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万般无奈的失眠中，顺手拿起一本书来翻阅，是《李白传》，薄薄的一本。不知不觉看完，天已经亮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流下了眼泪，凉凉的一星点，痒痒停在腮边。像李白这样一位千古奇才，晚境竟那样悲凉，天下之大，却无他的容身之地，四处漂泊，沿门托钵，献诗豪门以求一日之温饱。临终已经贫病交加，穷途未路，终于在漂泊中死去。
    其实李白也有大富大贵的可能。他凭自己的诗才得到了玄宗皇帝的赏识，成为了一名御前诗人。这种身份，是多少人的梦想和理想。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不愿也不能因为富贵而扭曲自己心灵的舒展，放弃自己的傲岸个性，终于为宫廷不容，重返江湖。漂泊给他带来了苦难，却也使他的个性诗才有了张扬的机会，我们不能想象宫廷的李白还是个性鲜明才华横溢的李白。
    由李白想开去，我发现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化名人，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苏东坡、曹雪芹等，他们的风华襟抱浩渺无涯，才情学识深不可测，却无例外地被厄运笼罩。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偶然的，一个偶然的事件不会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现象。他们是创造者，而创造，特别是第一流的创造，不但需要天才，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需要对精神价值的执着，不为功利和富贵所动的执着。但正是这种真诚、坚挺和执着，不为世俗社会所容，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凄凉。
    当然这些文化名人也是人，不能说那种富贵和功利的召唤不能在他们内心激起一丝波澜。但他们内心的精神力度无疑又是超出常人的，这使他们在价值轻重的权衡中，将人格、将精神的价值，放到首要的位置。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读出了精神价值的重量。
    这就是我写作《沧浪之水》的最初冲动。可一旦进入构思，我又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时代不同了。在今天，以精神价值相号召，振臂一呼就应者云集吗？那种姿态会不会使人成为今天不识时务的唐·吉诃德？
    时代变了。市场经济在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又是一套价值系统，像水银泄地无孔不入。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个人物质化欲望的承认。人们进入市场，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尚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利益，利润最大化是市场的根本原则。功利化的价值观以市场为依托成长起来，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并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市场化的力量造成了我们生活中精神价值的失重，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观，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空间，成为了新的理直气壮的行动原则。的确，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要拒绝功利化的游戏规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是不是只有一种选择，让物质化的功利化的冲动占据自己的全部生活，全部心灵空间？
    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义，以精神价值的名义，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是不是同时也要珍视精神的重量，给精神价值一定的空间？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我们也许做不到，但他们对人格、对真诚、对精神价值的珍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使我们有一种力量，去抵抗因物质和功利的需求而彻底放弃精神价值的冲动？人毕竟是人，他需要精神价值，彻底的物质化功利化，也是很恐怖的，是对人性的扼杀。当友谊变成相互利用的道具，当爱情变成情欲的遮羞布，当人格良知变成随时可扔下的废物，那样的生活不也是很可怕，很不人道不合人性的吗？
    几千年过去了，古代文化名人们不朽的灵魂仍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力量。他们是为了纯粹的心灵理由而坚守的人，为了精神的重量而承受命运凄凉的人。他们在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孓立，形影相吊，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形成了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选自阎真、王跃文博客“阎王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