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玛吉斯夫妇一起参加“兄弟宴会”
    
    坚持守摊的旧书商
    我曾浏览过罗马台伯河岸的夏夜书市，伴着近旁流水与意大利红男绿女的轻歌曼舞，但总觉得它不及塞纳河畔旧书摊特有的异趣。
    几十年前我初到巴黎，立时被塞纳河边一排排绿色木箱连环的旧书摊吸引。从右岸卢浮宫码头启程，过圣路易岛的玛丽桥，再踱步到左岸杜赫奈尔和伏尔泰两条沿河走道，全长约4公里。对这一奇景，法国作家让·迪杜尔描绘：“塞纳河是独一无二在两排由书籍筑成的堤岸中淌着的水流”。“旧书商文化协会”主席热罗姆·嘉莱也表示：“分列塞纳河两岸的长排书籍有若两道江堤一般”。
    确实，塞纳河畔是一处世间淘书宝地。有心人甚至可以在此找到各类弥足珍贵的文学典籍。譬如，笔者在贡蒂沿河道上曾见过套着纸板书壳的19世纪原版《拜伦勋爵全集》，觅到早年精装的查理·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华》、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热拉尔·纳荷华的象征派文学杰作《火女》等等。历史类方面，仅巴黎圣母院后边一处书摊就有将近400种关于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书籍，林林总总，各有其历史价值。自不用说其他封建王朝的编年史，以及1791年9月3日颁布的《法国宪法》的原版，标价150欧元。
    杜赫奈尔沿河道35号对面的让-玛丽·卢基耶书摊，被业内人士称作“孩童书苑”，有多种“童子军”书籍，专供家长领子女光顾。至于文化艺术类，则有在他处难以找到的木版、铜版或石印绘画、音乐著作，尤其是法国野兽派马蒂斯，印象派马奈、莫奈、米耶，以及马克·夏加尔的画作和欧洲各国的艺苑撷英。
    我最感兴趣的是人物传记，譬如路易丝·米歇尔这位“红色圣女”，中国在晚清时代就介绍过。《天义报》于1907年刊出“情僧”苏曼殊在日本所撰奇文《露伊斯美索尔遗像》。曼殊法师偶于故纸堆中得英国人祖梨手馈路易丝·米歇尔肖像，感其“英姿活现”，叹曰：“极目尘球，四生惨苦，谁能复起作大船师如美氏者耶？”
    我碰巧淘到书纸已泛黄的《路易丝·米歇尔坦荡一生》。诸多米歇尔传略中，这大概是最早的孤本，得之真是喜出望外。更令人兴奋的是，几年后我在圣米歇尔旧书丛里找到了一册《第一国际会员及巴黎公社社员与卡尔·马克思通讯集》，其中有一封俄罗斯女郎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于1871年4月24日自巴黎托人往伦敦捎给马克思的秘密信札。信中谈及巴黎公社面临凡尔赛分子准备发动总攻，急待伦敦方面支援，而她自己则已决心战死在街垒上。依据这一珍贵历史文献，我给《瞭望》杂志写了报告文学《马克思的秘密使节》。继之，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夜空流星》。
    由是观之，塞纳河堤岸的旧书摊不仅有供外邦游人欣赏的异域风情，更是一泓汲取智慧灵感的不竭源泉。塞纳河堤岸的旧书摊始于16世纪，历史悠久，徽记为一只蜥蜴注视利剑的图案。蜥蜴标志旧书摊主追求阳光，利剑象征他们酷爱自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没收大量封建贵族的藏书，成了旧书商创业的契机，到拿破仑时代得到巴黎当局认可合法化，在伏尔泰沿河道和新桥一带驻守发展起来。1891年，摊主们获准将绿色书箱固定在堤岸护墙上，夜间不需要搬运回家。1900年世博会时旧书摊达到200家，每家四个书箱，占据十来米长的砌石栏杆，摊主随意作息，只有雨天才自行歇业。经营者自备书箱，无须缴纳任何租金和税款。1930年旧书经营真正趋于稳定，到1991年，塞纳河堤岸边千余“绿箱”中的古旧书籍总数达30万册，规模空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渥太华、东京等城市起而效仿。自2014年起，这里开始举办“塞纳河堤岸书摊节”，届时由50家书店联袂，竞相推出最佳古旧书刊给读者，并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稀有书籍和手迹沙龙”。
    在塞纳河边设摊，须得向巴黎市政府提出申请，申请人要具备足够的文化知识和从业特长，历史清白，无犯罪前科。2010年，申请者逾百家，但获准的仅23人。另外，市政府还规定，每个摊位的长度最多不得超出8.6米，高不可越出2.1米，以免妨碍塞纳河岸自然景观。
    斗转星移，旧书摊经营队伍不断壮大，从1606年在新桥起始的24户，迄今已扩充至250家。冬去春来，他们恪守传统，像哨兵一样守护在旧书丛的岗位上。凡陈列于摊上的书刊，均用透明塑料薄膜包裹，防止渍水，保障毛毛雨天里也能照常营业。据老人们说，当年旧书商冬日坚持守摊，都习惯在外衣里铺填好几层报纸，那是最有效的御寒办法。
    旧书摊主最珍视的是自由。热罗姆·嘉莱表示：“我们有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按个人意愿安排，不受任何拘束”。人们一般不知道，从传统上看，塞纳河畔的旧书商群体始终抱有“无政府”理念，蔑视主宰社会的权威，更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坚定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尊严。这一特征，在旧书商出身的让-雅克·玛吉斯处显示得尤为鲜明。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跟他在圣米歇尔喷泉结识的。让-雅克的父亲崇尚自由，不甘受雇佣关系羁绊，选择到塞纳河畔摆书摊，清平一生。老玛吉斯去世后，其孀妇携子继续打理绿色书箱，让-雅克由此与书本结下不解之缘。他向我表白：“我承继父业，选择这行至今，是因为它自由”。正是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他在二战时参加了抵抗德国纳粹法西斯的游击队。然而，巴黎解放后，他又回到塞纳河的圣米歇尔堤岸，重新摆起旧书摊。
    我深为他的品格所动，一直难忘二人的头一回接触。那一年，我到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工作，甫抵巴黎即去圣米歇尔堤岸找寻列昂·克拉泰尔的小说《伊纳赫依》。这是一部描写巴黎公社的作品，完稿于1887年。由于公社惨遭血腥镇压，该书直到1931年才得以由法鲁瓦书局印行面世，现今早已绝版。玛吉斯听闻一位中国作家在苦寻此书，自己专门从旧书商联络网中淘得，欣然将这本绝版珍籍免费赠送给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异邦人，令我感动至极。他坦诚地说：“我是个书商，但做买卖不是我生活的理想”。
    现今，游客每天在圣米歇尔旧书摊前川流不息，但绝少会有人想到，老迈旧书商中间竟有如让-雅克·玛吉斯这样怀抱理想的超凡智者。他们以传播人类文化知识为天职，不屈服金钱和权势，安于清贫，仅靠出售旧书所获的微薄收入逸然度日。实际上，这些旧书摊主才是“人类文化遗产”真正的优秀传人。
    正基于此，他们对塞纳河堤岸文化目前面临的“认同危机”感到忧虑。从20世纪末叶起，旅游产品逐渐充斥巴黎的旧书摊市场，形成塞纳河畔的雾霾，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地市府规定，每个摊位销售旅游纪念品的比例不得超过25%。可是，按一个摊位出售旧书可获100欧元计算，如改卖旅游纪念品，其营业额却可以翻上5倍，这对不重视书籍价值的常人显然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针对近年出现的形势，巴黎电视三台记者让-克洛德·伽利做了一番现场调查，见证一些摊位上堆满塑制艾菲尔铁塔、巴黎街道牌和钥匙链等小玩意儿，令书籍退位，几乎变为一种门面装饰。这种现象，用汉娜·阿伦特的“大众文化危机”之说，从供求推销术审度，并不难理解。然而，接受记者采访的旧书摊主却对之愤慨不已。50岁的玛丽在塞纳河畔专营艺术类古旧书籍，已经有20多年，她愤愤表示：“这是旅游纪念品入侵！人们来此不再为买书。我大概在进行一场过时的搏斗。”玛丽的同行让-米歇尔在梅吉斯里沿河道也有15年从业经历。他声斥那些在堤岸廉价贩卖伪劣旅游产品的经营者：“这些人怎能算是书商，他们根本不懂书籍，十足的一伙盗贼、流氓！”我的法国朋友让-雅克·玛吉斯则干脆断言：“大众旅游简直成了一种污染！”
    依笔者所观，这是一些不随流俗，似乎“迂腐”的人。让-克洛德·伽利在结束其调查后描述：“他们预感到巴黎天空的风云变幻。阵雨过后，又一如既往，以惯常的坚定，打开摊位的绿箱，从里面取出几分钟前避水保护完善的古旧书籍和以往的时代版画，呈现于世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