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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注释儒家经典的历史比西方解释《圣经》的历史还要长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始终没有像西方一样，发展出一门专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技术的学问即解释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发展，呼唤着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诗学解释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邓新华的《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应运而生，填补了这个明显薄弱但又大有可为的学术领域。 邓新华此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并试图在对研究对象作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构架。作者熟悉文学理论学科的历史发展和前沿动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的此项工作的意义，试图勾勒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理论这门学科的学术版图。同时，考虑到中国古代杂文学观念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作者实际上又并未局限于诗歌阐释，而是以此为核心，延伸至散文、小说和戏曲的解释理论，力求全面、客观和深入地展开。 全书由绪论和四章构成，绪论部分基于对西方现代解释学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的梳理和中国本土的解释学研究现状的分析，明确提出创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理论主张，并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作了分析和阐述。第一章着重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提出的“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两大阐释原则进行考察和辨析。著者认为，“以意逆志”是一种偏于客观的文学阐释原则，因为它始终把“志”作为文学阐释的根本目标；“诗无达诂”则是一种偏于主观的文学阐释原则，因为它强调解释者的“见仁见智”即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但是著者同时又发现，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提出的“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两大阐释原则同西方以加达默尔和赫施为代表的偏于主、客两端的绝对二元对立的解释学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因为“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这两大阐释原则之间不仅不存在绝对对立和不可沟通，反而呈现一种交叉、融合、互补与贯通的态势，它们较好地解决了西方解释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文学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和谐统一的问题。 第二章则侧重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提出的“品味”、“涵泳”和“自得”这三种主要的文本理解途径进行梳理和分析。在著者看来，这三种文本理解途径是古代诗学解释理论家从文学理解活动的感性实际出发，在充分考虑解释对象、解释主体和解释活动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与西方解释学偏重对文学文本作纯然的理性观照有着极大的差异。“品味”特别强调文本理解过程的渐进性、反复性以及解释者审美理解的直觉性、体验性和整体性，强调解释者对于作品审美韵味的体味和把捉。“涵泳”同样注重作品深层意蕴的探究，但它不像“品味”那样要求解释者必须不断地消除自身的立场向解释对象靠拢和趋近，而是把解释对象纳入到解释者心中，通过自家内在意念的体悟和审察来达到与解释对象的相契与共通。“自得”则更加高扬解释者在文本理解过程中的独立精神和主体意识，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心态来自由地感受和触摸作品，从而对作品的思想蕴涵和审美蕴涵作出自己的领悟和理解。第三章主要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提出的“象喻”、“摘句”和“论诗诗”这三种诗性阐释方式进行研究和阐发。著者认为，“象喻”是解释者用精心营构的各种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的意象或意境来艺术地再现诗性文本的内在风神和整体韵味，从而唤起读者对诗性文本所具有的那种非概念分析所能确定的朦胧飘渺的诗意美的真切感受和体验。“摘句”是解释者直接择取原创诗作中的那些形象鲜明、清新隽永的诗句来阐说和举证他们对诗意、诗理、诗法的理解和解释。而“论诗诗”则是以中国文学文体中最具诗性特质的“诗”的文体形式、语言形式及表现手法来传达解释者对诗性文本的解释和评价。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提出的“象喻”、“摘句”和“论诗诗”等三种阐释方式尽管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存在些微的差别，但在思维方式上则是完全相同或相通的，这就是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摈弃了西方解释学偏于抽象说理、逻辑推导和概念论证的弊端，而采用诗性的方式也就是艺术的方式来描绘和显现艺术，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纯语言和逻辑分析对诗性作品这一特殊的解释对象的整体审美意蕴的肢解和扼杀，从而最终达到与诗性解释对象内在生命的相契与共通。第四章则集中探讨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与儒家、道家、佛教禅宗思想的关系。著者认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直接脱胎于经学解释学，因此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深远的同时也是多方面的。但是，从理性反思的角度看，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主要体现在经学解释学所奉行的“依经立义”的阐释原则上。正是这种阐释原则直接孕育了汉儒说《诗》的政教阐释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解释方法。道家的“言不尽意”论尽管旨在拆解封建正统的礼教名分和消解儒家的话语权力，但其中蕴涵的对于语言和意义的关系的思考，不仅直接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得意忘言”的诗学阐释方法的产生。而佛教禅宗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理论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上——禅宗有关“悟”与“参”的修行方式和体道方式影响所及，使得“妙悟”与“活参”这两种诗学阐释方式具有了直觉性、整体性、非逻辑性和能动创造性的特点。这些都体现了作者作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所具备的扎实认真的材料考据和文字音韵训诂的工夫，也展示了作者良好的理论素养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从更广阔的学术背景来看，中国古代文论具有丰富的理论资源。但是，中国古代文论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中却是缺席的。王国维在上个世纪初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言，“学问之事，本无中西”，“今日中国之患，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邓新华对此显然有着认真的思考，在绪论中，对中国解释学的研究现状、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整个《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一书正是在此思路下的全面展开。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曾经主张“用今天科学文艺理论之光去清理并照亮古代文论中暧昧朦胧的形式和内容”，其实也就是沟通中西之间共同的文心和诗心，这不仅是中西诗学比较的基础和前提，并且恐怕也是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并实现其现代转换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学术价值得以彰显。 原载：《文艺报》2008-6-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