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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永新的新著《一个人的文学史（1983--2007）》（200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细腻的感性记忆。走进它，我们可以真切地触摸到他和那批先锋作家种种往事以及那批先锋作品发表的前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个人的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的第一部分向我们呈现程永新和当代作家来往的书信、邮件和短信共80份之多。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作品问世的蛛丝马迹，从而为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提供相对详尽的感性材料。比如，著作中按照时间顺序呈现了王朔的来信：第一封是1987年9月初，王朔写信给程永新询问新作《五花肉》的修改意见；9月7日，王朔回复编辑修改意见，程永新认为《五花肉》作为书名不好，王朔便另外提供四个名字——《毛毛虫》《顽主》《小人》《三“T”公司》，并让程永新代选书名；10月29日，王朔再次回信，信中提到程永新有意将《五花肉》改编为电影剧本；到了1988年1月10号，王朔再次提出《顽主》改编电影一事交付程永新处理，在这封信里，已经确定这篇小说名为《顽主》。将这几份信件放在一起，基本可以理清王朔的代表作《顽主》是如何从《五花肉》“演变”过去的，又是如何搬上荧屏的。这些生动的细节，为我们留下了较好的文学史料。在另外一些信件中，还可以发现程永新对所发作品内容上的修改。山西作家张石山那篇颇受好评的小说《一百单八蹬》，就按照编辑的意思做了如下修改；“一、林娃之死，改为雷击。这样如你所说，更接近文章主旨，又免去若干可能的误解，而且毫不会减色。二、主人公第25页进入大殿的心理活动，确实不准确，那分明是作者强加上去的，也删改过了。三、前面华明芳，删去两节。那委实是赘笔……”当大量读到这样的信件，似乎不难激起我们思考文学史上的一个被遗忘的问题，那就是一名编辑的口味是如何影响到刊物的选稿，从而微妙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这应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著作通过“作家看我”和“我看作家”的二元视野达到对阐释对象的深入，这是该书的又一大特色。这主要表现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作者一方面通过《作家的眼》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心目中优秀编辑的标准，同时又通过《我的眼》来点评作家的得失。 在作家北村的眼中：“他(指程永新)还有一项本事：把探索之作推向成熟。他改稿六亲不认，提出意见让你折服。我们把他视为老师或同行。因为这种专业性，我至今对《收获》存敬畏之心”。余华则看到：“程永新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他对小说的真正理解，他对小说形式的敏感是发自内心的，同时对小说的每一个细部和它们之间的衔接也是心领神会，很少有像他这么优秀的文学编辑”。程永新之“懂”小说，主要表现在他对小说的“口味”上。他重视语言的功底，称孙甘露“语言是讲究的。在流畅的旋律般的句子中，隐隐散发出一种典雅和富贵之气”；他重视小说叙述的技巧，说洪峰“用透明度很高的语言自由地驾驭着他的故事。在组接、切断、插入、顺连等叙述手段方面，《极地之侧》达到了轻松自如的境界”；也重视小说家的想像力和虚构能力，宣称“对一个不缺乏想像力的作家来说，邮票大的一块地方足够提供写作文本所需的生活原生态和人文景观”……对这些“口味”稍加概括，不难发现他注重的是文学本体性评判标准。这在80年代中期的文坛，是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一路下来注重文学社会政治性和历史性标准的反驳，同时也完全符合先锋文学回到文学本体的愿望。正是由此，才让程永新这名“先锋编辑”和先锋文学产生了共鸣，也让他和先锋作家成为知音。 文学的进程，一般都被视为作家和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然而读完这部《文学史》，我们不得不承认一起参与文学史进程的还有编辑。以80年代“先锋文学”为例，当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虚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时，确乎发现文学史再也无法绕过马原、余华、苏童、孙甘露、格非等当年的那批先锋派作家。然而，在这一切热闹的背后，始终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忽视较早发现了这批作品的价值，并在《收获》上集中推出了这一批作家的编辑程永新。当我们读完《文学史》后，可以得知程永新认识苏童时，苏童正处于频频退稿的尴尬境地。是程永新最早发现了苏童的才情和价值，在《收获》上及时发表了他早期的作品《青石与河流》。之后，苏童的几部力作——《罂粟之家》《妻妾成群》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都是由程永新在《收获》上推出，从而协助苏童完成了自己的先锋之路。其他先锋作家，如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难逃劫数》，格非的《迷舟》《青黄》，王朔的《顽主》，北村的《卓玛的爱情》《长征》和马原的《错误》等小说都是在程永新的慧眼下走进《收获》，走向读者的。程永新通过编著《中国新潮小说选》，在1985年就依次介绍了马原、史铁生、格非、苏童、刘索拉、莫言、余华、扎西达娃、孙甘露、洪峰、残雪、皮皮等当时刚崭露头角的一批先锋作家。在1986年至1989年期间，又通过《收获》这个平台相对集中地推出了这批先锋作家。现在，《文学史》将这些史实呈现在我们面前，以后的文学史提起“先锋文学”时，再不能忘记作家北村在文中的一段告诫：“没有《收获》，就没有北村，没有《收获》，我也无法想像所谓先锋小说能在中国文学史中占何地位，甚至无法很好地完整地展示自己。” 原载：《文艺报》2008-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