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以下简称《文集》)18卷，800万字，确实洋洋大观。我以一个半月的时间，快读了《文集》，收获良多。读后总的感受是，他俩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纵横驰骋，取得了非同小可的学术成绩。“纵”，指的是他俩研究现代文学，上溯1896-1917年的近代文学(《文集》第三卷)，下延至1949年至新时期的当代文学(《竹林小说论》，第十三卷)；“横”，指的是他俩不只研究内地的现当代文学，还研究台湾地区的现当代文学；不仅研究现代小说，还研究现代报告文学、现代话剧文学；还有作家传记、作家年谱等。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研究对象的品种如此之多，在国内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中是罕见的。《文集》在下述四方面尤具特色。 第一，《文集》提供了现代文学研究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多部著作、多篇论文具有“第一部”“第一篇”的性质。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对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来说，衡量他的学术贡献，主要的也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文集》恰恰在这方面令人瞩目。仅举数例：①《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第一卷，曾庆瑞著)。现代文学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即已在高等文科院校里开设了新文学史课程。但是，迄1990年为止，谁也没有论述过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学科?其学科体系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论》可以说是披荆斩棘的筚路蓝缕之作，它从文学史观、方法论、价值判断的标准、史学的当代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史料与史料学、历史分期、内容构成与史著模式、门类和风范、中外文学文化传统等不同角度，全方位地深人探讨和研究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诸问题，从而科学地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②《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第五卷，赵遐秋著)。据我所知，中国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即已有了报告文学，如王韬的《漫游随录》《制造精奇》等。新文化运动勃兴，有了现代报告文学。但无论是在旧中国还是在新中国，都没有报告文学史。赵遐秋完成于l985年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报告文学史。朱子南于1995年出版了《中国报告文学史》，已在赵著十年以后。③《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第五卷，曾庆瑞著）。自新兴话剧的萌芽——文明新戏出现，我国现代话剧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有朱双云的《新剧史》(上海新剧小说社1914年版)、《中国现代戏剧史稿》(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等多种戏剧、话剧史，然而就是没有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曾庆瑞于1989年3月完稿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上，写到第十二章第一节，未完，文稿丢失)，又是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填补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的空白。④即使在《中国现代小说140家札记》(上、下，第六卷、第七卷，曾庆瑞、赵遐秋著)这样作者认为是普及现代文学知识的著作中，《文集》也提供了新东西。譬如，人们都知道陈毅是军事家(元帅)、外交家(外交部长)，可是极少有人知道陈毅还是个很有才气的小说家。在《文集》第六卷中有一节《问一问文学家你走哪条路》里，就对作为现代小说家的陈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作的4个短篇：《她》《报仇》《十年的升沉》《归来的儿子》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精到的评析，显示了陈毅作为小说家的才能。类似的新东西，在《文集》中多的是，限于篇幅，不一一例举。 第二，《文集》贯串着质疑精神和挑战意识。还在上世纪60年代初，当时在大学读书的曾庆瑞、赵遐秋就在《〈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一文(《文集》第十八卷)中对权威的汉语音韵学家陆志韦先生“《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的主张提出质疑。该文体现了青年曾庆瑞、赵遐秋在语音学上也有很深厚的学养。经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教授推荐后公开发表。至今一些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还把该文作为他们必读的参考文献资料。赵、曾合作的《〈中国语言学史〉读后》(第十八卷)更对权威的汉语史和汉语言学家王力发出挑战，就汉语语言学史的性质问题、汉语语言学史的对象、内容问题、汉语语言学史的分期问题、研究汉语语言学史中的历史主义观点问题，阐明了与王力先生不同的看法。王力先生不以为忤，1961年夏天，当曾庆瑞留校做研究生的时候，王力先生主动提出要担任曾庆瑞的指导教授，还和另一位语言学权威袁家骅先生相互争执不下，最后由系里出面协调，王力先生才作罢。可见王力先生对赵、曾二人的才气是多么赏识，气量又是多么宽宏。如果说这两篇论文的质疑精神和挑战意识，还是曾、赵“初生犊儿不怕虎”年轻书生胆识表现的话，那么曾庆瑞和赵遐秋在进入中年、老年以后仍富有质疑精神和挑战意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文集》第三卷、第四卷里，他俩质疑和批评了其时因为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而声名显赫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在《鲁迅评传》(《文集》第九卷）里，质疑和批评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中由于历史的局限而在当时有些不当言行的双方。在《金庸小说真的是“另一场文学革命”吗》(第十四卷：《林园散论》上)一文中对主张金庸小说是“另一场革命”的严家炎先生提出了质疑，而严家炎先生正是他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真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他俩在《质疑“小说百强”》一文(第十四卷)里，又对香港中文周刊《亚洲周刊》编辑部在1999年评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结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包括对14人组成的评审团的文化立场和学术偏见的批评，而这个评审团里，有的是内地权威人士。1999年，赵遐秋已64岁，曾庆瑞是62岁，都已进入老年了。 可见，《文集》的质疑精神和挑战意识是一以贯之的。有人说，江湖越老越寒心，但曾庆瑞、赵遐秋的质疑精神和挑战意识却是老而弥坚，老当益壮。 第三，曾庆瑞、赵遐秋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研究家”的学者，关心国家大事，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特别表现在他俩对“文学台独”、“文化台独”的持续、持久地批判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分裂主义势力不遗余力地在岛内甚至在海外大搞“文学台独”、“文化台独”，鼓吹去中国化，为他们的“政治台独”服务，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海峡两岸爱国的作家、评论家的严肃批判。在台湾，十几年来，坚持批判“文学台独”、“文化台独”的是陈映真、吕正惠、曾健民等作家和评论家。而在内地，持续、持久地批判“文学台独”、“文化台独”的则是曾庆瑞、赵遐秋贤伉俪。他俩在2001年撰写了《文学“台独”面面观》(《文集》第一卷，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台独派的台湾新文学论批判》)，从学理上、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判了“文学台独”，明白指出，“文学台独”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此书在内地和台湾出版后，不仅在海峡两岸而且在海外都产生了广泛而又重大的影响。正如陈映真先生所说，“在台湾出版的《台独派的台湾新文学论批判》，更彰显了它在我民族文学史以及在政治和思想史上的重大而深刻的意义。”陈水扁于2000年在台湾上台后，分裂主义势力更加嚣张。曾庆瑞、赵遐秋以“童伊”为笔名，在《文艺报》上连续发表了8篇文章继续批判“文学台独”(收入《文集》第十八卷)。台湾分裂主义势力为此禁止他们夫妇俩到台湾访问。有些台湾文学研究者听说后，竟在有人公开宣扬“文学台独”的研讨会上默不作声，生怕台湾当局也不准他们进入台湾。而他俩对台湾分裂主义势力的以权势排斥他俩，一笑置之。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果然，2008年3月22日，陈水扁终于被台湾大多数民众抛弃。那些在“文学台独”论者面前噤声的内地某些台湾文学研究者，这时候才发现自己与曾庆瑞、赵遐秋之间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感到内疚。 《文集》有此三方面显著成就，已经把它和如今一些“文集”区别了开来。《文集》的作者葆有清醒的头脑，严格的自审意识。他俩对《文集》中某些著作里的缺失之处，自动自觉地作了自我批评。譬如，《鲁迅评传》中第68段《为成立“左联”举行奠基礼》里说到“鲁迅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士团结战斗，痛斥‘新月派’的谬论”时有很长的一段话，作者详尽地作了引述，然后出自真心地进行了反省：“这样的描述和阐释显然简单化了，也不实事求是不正确不科学了。”“当时的文学阵营组成相当复杂，文学家们的情况也相当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大帽子或者一个简单的‘大毒草’的判决所能说明的。”“这样的问题，在《鲁迅评传》的其它段落里，乃至于这套《文集》的其他著作中，也都还有。现在回头审视，我们为当年的幼稚而感到羞愧”。“我们不想文过饰非，我们要尊重历史，保存原来的面貌而不做任何修改。”对自己文集中的缺失持有如此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今已出版过《文集》的人又有几个?! 还要说明，曾庆瑞、赵遐秋除了《文集》18卷外，曾庆瑞还有12卷本的《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文集》；赵遐秋还有她主编(副主编为石一宁、谢香)并参于写作的《文学“台独”批判》(上、下)两卷，125万字；可见他俩的研究和写作是多么地勤奋，多么地尽心尽力!如今他俩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我希望他俩在注意保重身体健康的前提下，继续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电影、电视剧研究持久地作出新贡献！ 原载：《文艺报》2008-7-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