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参加复旦中文系集体项目《鲁迅评传》的编写工作，曾与两位学生王继权、盛钟健一起到北京进行专题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当然在必访之列。许先生在家中热情接待，讲了许多鲁迅的生平事迹和日常生活，并解答了我们的一些提问，最后谈到鲁迅形象的描写问题，说现在很多画家总是将鲁迅画成横眉冷对的样子，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很有情趣的，你们要全面地理解鲁迅。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动，集体项目纷纷下马，我们的《鲁迅评传》也没有完成，但许广平这句话我却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继续研究鲁迅，深感许广平言之在理，鲁迅的确是一个兴趣广泛、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从小喜欢带画的书，还自己用荆州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绘成册；他喜欢看社戏和迎神赛会，曾自告奋勇充当过鬼卒；他从小沉迷于百草园里的花草、动物，喜欢看《花镜》之类的书，在东京读书时，还在合租的“伍舍”里种花草，在杭州教书时又常常在假日上山采集植物，自制标本；他也重视体育运动，在南京读书时喜欢骑马，自号“戎马书生”，还敢于和善骑的旗人子弟比赛，到东京后又从师学习柔道。有些事，由于生活环境和身体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再做，但有些兴趣却是保持终生的，如搜集书画、碑帖和古物。
    书画和器物的收藏，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习俗。鲁迅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从小受到感染，有此种雅兴并不奇怪，难得的是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变化，他都能终身保持此种爱好，并用来推动文化发展。
    收藏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鲁迅小时候正值家道衰落，有段时间还常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即典当了衣物，拿钱去为父亲买药，当然没有余钱去买书画之类的藏品，但他从日本回来教书之后，虽然经济仍不宽裕，却已开始留意文物。最先搜罗的是乡邦文献和越中砖甓。1912年3月，鲁迅应蔡元培之招，参加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5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北京有个地方叫琉璃厂，是有名的古董书画街，鲁迅常来此游览、选购，有时一日竟来两次。这里常有珍本书籍、名画古器，但是价钱很高，不是工薪阶级所能买得起的，所以鲁迅只能买些普通版本的书籍和铜镜、箭镞、古钱等小物件。1912年年终，鲁迅在结算书账后，于日记中写道：“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这时，碑帖的价钱还没有被抬得太高，但鲁迅看出它在文化史上的价值。所以从1915年起，他开始较多地收购拓片。因为买的次数多了，店家有了货，也常派店员送上门来请他选购，朋友间也有互赠，鲁迅有时还要托人在碑石所在地雇工打拓。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后，虽然很快就遭到了“革命文学家”的围剿，后来又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从事革命文学运动，但收集碑帖的工作始终没有放弃。上海是个商场，此类拓片颇不易得。鲁迅只有托人在北京等地代购。直至逝世前不久，还不断收到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
    鲁迅后期不但继续搜集汉唐碑帖，而且扩大范围，收了很多外国版画、插图之类。其中法国版画是请留学法国的季志仁、陈学昭收罗的，德国版画是请留学德国的徐诗荃寻找的，而其中珂勒惠支的版画则是通过史沫特莱向画家本人购买的，日本的浮世绘是通过内山完造、山本初枝、增田涉等日本友人搜集的，苏联版画则是通过在苏联教书的曹靖华用中国宣纸换来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在上海书店或展览会上买到的。
    总之，鲁迅所藏拓片和画作相当丰富。
    中国的收藏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收藏了很多东西，作为自己赏玩之用，有些还要藏之秘阁，传之子孙；另一类则是除了赏玩，更用来作为研究资料，做出成果，公之于众，与大家共赏。至于那些今日进明日出，意在倒腾获利者，则是文物贩子，不能算是收藏家。
    鲁迅显然属于后一类收藏家。他从小喜欢看画，有极高的审美能力，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以后，虽然工作极其繁忙，而仍不忘书画，他是以欣赏书画作为精神上的调剂的，有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诗为证：“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但他搜罗书画，又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欣赏，更多的成分，则是为了美的保存、传播和创造。
    鲁迅在北京时，一边陆续购买碑帖、古物，一边细心整理、研究，在这过程中，逐步把握了它们的文化价值。他在铜镜的海马葡萄纹饰里，看到汉人的闳放，毫无顾忌地将新来的动植物充当装饰的花纹；在六朝墓志中，发现了当时人已对“作善降祥”古训的怀疑，竟会说“积善不报，终自欺人”；在历代碑帖的对比中，看到了中国字体的变化，这为他拟作的《中国字体变迁史》提供了具体材料——或者正是历代碑帖字体变化的材料，促使他产生写作此书的念头，只可惜由于生活条件的限制，此书未能写成；而更使他惊喜的，是汉魏石刻中的画像和图案，艺术水平竟如此之高，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半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而且深感石刻画像对了解古人生活习俗的认识作用——后来青年作家姚克想写历史小说或剧作，写信向鲁迅请教有关先秦的典章文物，鲁迅建议他去看汉代石刻中的《武梁祠画像》，说是“汉时习俗，实与秦时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
    因为古代画像有这样的价值，所以鲁迅一直想要整理出版，广惠读者。先是打算将自己收藏的汉唐画像拓片，不问完缺，全部印出，但因材料不全，而印工亦浩大，只好放弃；后来又想选印有关神话和反映当时生活状态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的，但着手也大不易，终于没有做成，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编印汉唐画像之事，虽然没有做成，但外国画集，却选印了不少。他刚到上海不久，曾与柔石等人组织朝华社，出版过五辑《艺苑朝华》，计有：《近代木刻选集》（1）、《蕗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2）、《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朝华社解散之后，他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一些画集，如：《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死魂灵百图》等。
    鲁迅编印外国画集，除了其中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之外，其余都是为了介绍国外艺术，供同好者鉴赏，并为艺术学徒提供学习样本。鲁迅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由聋而哑》）。鲁迅的提倡和培养，造就了许多木刻学徒，形成一种新兴木刻运动，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同时鲁迅又通过别一途径，介绍中国古代木刻艺术。
    中国文人一向讲究书艺，崇尚清雅，连日常交往的书写，也不肯马虎。有许多法书，本是书信、便笺，如王羲之的《姨母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所以写信用的笔墨纸张，都很讲究。不但纸质好，有些还要印上水墨画，即所谓笺纸，非常雅致。这类笺纸，北京琉璃厂各家纸铺均有出售，鲁迅非常喜欢，常用来写信。他从上海回北平省亲时，就用这种笺纸给许广平写信，还选用了两只并蒂莲、三只红枇杷，以寄寓深情。后来动了编印的念头，便请当时在北平工作的同好郑振铎合作，印造了一部《北平笺谱》。当时虽然还没有电脑打字，但钢笔已经流行，用毛笔书写的笺纸即将衰落，所以此书的编印，亦是一种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此书一出，很受欢迎，很快成为“新董”——这是两位编者的玩笑语，意即“新的古董”。对于此书之出，虽然不乏攻击者，讥之为复古，但丝毫不能打消他们的兴趣。接着，他们又扩大合作计划，准备陆续出版《版画丛书》，但这套丛书的第一本《十竹斋笺谱》出来时，鲁迅已经逝世。接着，抗日战争爆发，此种文事也只好暂停了。
    其实，复古、怀旧与继承、创新是大有区别的。同是雅好收藏，赏玩旧物，情调也很有不同。鲁迅虽然也是败落的士大夫家庭出身，经过旧学的熏陶，但他又受到新学的洗礼，以创造新文化为职志，所以他没有玩蟾蜍滴砚、玲珑石块等“小摆设”的旧情，也没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的酸调。他的收藏、欣赏和整理、选印，已是别一种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