到吾辈。战争、灾荒、革命、冤案——这些因素是亲人失踪的缘由，也是全部的现实构成。一个家族的失踪谱系，兼容了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战乱对底层民众的摧毁、宗法社会下的香火情结、狂热年代中被恐惧感紧紧束缚动弹不得的个体、女性生存难度的极限这些几为标本的时代与人性要素。被照亮的记忆图景一直压在父亲的生命深处，通过这一场临终讲述，它们的重量转移到作为后辈的“我”身上。在现实关怀和历史深度层面，这部作品以一个个鲜明的节点，呈现了在历史烟云席卷中的个体微弱而诡异的命运行进图，堪称一部豫北人文背景下的《百年孤独》。所抵达的境地，如同文本中“二奶奶”在西屋房顶上的哭泣——这是一个女人最无奈、最凄凉的哭泣，也几乎是整个北中国的哭泣。这样的哭泣在当时可能无法穿过村庄，而时至今日，一定会如钢针一般刺入读者的内心。另一方面，家族记忆的延伸，在本质上就是自我来处的延伸。心里住下越来越多的人，自我的颜色方越来越趋于清晰。在讲述失踪者故事的同时，作家也不忘省察自我血脉的颜色，比如蒙古人一般的相貌和秉性，家族中的逃离基因，性格上的要强和自我担负性，这些旁逸斜出的细节丝丝缕缕嵌入文本，成为全文隐约可见的背景性底纹。
    《父老》(《人民文学》2013年第2期)是鱼禾的另一篇重磅文本。作品同样有着双层结构，第一个层面凝聚了情感的深广、自我的担负以及对父亲一生的回望。作为女儿，丧父之痛如同血脉被陡然截断：“他留下的缺口深不见底。我还在这里，我在一豆烛火前给自己把脉……这是血的刻度：沉浮迟数，温凉寒暖，一切俱在其中。”为了支撑起情感的经脉，作家在素材处理上入乎其内且出乎其外，表现出娴熟而灵巧的闪转腾挪功夫。父亲病重的前后因果，这一层叙述兼容了投射性的现实关怀——包括家乡化工厂对河流、庄稼、村庄的侵蚀，医院作为机构视病人如机器；在最后光阴里，“我”和父亲倏然进入俗常所不曾有过的相互依赖的境地；父亲性格的立体性，包括父亲的痴迷和坦荡，承担和懒散，荣耀和遗憾——这些自外“入内”的因素，使文本凝聚而饱满。而放疗病区的病人群像，因同样的病症盛年亡故的舅舅，因父亲的病而不断被掀动的“我”的处境等等，则是自内而外，无限投射，使文本宽阔而郑重。王国维先生曾言及，入乎其内，故有深情，出乎其外，故有高格。写父亲的优秀篇章中，我曾读过两位男性作者的散文，北岛的《父亲》和玄武的《父子多年》。或许是缘于性别的区分，他们的书写重心更多的放在理解层面，而鱼禾的《父老》，着力点则在于深情——情感人人可写，不同的是，鱼禾笔下的情感，隐忍如是：“是啊，如此这般，仿佛是不爱。只是若干年后，借助了岁月的剥蚀，父亲的心才有了形状……不曾有什么瓦解过我的坚强。只是到最后，因了他眼中的依赖，因了他求救般的手——因了这令人唏嘘的弱，我的铠甲才得解除。”文本的第二个层面隐秘地藏于另外的角落里，也藏于作家的另一篇散文《放疗病区》的末尾。临终的诀别，死亡的羽翼乍然落下，虚空如巨石般压覆过来，诵出的佛号，写于灵棚处的挽联，皆是某种心理的安慰。在这里，死亡作为哲学问题涌现至目前，至笔下。打小开始习染的无神论观念难以逼视死亡的虚空。死亡来到眼前，她看到亡父的眼泪，才陡然意识到，生命的消失不单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击，竟也是一道令人仓皇失措的思考题：“生命之内奥义重重。心里的畏惧何时来的，我不知道。那个被困在放疗病区的临终之人，他，生命行将衰竭，是否曾有那么一瞬间，比我更接近生死的真相，或者竟如人们所传，他看见死亡显形为一条通向光明的幽暗通道？是否有一瞬间，死亡的灵氛团绕，他大梦初醒，回顾这一世的混乱颠倒、辛苦经营，因而唏嘘涕零？”(《放疗病区》)
    思和诗以同一方式面对同一问题(胡塞尔语)。经过沉思的外在遭遇、目之所见，进入作家的心理旅途。这种内在化的处理方式，构筑了内省性散文的基质，使之与思辨型叙述、故事型叙述区别开来，也触及到了现代性的核心要素——主体确立与自我意识。《乡愁，或另一种乌托邦》(《散文选刊》2015年第2期)与最近几年风行的“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主题似有重叠，实则匠心独具——许多论家认为散文不该有匠心，但鱼禾不以为然，她觉得散文不是不需要营造，而是需要作者身心直接参与的“大营造”。在江西作家江子笔下，在安徽作家江少宾的散文里，或者触及人事的凋零，或者触及田园将芜，祖屋坍塌的状况。而鱼禾笔下的乡愁，则同时指向故乡——淇河岸边的古老村庄，曾经就读的复旦校园，正寄寓其中的伊城(该是郑州吧，她用了代号)，汶川的震后废墟。而乡愁也是多维度的，包括对亡父的悼念，对弟弟——可视为离开故乡进入伊城讨生活的年轻一族的人格代表——生活及人格状态的忧虑，对故乡孩子前路无望、俱被荒废的痛心，对自我经历重重人生逆流的省察……如此丰富的切面，使鱼禾言说的“乡愁”有了格外沉重、也格外痛切的分量。这一篇章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对故乡人心荒芜的准确勾勒上。努力挣钱而富足之后的玉表姐一再数叨：“晚上坐在那里数钱，数得心里那个空啊……钱有了，楼盖了，可两个孩子，都荒了。这么些年挣命，到底还是落了俗套。”而坐在表姐对面的她，却极力把悲哀藏在无感之下：“我早已陷落到某种不可救药的情绪之中了。这情绪犹如四方连续的花纹，平铺，无穷无尽，也大致等于没有。”《吸引》(《十月》2015年第2期)写的是一次盐湖之行。与多为观看和介绍的旅游散文截然不同，鱼禾的西行记述，文本指向内在的自我。伊城向西，是亚洲大陆腹地的云朵、天空、大地，它们的色彩、形状，盐湖的滞重，德令哈夜色的悲凉，呈团块状进入作为在路上的“我”的内心，涤荡着属于尘世的俗念，于是这趟行走，便成为一次身心清空的过程：“我知道我认真对待过一切。我的双手郑重其事地捧起过，先是滚涌不绝的生活，后是疑问和经卷。但试过的道路都指向了悬崖，被败坏的时间也不曾提供教训。我们和自己其实是陌生的，对于身心之内的困难，既难诊断，更难处置……你只能一个人去远方。独自远行是更决绝的关闭，不是打开，更不是呼救。” 《驾驶的隐喻》是鱼禾近年来以成长经验与人性困局为主题的系列长散文代表性作品之一，2015年获“十月文学奖”，并被《散文·海外版》转载。借用“十月文学奖”的评价，这篇长散文“以汽车作为隐喻主体，探讨了驾驶主体和世界的关系，以及现代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驾驶延展了人类的存在空间，也让人类服从于某种神秘的力量，试图挣脱而无又从挣脱”，可以说，从题材到处理方式，既有对散文创作诗性传统的优美继承，又有对散文言说界域和固有形式的果断突破，在当下散文创作实践中，可谓罕见。
    现代性问题为当代中国文学进化之路上必然遭遇的问题。当然，鱼禾的散文不可能穷尽现代性的全部要素，但确凿无疑的是，她以独树一帜的创作实践，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努力。而就散文文体的推进层面，除了长度之外，兼容心理独白、人物与故事、诗性体验、隐喻手段所形成的跨度叙述，在增大散文的容量以及拓展散文的维度方面，亦确立了独特且相对成熟的表达模式。这种努力和成效，在《逃离》《悬空：我的梦中居所》《孤立》《地图》《高原反应》等散文中亦不断得到印证。生活在都市深处的鱼禾，对日常生活保持着一份既敏感怀疑、又疏离远视的态度，许多事情在她，仿佛无可无不可；独于写作一途，却能抱持信任与专注，为确认一种文体呈现人性与世界的可能，不惜踉跄试路。这使我想起艾略特的经典诗句：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那条通道 / 通过那扇不曾打开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