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赴美至今，严歌苓的创作主要可分为“异域”书写和“历史”书写两个系列。在这两类作品中，她对“中国”的讲述发生了以下变化：在题材上，从海外华人生活转向20世纪中国本土历史的书写；在身份建构上，从被观看的边缘化客体转向蕴涵着深厚国族精神的主体；在叙事维度上，从单维的“中国性”转向多元的“世界性”。这种转变来自于中国在世界版图中位置的变化及其带来的严歌苓创作心态的改变：在“异域”书写中，她表现的是散居族裔难以融入和获得客居国认同的隔膜，到“历史”书写阶段，她拥有了成熟自信、丰富多元、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观和价值观。这种变化潜因与发展脉络不仅为新移民文学，也为大陆作家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贡献了丰富独特的叙事探索。
    关键词 异域 历史 中国 方法
    严歌苓在1989年赴美国读书之前，已是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出版了《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前两部还分获1987年“全国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和1988年“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但她真正引起海内外文坛关注的是出国以后的创作。迄今为止，严歌苓出版了（和发表）长篇小说十五部1，中短篇小说集数部，创作成绩颇引人瞩目。她在台湾、美国、香港和大陆等地获得多个文学奖项，是美国好莱坞编剧协会中唯一的华人，与国际国内知名导演的合作和电影获奖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名气和影响。
    在目前的研究中，普遍将严歌苓视为新移民文学的重要代表。所谓“新移民文学”，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者创作的、反映他们在国外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作品。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潮构成了全球化和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环节，新移民文学也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他者语境中对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重新进行“解码”与“编码”的实践。在新移民作家中，严歌苓的创作及其转变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她的小说展现出在全球化的视野和版图里，华人移民对强势与弱势、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悖论关系发生的认知变化。这种变化，既是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观的转向，也可视为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渐趋强大，“中国”看待世界与自我的方式发生的根本性转变。
    一 “中国”题材：从“异域”到“历史”的书写
    从新移民作家的精神履历和文化特征来看，他们不同于汤亭亭、谭恩美、任碧莲等“土生子”作家，在移居海外之前，他们接受的是大陆本土教育和传统文化熏染，观念基本成型，他们记忆中的“中国”自带着完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观念体系，这也意味着他们要面对和处理的文化冲突、精神隔膜、流散心境等问题会更加敏感而强烈。严歌苓以“移植”形容自己从大陆到美国的经历，称这是一个“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的过程，在扎根于新土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会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2“裸露”一词准确地描述了新移民在生存和精神层面上无所依附的断裂状态，也为严歌苓在异域讲述“中国”带来了新的叙事特质。
    关于第一代移民的集中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天使岛”文学。1910年，旧金山的天使岛设立移民营，用来囚禁入美的亚洲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人，他们在此写下了不少饱含血泪的诗歌，如“美有强权无公理，囹圄吾人也罹辜”、“满腹牢骚难罄竹，雪落花残千古愁”等，记录了华人的悲惨际遇与耻辱生活。在“异域”书写中，严歌苓将笔墨主要集中于华人移民的海外拓荒史和生活史。《扶桑》通过第五代移民对第一代移民生活的讲述，以历史与现实的互证写出了文化、族裔和观念偏见的根深蒂固。在严歌苓看来，发生在百年前唐人街的种种凌虐、蹂躏、残杀，实际上是借“抵御外族侵犯和歼灭邪教徒的责任感”之名施行的暴行。这种暴力不仅仅是身体的戕害，还涉及到精神上的歧视与伤害。在《吴川是个黄女孩》中，女主人公以贱业为生，与同母异父的妹妹吴川表面冷漠实则深爱。在一次购物时，她的华人面孔使其毫无理由地被西方人诬蔑为窃贼、遭到非法拘禁，吴川在知道此事后，显示出了冷静、勇猛、决绝的向西方人“复仇”的气概。在这个故事中，既有血缘至亲在异域相依为命的凄凉与温暖，也蕴含着对西方人将“中国”作为“中国人”道德标签的批判，对他们无所不在的优越感和种族歧视的批判。《花儿与少年》《密语者》《约会》中的年轻女主人公嫁给了美国（或美籍）老男人，她们在以尊严和爱情换取生存的矛盾中对情感无限度地索求，以种种出格行为反抗被漠视和被控制的现状，最后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妥协也是一种失败）。少数族裔、第三世界、女性，多重边缘身份的叠合使弱者愈加沉默。严歌苓的“异域”书写，道出了“在文化的较量中，处于弱势的民族没有阐释权”3。她在写作这些作品时，融入了自己留学打工的切身经历和情感体验，使得这些冲荡着耻辱、痛苦、愤恨、悲凉之音的叙事作为“民族/个人”的创伤记忆，有效地触碰着、勾连着在“强势/弱势”这一失衡关系中饱受误解和扭曲之痛的“中国”形象。
    在严歌苓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创作中，对大陆历史题材也偶有涉及，但彼时她并未形成自觉的历史书写意识，只是借其进行文本实验与人性探索，如《草鞋权贵》《白蛇》和《天浴》。《穗子物语》以个体生命的细节和个人化视角突显鲜明的历史记忆。作家在事实与虚构的变换之间对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投下了深刻的注视，如她自己所说：“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4这样的写作主要是以历史为叙事外壳，借少年时代的记忆在异域与本土书写之间搭一座浮桥。
    严歌苓真正开始建构原乡历史谱系，是她2004年随美国外交官丈夫劳伦斯迁居尼日利亚之后。她对于非洲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和苦难历史感悟颇深，写下了随笔集《非洲札记》和《热带的雨》《苏安·梅》《集装箱村落》等非洲题材小说，同为边缘国度的痛楚经验激活了她的大陆本土历史记忆，也激发了她对祖国精神气度的复刻愿望。她在尼日利亚、美国、德国和中国都有长时间的居留，2014年还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签约，成为“驻校作家”兼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导师，这意味着她重返中国大陆不再是以观光客的身份，而是有着中国本土身份的驻留与深耕。地缘的巨大转换、多国别的体验、身份的跨界游移使她有意识地摆脱“中国/美国”的二元关系，开始“对比中国和其他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使她产生了“写自己的民族在这过去几十年、近百年的经验”的冲动5，她要写出与非洲一样历经无数创痛、凌辱、戕害却依然强韧蓬勃的“中国”。
    从2006年起，严歌苓出版了一系列以20世纪中国大陆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如《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等。这些小说题材有的来自于严歌苓的大陆生活印象，有的来自于父母长辈的讲述，有的则取自她的家族经历。如何重述历史？如何讲述“人”在社会变迁中的遭际以钩沉出更多的历史面相？如何揭橥历史场域中人性的博弈以呈现其复杂性？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严歌苓独具特色，展现出她既生长于本土又游离于中国的历史观。她称自己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的一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6。中国经验赋予了她传统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人文情怀，海外经历让她吸取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重视“人”的观念，因此她关注的不是“展示人性的舞台”而是舞台上的个人和“非凡的奇怪的人性”7。东西方的文化观、价值观、人文观交织成宽厚的文学情怀，使她有足够的自信和力量重述“中国”。
    严歌苓的历史叙事有别于张贤亮、从维熙作品中的历史书写或自我辩护，也有别于格非的《迷舟》、李洱的《花腔》、艾伟的《风和日丽》对历史的质疑和拆解。在她笔下，“历史”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以“变”与“不变”的双重基调呈现出来。严歌苓看到了曾经的历史和战争对人的压抑与重创，但她并没有滞留于此，而是以民间伦理和日常生活作为精神支撑，以稳定的情感逻辑和传统观念作为叙事基底，穿透了历史的迷障。《金陵十三钗》（2007）描写日军在中国大地上制造的血腥罪行，以及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带来的地狱般的噩梦。在小说中，少女的天真纯洁、风尘女子的智慧真诚、中国军人的虽伤尤勇、教父的心怀慈悲，多重人性交织成绵密坚韧的力量，共同抵抗着日军冷血残忍的暴力和屠杀；《护士万红》（单行本更名为《床畔》，2015）中，万红所守护的不仅是昏迷不醒的张谷雨连长，更是一种从小在骨子里生长起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怀。这是严歌苓对逝去戎马生涯的感怀与致敬，也是她在时代变迁后对不变的理想精神的再现；《上海舞男》（2015）以一个历史中英雄或叛徒的未定论者、也是逝去者石乃瑛的观察为视角，在现实生活和往事记忆的互相嵌合中铺陈出风起云涌的历史。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爱情与尊严的故事各自暗潮涌动，将它们连结起来的是人对于情感、对于爱的执着护卫。在严歌苓笔下，历史是变动不居的，但来自于人和人性内部的力量恒常地稳定着，以“不变”的暖意缝合了、修补了历史的裂隙与创伤。
    如果说严歌苓在海外的书写起初呈现的是断根的痛苦，那么，她通过大陆历史呈现的“中国”则是结实的、具象的、在地化的。她不再是孤悬于海外的“中国弃儿”，而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往返的文化、观念、故事的传递者。她书写“中国”形象的过程，就是她精神还乡的历程。
    二 身份建构：从边缘化客体到国族主体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版图中，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处于边缘和次要地位，这也决定了海外华人在当地社会的位置与身份。斯图亚特·霍尔指出，身份认同建立的起源和特点是“与另一个人或团体，或和一个理念，和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自然的圈子共同具有或共享的”资源8。对海外华人来说，“圈子”的变动阻止了稳定的个人身份的形成，而表现为混沌、动态、异化的不确定身份。曹桂林、周励、查建英、毕熙燕、坚妮在小说中塑造的“纽约的北京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东方理想主义者”、“绿卡梦者”、“两栖人”等，都并非洒脱自由的选择，而是分裂、踟蹰、没有国族归属的身份结果。对于华族在异国的边缘处境，新移民作家有所表述。查建英将出国留学比作农村姑娘进城，进城以后只能在都市的边缘地带生活，所经历的异化与冲突自然就有了“某种悲剧性”9。严歌苓也多次谈到华人在异乡他国的边缘地位，她以“错位归属”和“寄居者”来形容这种无法融入客居国的状况：“即使做了别国的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10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其对于“中国”作为边缘化客体的建构与实践，与“中国/女性”、“西方/男性”的隐喻性机制密切相关。这种机制涉及到看与被看、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等一系列二元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观看”作为首要的问题需引起注意，因为这可以说明少数族裔身处客居国的文化与身份困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无出路咖啡馆》。这部小说取材于严歌苓与美国外交官恋爱而受到FBI审查的真实故事，国族、性别、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元素的介入，使小说具备了可以用作观察中西关系的多个有效视角。女主人公的中国身份、与外交官恋爱的心理动机、其父作为老共产党员等经历都受到翻来覆去的质疑。小说对审查的场景进行了多次描写，在FBI的审讯和注视下，女主人公“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回答问题颠三倒四。在封闭的空间里，FBI和摄像机的双重“观看”放大了女主人公的屈辱心境。通过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和身份设置，严歌苓无意中构建起了一个意蕴丰富的看与被看、主体与客体的象征性寓言：“观看（seeing）的隐喻与机制之所以成为极度重要的谈论方式，完全是因为‘观看’带有本体论上‘自我’与‘他者’界线划分的意涵，无论就种族、社会或性别而言皆是如此。”11女主人公正是在“观看”中作为边缘化客体被重新编码和阐释，暗寓西方充满偏激、暗示和歧见的“中国”想象。
    在这种以“观看”为核心的话语秩序中，被看者不仅仅是“女性”，还包括“女性化”的客体。这里的“女性化”或曰“阴性化”有其象征意义，推而观之，在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弱势的“中国”一向被视为“女性”。周蕾在分析贝托鲁奇的电影《末代皇帝》及其文化批评实践时，对西方权力主宰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质询。她指出在西方视野中，中国“只能够成为‘女人’”，一个“物质性/肉身”受到压抑的“女人”12。在西方的“凝视”下，华人男性也被“阴性化”了。他们面临着“去势”和被阉割的困境，以“国族/性别”的双重压抑和变形与华人女性被观看的隐喻机制一道，共同提供着异化形象的生产场所。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虽然有大勇（《扶桑》）和邱阿鹏（《乖乖贝比》）这样好勇斗狠、令西方人闻风丧胆的“不好男儿”，但一来他们也压榨凌辱自己的同胞，不值得颂扬，二来这样的男性形象很少，更多的是处于弱势地位和阴性角色的男性，从其形象中折射出来的国族象征意味深长。《魔旦》中的阿三、阿陆和阿玫以柔媚顺从的旦角扮相激发了白种男人狂热的爱慕与激情，美丽的旦角正契合了西方人对“东方”阴性角色的想象。如果说这种契合本身就暗合着“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13的中国京剧传统元素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华人男性面临的“阴性化”处境并无变化。《阿曼达》中的杨志斌作为妻子的陪读来到美国，因不懂英语只能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时常遭到妻子的同情和轻视；《屋有阁楼》中的申沐清耳闻女儿受其白种男友的性虐待时，他无比痛苦但又无能为力。虽然他们境遇不同，但都丧失了在国内的男性和职业优势，面对的是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倒置和错位的窘境，在他们的家庭中，妻子、女儿不再是“中国女人”，而是以流利的英语、强悍的姿态、西化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成为西方社会文化的象征。中国传统的性别与家庭伦理转换为“西方/中国”、“主体/客体”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生活和情感的隔阂外，还有一种更加难以化解的客体化困境，它来自于语言。萨丕尔指出，“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音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14。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母语都具有主体性、排他性和国族性。严歌苓有不少文本涉及到华人运用母语与英语在思维、观念、表达、意识等层面上的巨大差异。在《红罗裙》、《太平洋探戈》中，不会英语是华人移民获取生存的最大障碍，也是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重要原因。这种隔阂在《簪花女与卖酒郎》中有着“元话语”层面上的指涉。父母双亡的齐颂跟着姨妈生活，姨妈打算把她“卖”给一个又聋又哑的人。齐颂与酒吧里卖酒的墨西哥小伙子之间产生了一段短暂的情愫，却无法交流。小伙子向她表达爱意和约会的内容经过齐颂姨妈有意歪曲的转述后就成了绝情和永别。这些作品以观念的错位、隔膜和冲突为叙事线索，如实描绘了华族边缘人需要面对的恐惧、焦虑、忧患，以及他们永远无法祛除和抵御种种创伤的深层原因。
    在回归大陆历史的写作中，严歌苓意识到了主体身份的归属性。如何转变和改写“性别形象”与“国族象征”之间的关系，将“中国”从被观看、被边缘化的客体转换为表达民族精神的主体，成为严歌苓需要处理的问题。她对此采取的方式是：塑造一系列蓬勃健旺、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通常情况下，“女性”被界定为私人的、狭小的、个体化的，与宏大主流历史相去甚远：“由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一般被当作公共政治领域的一部分，所以妇女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也使她们被排斥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这些话语之外。”15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笨花》、方方的《武昌城》等都在“历史与女性”这一论题上作出了探索，但主要还是将女性当作“革命配角”，或者通过她们在历史“阴面”16的生活来折射历史。
    严歌苓的不同之处是，她将女性之于国族史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矫正与反拨。在她那里，女性为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提供着“家/国”的温暖想象，并成为历史和国族精神的主体象征。在《金陵十三钗》中，有一个“双重转述”的结构：1、“我”转述姨妈书娟的“寻找之旅”；2、书娟转述少女时代见到的玉墨、红菱、豆蔻等人的故事，两代女性的“转述”使勇敢智慧的玉墨们永存于人们的记忆与缅怀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妓女从来都自生自灭于暗黑之境，更何况是作为南京大屠杀这场民族灾难中最为耻辱的罪恶的受害者。史咏编辑的“南京大屠杀”资料的英文名就叫做The Rape of Nanking17，以“rape”（强奸）而非“战争”或“大屠杀”为名，彰显出国际史学家们的共识，因为强奸事件是战争中最黑暗、最刺痛人心的滔天罪恶。“对女性身体进行强暴之所以成为男性(同时是性侵犯和民族侵略的执行者)之间战争的武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政治或性别政治，而是互相交错纠缠、并有一套严密的民族主义叙述支撑着的政治”18。当女性的身体被组织进国族建构过程之中时，强暴行为也就成为“弱势/女性”民族遭受“强势/男性”民族凌辱的创伤性隐喻，从此被抹除、被遗忘。严歌苓通过十三个妓女的觉醒和用“身体”抵抗日军的行为，以及玉墨在战后对罪恶的有力指证，使她们跨越了沉默的区域，超脱了卑贱的身份，成为历史的主体，从而将异族对中国的入侵、残暴和肆意凌虐曝光于正义的审判法庭，为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和被侮辱、被践踏、被屠戳的国族作证。
    如果说《金陵十三钗》是通过战争来书写女性主体的话，那么，《第九个寡妇》（2006）、《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陆犯焉识》（2011）则在广阔的中国历史中塑造了坚韧纯朴、执着于精神信念、以爱情抵抗无常的女性形象，她们以一己之力为亲人们提供了身体与精神的遮蔽物，使他们在风口浪尖上获得生存下去的力量。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女性在历史经验上与男性完全不同，因此，“把妇女写进‘历史’，也许更多地意味着传统的关于‘历史’的定义本身需要有所改变”19。严歌苓一方面塑造了女性的主体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她们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行了重构。《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在日军的虎视眈眈下领走了丈夫铁脑，将公公孙怀清藏于地窖之中，瞒着孙少勇独自承担育子的艰难。她的经历是一部家族史、村庄史，也是一部国族史；《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既是丈夫欧阳萸的崇拜者和喂养者，也是从解放战争到70年代末宏阔历史的亲历者；《陆犯焉识》中的冯婉瑜在丈夫坐牢时，想尽办法节余口粮给他，始终不渝地爱着，等待着。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以陆焉识看望妻儿的结局为主要内容，看似偏颇片面，实则把握和提取出了小说最精粹的内涵：无论现实如何变化，女性作为爱、亲情和家园的象征，始终安抚着破碎的人生和灵魂。这并非简单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潜存于家国创伤底部、历经激烈变故而依然透射出深厚救赎力量的古老温暖。
    从对华人边缘化客体的书写，到将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叙述，这一过程传达出严歌苓身份意识和历史观念的变化，也体现了她在脱离彷徨漂泊感后走向成熟稳定的美学观，她自陈《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可以告诉读者“一个真中国”20。在她笔下，中国女性不再是“被看”的客体，而是“看”的主体。在她们身上，凝聚着深情宽广的中国哲学，那就是血缘、亲情、善良、温厚、暖意，这些看似平凡的经验成为多舛中国的精神象喻，她们也成为家庭、历史、民族的象征。陈思和将这类女性称为“地母”，认为她们具有“将天下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从而“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21。通过这些女性形象，严歌苓塑造了一个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宽厚强旺、生生不息的“中国”，这是她对“中国”讲述的重要贡献，也证明了“女性写作女性”对国族历史重要的修正与弥补意义。
    三 叙事维度：从“中国性”到“世界性”
    “中国性”(Chineseness) 可以理解为中国情结、中国特质，对于移居者有着重要的精神价值。在海外回忆和怀想中国，与国内写作在叙事的边界、视角和语调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22。对海外作家来说，“中国性”是他们经受生理、心理、伦理、观念的多重错位与疏离时，于残存的记忆中创造出的精神归宿。有研究者指出，对海外游子来说有两个中国：“乡土中国”和“美学中国”，前者是关于原乡和故土风物的自然化中国，后者是“文化的积淀、中国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属性”，亦可称“文化中国”23。因此，新移民作家的“中国”书写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迁徙和离散体验，也涉及到族群的文化传递和古老的美学眷恋。用王德威的话来说，就是“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等各种层面移动与转化”的“旅行的‘中国性’”24。
    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中国性”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得以建构：一、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突显“中国往事”和“中国经验”；二、在向着祖国寻求支撑与暖意的过程中呈现古老的中国文化符码。在《人寰》里，女主人公接受了“talk out”的心理治疗。在心理医生的引导下，她的心灵幕布上投射出了“中国往事”。她从小倾心于贺一骑的光华和气魄，对他产生了深厚的眷恋之情。在去国离乡之后，出于弱势地位和情感需求，她也无法从与舒茨教授的师生恋中撤身而出。严歌苓在编织这个跨越历史和国族的故事时，重点不是讲述一个女人与两个老男人之间的畸恋，而赋予了它意味深长的国族寓意。贺一骑从作家老贺、老革命老贺，到新时期“中国活着的偶像作家之一”，他的身份变化的后面，是新中国漫长曲折、跌宕起伏的历史。“我”爱他，实则爱的是新的革命与国族所蕴含的“美”与“力”的气度，是超越男女之爱、在溃败历史废墟上升腾而起的自我想象的诗情。在与西方（舒茨）的对比中，严歌苓突显了以贺一骑为轴心展开的“中国往事”，由此指涉历史、人格、情义等价值层面上的“中国性”。这种向着故国的眷恋、欲望、痛苦、忏悔的心理景深，与《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的老薛身上凝结着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相逢后的“震惊”与人性陷落，《少女小渔》中“弱者”包容和原宥“强者”的“佛性”，都是在“自我/他者”的对照中共同勾勒出的“中国性”。
    在“中国性”的塑造上，严歌苓的另一个方式是突出文化的力量。对于新移民来说，法律意义上的身份可以随着居住地而改变，但文化传统却很难被异域文化洗刷和取代。在严歌苓笔下，“文化”不仅是小说的背景，而且具备了叙事生产功能。《方月亮》中，主人公精心准备了中秋晚会，但众人皆失约，她只好寂寥而不无深情地向房东玛雅讲述起了中秋节的神话传说。烙有中国基因的文化元素如同密码，准确地开启了异乡人记忆深处通往古老故国的幽暗曲径。《大陆妹》中，虽然大陆妹高唱中国歌曲、对土生子讲解唐诗和《红楼梦》都遭到了嘲笑，但她依然无法割舍充满“土腥味”的故国物事。传承有序的文化记忆和美学眷恋共同烘托出深邃沉静、作为精神之根的“中国”，由此缓和了观念冲突的烈度，使文本获得了温暖宽广的情怀。有论者指出，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中华文化的悠久和辉煌赋予了他们以自豪感，无论异乡的生活如何艰辛，他们都在“奋力延续一种文化的理想，一种独特的生命型态，一种悠久的生存样式”25。严歌苓深谙中华文化在异域势必遭到误读和剥蚀，她以古老的文化符码、意象和暖旧稔熟的气息竭力缝合着移民伤痛。
    对“中国性”的塑造固然可以强化华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但不得不指出，这种心态里包含的排他性和单一民族主义意识阻隔了通向多国别景观的道路。严歌苓对这一问题有所警醒和反思，并开始将笔墨转向对华裔与其他少数族裔关系的描写。《青柠檬色的鸟》中，香豆和洼都是安静淡泊的东方男女。香豆去世后，一直暗恋她的洼独自过活。他养的八哥杰米、他听惯的中文朗诵、他房间里的“中国情调”，都深深地吸引了墨西哥男孩。但最终，洼、杰米、男孩，这个“和睦”的组合被文化的猎奇心态破坏掉了。虽然这类小说涉及到不同种族的人们由于文化和观念差异而彼此误伤，但它们透露出严歌苓拓宽移民书写范畴的努力。中西二元叙事中的中国女留学生/美国男教师、穷困的中国弃妇/富有的同性恋西方男人、年老无助的亚裔女人/白种男精神病人等关系扩展为更多元化的人物结构。对严歌苓来说，族裔之间的观念冲突是造成人们彼此误解的根本原因，要想摆脱这种困境，摆脱弱者的苟且，弥合差异带来的“裂缝”，只能通过具有包容性的世界性视野和人文理念来处理。
    2008年，严歌苓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寄居者》和《小姨多鹤》，它们摒除了民族的狭隘疆界，展现出阔大、宽厚与具有超越精神的“世界性”叙事维度：对中国土地上异族人命运的描绘，对战争施暴方的同情与体恤，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换位思考。《寄居者》以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May与彼得、艾德勒之间的关系。“出生在美国，成长在中国”的华裔姑娘May与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青年彼得一见钟情，为了将他从日德针对犹太人的“终极解决方案”下救出来，May想出了一个“胆大、心硬、想象力丰富”的计划。她在美国相中了与彼得有几分相似的艾德勒，将他带回上海，用他的护照成功地让彼得逃出了人间地狱。由于涉及到对犹太人的拯救，这部小说被称为“沪版辛德勒名单”26。小说题材来源于严歌苓1993年和丈夫去柏林旅游时在展览馆里看到的故事，只不过把主人公从男性换成了中国女性。无论是人物的身份还是关系设置，都可见出严歌苓多元结构和多维度的写作意识。May是绝境中的决策者、实践者和救助主体，而不再是“中国/西方”、“男性/女性”关系中的弱者，这说明严歌苓已有充分的自信和力量塑造出华裔在多国族关系中担当的重要角色和功能。在这种倾注了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叙事逻辑中，作者的善意和暖意并无改变，同时增加了多国、多族、多维的宏大格局，交织成她宽阔的情怀和叙述。
    比起《寄居者》的“多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姨多鹤》看似只有“两极”，但这两极的关系却发生了“反转”和“融合”，改写了传统抗战小说的对立思维。多鹤是日本人，但在作家笔下，她不是侵略者，而和中国人一样是日本军方血腥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日本战败后，代浪村的日本民众被迫集体自杀，多鹤从血海中逃生，被廉价卖给中国人作为生子工具。她在中国“传宗接代”的传统伦理与国族仇恨之间的灰色地带艰难生存，她“给自己生许多亲人”，同时与一个中国家庭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通道和联系。严歌苓赋予了多鹤以双重身份和轨迹，在她身上，既有日本的民族身份和家国记忆，也有长久生活在中国而获得的人生哲学与血缘亲情，这使她成为跨越国族界限和历史局限的重要象征，“族群成员生物学上的再生产者/生育者”27问题也被转换为了如何借助性别修辞逾越国族对立的考量。小说在呈现国族身份、社会、文化的多重交叉的同时，对战争暴行与“后战争”、“战争遗孤”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最终通过敌对双方的人物命运的交融抵达了人性的宽广与浩瀚。
    从“中国性”到“世界性”，体现出严歌苓写作界域的不断拓展。她曾经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以一个非正常渠道出生的中美混血儿菲比的夭折象征两者关系的病态化和不可相融，但在“历史”书写中，她不再耽溺于对立带来的困惑和质疑，而是向着更加多元、丰富、具有生命力和后续性的文化融合迈进。“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也不再是单一的叙事场域，而是在与不同族群、文化、社会的关系中，演绎着认同差异、寻求融合、促进文化对话的世界性话语。这不仅仅是严歌苓为国族书写提供的叙事新质，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获得认同和尊重的重要通途。
    四 创作心态：从散居游离到文化交织
    从全球化的发展状况来看，人们由于历史、家庭、工作等原因，离开故国而移居异国，已成为较为普遍的地缘现象。在与祖国（缺失的归属）和客居国（现有的归属）之间的关系上，移居者处于未完全断裂、也未完全融合的状态，形成了具有新属性的无根群体即“散居族裔”，他们在族群集体意识上表现出这样一些特征：
    他们相信自己没有、或者也无法真正地被客居地接受，因此有些疏离和隔阂感；
    他们保持着集体记忆、想象，或是关于最初家园的神话（地理位置、历史、成就）等；
    他们不断地从个人的、或是代替别人的立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提及祖国，而这种联系也从很大程度上稳固了他们的族裔意识和种族团结。28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中，这些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苏炜的《远行人》、严力的《纽约不是天堂》、张翎的《望月》等讲述了留学生、华人移民在与西方初次碰撞后产生的文化“休克”与精神震撼。西方丰裕的物质、发达的现代文明、闲逸雅致的生活都使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追逐“美国梦”的行列。但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与挤压下，在经历种种错位和不适之后，他们又重新返向“中国”，表现出对文化之根的眷恋和浓重的原乡情结。阿里夫·德里克认为这是一种“新的diaspora”（diaspora意为移民社群、离散、流散——笔者注），即“游离于母国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定位在遥远的故乡，但他们的他者却近在咫尺”29。在“异域”书写中，严歌苓一方面写出了华人移民不得不屈从于客居国的强势文化和观念的心态；另一方面，她用想象、寓言和隐喻不断地重述祖国的传统和历史，加以修辞、仪式、神话传说、文化意象的巩固，希冀在外族之地建构起具有归宿感和凝聚力的“家园”。《栗色头发》中的古诗、《风筝歌》中的“风筝”、《方月亮》中的“月亮”，都是在性别/种族/语言/文化等多重边界上摇摆不定的比喻与象征。这种边界的模糊化即霍米·巴巴所说的“混杂”（“杂交”），自我在与他者的互相确定中成为分裂的“情感矛盾和话语惊扰的主体”30。“混杂”既可以理解为身份与话语的再生，也可以理解为无所归属的失地感和漂泊感，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主要体现为后者：移居者固然难以达到与异域他者相商榷、交流、融合的境地，但怀想“中国”也并非渴望重返故土，而只是再造一个情感共同体，以抵御异域生存现实的冷酷。
    实际上，八九十年代移居海外的中国人与早年的劳工、开洗衣店和餐馆的华人在身份、学识、职业和社会地位上不同，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专业精英、技术中坚，有的在出国前就对西方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是因为他们被‘抛到’海外因而发生‘适应’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至少是以为能够较容易‘适应’）于西方作为一种‘理想生活’的文化吸引，才发生出国问题”31，查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从题目到主人公伍珍的人生选择都传达出对西方的强烈向往。即便如此，当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真正开始生活时，他们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断崖”般的重创。出于生存层面的考虑，他们努力融入异域社会并寻求认同。在严歌苓的“异域”书写中，有一部分作品重复着以下模式：华族“边缘人”向着客居国的“边缘人”寻求心灵和情感的契合。在《初夏的卡通》《学校中的故事》《女房东》《抢劫犯查理和我》《茉莉的最后一日》中，贫穷困顿的华人移民与美国人产生了生存、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系，这些美国人都是被主流社会排斥、抛弃的边缘人和多余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癌症晚期患者、抢劫犯、“活腻了”的老女人。华人移民在他们那里感受到久远的心灵呼应、共振或需求，抢劫者查理那“不黑不白的肤色”本身就是两种疆界交叠或者说中间地带的象征，但这些联系最后都中断了。最极端的是《失眠人的艳遇》，女主人公在深夜看到远处楼群亮着的灯时，感到同为失眠人的亲切连结。她根据楼群的方位苦苦寻找，最后得知那个西方男人跳楼自杀了。寻求成了一个空无，一个断绝。这一系列“寻找”构成了一个象征，指征着散居族裔在客居国融入而不得、求同而无果的隔膜状态。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动，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全球的推广也纠正和改善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种种变化促使新移民作家对中国与西方、自我与他者、边缘与主流等二元关系进行重估和认知的调整。严歌苓说，“游牧民族”的状态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改观了人们对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关注”32，重返中国和中国历史也不再是“弱国”在“强国”压迫下的回避性策略，而成为自我意识与国族意识的骄傲再现。在严歌苓的创作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非母语写作。2006年，她用英文完成了长篇小说《赴宴者》（The Banquet Bug，又名《宴会虫子》）。小说以“记者”董丹的赴宴经历和饕餮场景勾勒出当代中国的“浮世绘”，获得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这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它标示的转折性，它是严歌苓一直朝向异域文化努力融合的结果，实现了她“最后一部分的‘美国梦’”33以及对语言隔阂的超越；第二是严歌苓的“历史”书写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呈现出新的格局，体现出成熟自信、丰富多元、具有包容性的心态。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为严歌苓举行的入校仪式和学术研讨会以“跨越文化的思考与超越性别的书写”为主题，就准确地提取出了她的“大情怀”和“大气象”（陈晓明语）的精神气质。
    对于严歌苓来说，书写和思考还在继续。关于现在如何讲述“中国”的问题，她给出了新的解答。这个答案在她那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缓慢地隐埋生长于她的书写和思考之中。她曾经在谈到“主流与边缘”的问题时，表示对所谓的“边缘”书写并不认同，她认为这与地域没有关系，“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应该生发正宗的、主流的中国文学”34。如今，在对于国别、族裔、文化等问题的认知上，她明确主张去边界化，这不是要中国顺从驯服于西方，而是突破自我设限的樊篱，融此于彼，化彼为此。这种从容自信来自于她对中国强大的文化传统与国族伦理的理解。她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华族这样在异域数百年来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凭借于此就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筑起“无形国土”，建构起“祖国的城邦”35。与地理意义上的国土相比，这是亘古不变而无人可以褫夺的永恒疆界。“超越本土主义并不意味着放弃民族，而是意味着不把地方属性看作包罗一切，因而不急于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范围内”36。这种不分国域而建构“中国”的主张在张翎那里也有所体现。在谈到“祖国”“故乡”概念时，她并不拘于“中国”“温州”，而是将之扩展至世界上其他地方，加州、多伦多、加拿大等37，因此她的作品被称为“跨越边界”的文学，即“原乡和异乡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两者“融合在一起”38。陈霆在《漂流北美》中塑造的“世界公民”杨帆的形象也展现了对边界的突破。杨帆独自驾车在美国游荡，认为自己既属于中国人，又不属于中国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张扬出开放平等的心态。
    事实上，在更年轻一代的新移民作家张惠雯、郁秀、山飒等人那里，对“无形国土”的建构来得更加天然。对于有着良好语言基础和专业技能的他们来说，移居海外只是生活环境的位移，不会对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产生大波动。倘若将他们的小说背景换作国内类似的环境，其叙事内涵不会流失太多。说到底，“在深一层的人性上”，“我从未觉得西方人和我们有多少区别”39。因此，他们可以将“祖国的城邦”建立在任何一个地方，和新世纪以来的严歌苓、张翎一样做到了“此心安处亦吾乡”（苏轼诗）。
    从“异域”书写到“历史”书写，严歌苓为海外华人写作提供了范本：作家不要局限于近在咫尺的生活，文化的根、历史的根、传统的根，都可以成为历久弥新的叙事与美学源泉。从世界状况来看，纳博科夫、康拉德、昆德拉、奈保尔、库切、布罗茨基等人都有过移民经历。因为“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40，他们对祖国的书写比本土作家更有优势，他们将俄罗斯、印度、南非、捷克的经验延展成了全世界的经验。通过重返故国而抵达他者、抵达世界，同时借他者的视角返观自身，以展开对母国历史、文化、传统深层次的思考，这种“自我/他者”相互观看与并置的双重焦点在当今世界越来越重要，运用这种视点，既能向西方展现中国的“风景”、中国的文化镜像，也能促进全球性有效的交流与沟通。人类学家迈克尔·M．J．费希尔将这种来自不同舞台的“文化之线”相互交织的情状喻为“文化织锦”，认为这“给了族群归属凤凰再生般的能力，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激发灵感”41。这种“交织感”（texturedsense）正是严歌苓文本独特的质地，它与其创作的变化潜因与发展脉络一道，不仅为新移民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大陆作家书写“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贡献了丰富独特的叙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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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赴美之后到2015年，严歌苓出版和发表的十五部长篇小说分别是：《草鞋权贵》《扶桑》《人寰》《无出路咖啡馆》《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寄居者》《赴宴者》《陆犯焉识》《补玉山居》《妈阁是座城》《老师好美》《护士万红》《上海舞男》。此处不包括电视剧剧本，也不包括书名不同但内容相同的长篇小说，如《草鞋权贵》与《霜降》，《人寰》与《心理医生在吗》，《护士万红》与《床畔》。需加以说明的是：《毕业歌》并非严歌苓的作品，她已就此事发表过声明。
    222严歌苓：《〈少女小渔〉台湾版后记》，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第220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陈思和：《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1998年5月14日《文艺报》。
    4严歌苓：《穗子物语》，第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3235严歌苓、葛亮：《他国的故邦——严歌苓专访》，葛亮：《此心安处亦吾乡：严歌苓的移民小说文化版图》，第251页，第244页，第248页，三联书店（香港）2014年版。
    6严歌苓：《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波希米亚楼》，第2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20严歌苓：《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2006年4月28日《新京报》。
    8斯图亚特·霍尔：《导言：是谁需要“身份”？》，斯图亚特·霍尔、保罗·盖伊编著：《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第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查建英：《关于“边缘人”的通信》，《小说界》1988年5期。
    10严歌苓：《错位归属》，《波希米亚楼》，第283页至28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112[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蔡青松译，第1页，第9页至1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13鲁迅：《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第20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5伊瓦－戴维斯：《性别和民族的理论》，秦立彦译，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第3页至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6陈晓明：《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文学评论》2013年6期。
    17严歌苓：《从“rape”一词开始的联想》，《波希米亚楼》，第29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8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读书》1999年3期。
    19[美]朱迪思·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黄学军译，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2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1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2008年3期。
    23刘艳：《从文化乡愁到家园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於梨华和严歌苓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
    24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25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与文化认同》，《海外文学》1997年1期。
    26郑媛：《严歌苓新作<寄居者> 讲述“沪版辛德勒名单”》，2009年2月18日《北京青年报》。
    27沃尔拜：《女人与民族》，吴晓黎译，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第7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28苏德什·米什拉：《散居族裔批评》，[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第2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9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陈燕谷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71页，三联书店2005年版。
    30赵稀方：《霍米·巴巴及其批评》，《上海文化》2006年3期。
    31钱超英：《“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第2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严歌苓：《<赴宴者>：社会的荒诞西洋镜》，《齐鲁周刊》2015年23期。
    3440严歌苓：《主流与边缘——写在长篇小说<扶桑>获奖之后》，《波希米亚楼》，第27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6[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第32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7南航：《十年积累的喷发——张翎访谈录》，《文化交流》2007年4期。
    38饶芃子、蒲若茜：《新移民文学的崭新突破——评华人作家张翎“跨越边界”的小说创作》，《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4期。
    39张惠雯2016年1月27日致笔者信。
    41迈克尔·M．J．费希尔：《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第281页至282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