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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现象》是从钱超英近些年陆续写下的一批文化评论文章中选出来的一个集子。作为该书的代序，文本的题目得自钱超英一篇文章意味深长的结尾：“……诗是什么？为什么写诗？诗潮波澜的‘圆心’应该在哪里？……这些问题能否在诗学以及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得到很好的解答——对此我常常感到绝望。”（《当代诗歌的荒诞主题》） 不错，钱超英是从诗与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开始步入写作界的。这本《文化现象》中，一多半选文与文学有关，它们甚至还并不足以反映作者文学批评活动的全貌，却反映了其超越“绝望”的努力，这种努力当然远不能局限于文学本身的范围，其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自觉的信念： 由于诗和文学使用的媒介（语言文字）所载荷的文化积淀本身已构成了这种媒介宿命的‘负累’，和雕刻家使用的石头、音乐家使用的旋律与节奏，画家使用的光影线条色彩等等比较起来，它注定了是‘不纯’的。”只不过有的人抗衡和逃避这一“不纯”的“负累”，有的人则承认它，直面它，并积极地把它“和一个有社会分析、政治理论、科学思潮等等组成的宏大文化背影联系起来。（同上文） 因为，这种人写作的目的在于领悟生活，而不在于做远离人间烟火的死学问。 后者正是钱超英的道路。初揭此书，不免有庞杂之感，编选体例也打破了习见的常规。四个部分的选文实则包含文学、摄影、社会（文化）总体分析三大范围。作者是在洒脱的可以，竟敢如此四面出去，八面来风，在文艺和社会现象中纵横穿插。具体论题的选择虽然带有偶然发见的性质，但综合起来其实自有逻辑的必然思路。文学——摄影——社会整体，这既是一个层层推进的观照过程，同时又具有内在的相容性和共通性：文学如前所述，带有先天的社会负累；摄影作为一种新兴艺术，也以目击现实的当代性为其功能优势。这两种媒介虽分属语言艺术和视觉艺术，但都具有影响广泛、而艺术上又高度“不纯”的特征，其“不纯”性在于与社会生活联系的密切性。因而，社会的文化的总体分析则恰好为他们提供了发生学和解释学的坚实基础和宏观背景。因此这本书可以说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和评论，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分析的“三环构造”，体现出作者认识生活、把握文化的整体观。 这一“三环构造”当然不可能穷尽所有文化现象，在它们之外还有广泛的领域。毫不奇怪，作者原是研究文艺的，所以本书在文艺的分量上略多一些也属自然。但即使在文艺层面上就另有音乐、舞蹈、美术等门类，更不必说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有如江海潮汐之无穷。对许多专门领域，一般人只宜听、闻、观、感，却不易论述。本书作者也并不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特异智能。“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是一种怎样深长无奈的慨叹！钱超英的特异之处只在于思想的敏锐，能在自己触及的范围内紧紧捕捉住时代生活的基本课题，作启人心智的生发与开拓。他往往撷取文化现象的一鳞半爪，把它们浸泡于浓郁的思想酒浆之中，使其“出味”；把文艺和生活的吉光片羽，投射到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中透视体认，以见证“文化”。钱超英的这种文化分析，在这本文选里可以说初步显示出其气象阔大和探幽入微的双重特征——既有文化现象发展变化的样态化考察，又不乏对文化哲学重大矛盾的领悟。由于作者并未专注于、也似乎并不急于创造完美封闭的体系，而安于表面的斑驳庞杂，所以本书取名为《文化现象》倒是很恰切的。 二 兰德曼在《作为创造着的人和文化的创造》中说：“谁想知道什么是人，那么他也应该，而且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对此近年来学术界多有研讨。“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本来就十分丰富多变，容许有不同的解释（据统计其定义多达数百种）。从钱超英该文选一多半属于文艺批评的构成特色看，不妨把他说的“文化”解释为人类的精神现象；而从其揭示的文艺现象的社会学意义看，从这些文艺批评文章所着意提示的时代生活流变的宏观背景看，特别是从前面部分两篇包含大剂量社会历史信息的长文来看，又可以把这“文化”解释为包含着物质和精神因素的综合生活整体，近似于著名人类文化学家泰勒爵士所谓“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的含义，或者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民族生活的样法”（《人生与人心》）。一个最适合本书的概念处理也许正是钱超英自己所作的，他宁愿“约略的把文化的观点看作一种从人类社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等等各种构成相互制约冲突的联动关系中去研究生活的系统观点”（《危机与错逆：中国当代文化面面观》导言）。这就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思考空间，获得了联想与分析的高度自由。 而在文化研究的方法运用上，钱超英自己并未作明确严格的解说，这也许是因为本书属于文选而不是文化学专著的性质。但以上交代的文化观点虽说“约略”，其实已包含了方法论原则：系统联动。一方面，把各种文化因素联系起来考察；另一方面，为适应各种文化因素自身的特点，就必然要分别的和综合的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钱超英的评论操作看来，他的原则是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同时，根据问题的性质和特殊规律，博采杂用诸家方法，以求逼近真理。例如他的部分文章，写法上反映着中国传统的通盘感应、重视直觉的领悟特点；有的文章，则又表现出分解实证、系统考察的科学理性精神。有的文章侧重于揭示文化现象中物质力量和社会制度力量对精神领域的制约，有的文章则着眼于寻找精神创造活动内在的人性、心理基础和形式规律。……以钱超英着力最多，规模较大的论文《论“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为例：该文通过19世纪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的矛盾运动，就杂用了种种方法：第一章，先后运用了历史唯物论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和个性心理分析方法，说明了济慈创作所受的直接间接、外在内在的生活制约，既说明了社会原因，又说明了中介环节。第二章通过大量的引证清理了济慈“朦胧”的美学思考，使之互相联系起来，体现了作者的系统化能力。第三章则使用类似“新批评”的文学分析技巧，通过极其精密的“细读”法重点处理了济慈最著名的一个“文本”《希腊古瓮颂》，印证了作者与一般人不同的见解。第四章则从文学史、文化史的角度强调了济慈的美学和文化哲学意义。这篇论文引用的材料之广，使用的方法之多和结合的有机统一性都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另一些长文，如《危机与错逆：中国当代文化面面观》、《散文究竟是什么》、《在中国人的镜头下》等都体现了作者文化分析方法的灵活和文化研究的功力。 三 这本《文化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我认为还不在上述这些特点。而在于：在作者所开拓的比较广阔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现象分析之间，作者体现了一种深远的、文化哲学上的追求探索意向。这种意向绝不是单向度的，更不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但正是在这里见出了作者的深刻和该书的价值：钱超英自称的“绝望”及超越绝望的含义，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一领域的问题不可能单独在该领域获得解决（如本文开头所述）；而且更意味着文化作为生活整体的哲学矛盾不可能有绝对的、简单的、最后的解决。诸如理想与现实，热情与功利，精神与物质，个体与群体，民族与世界，道德与历史，人性与权利，进步与代价，灵与肉，善与恶……等等，似乎都在生活中呈现为文化的二律背反。这使作者的“绝望”更为深刻，而其“超越绝望”的努力也更富于矛盾性。在碰触到文化和哲学重大矛盾时，钱超英表现出复杂的思虑，他总是审慎的防止滑入某种独断倾向，而宁愿在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方面保持适当的思维弹性，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思考的深广度、综合力和全面性，同时也使其思想蒙上了某种相对主义的犹豫色彩，一种类似哈姆雷特的“思虑的苍白的容颜”。这正是历史转折时期文化矛盾在作者身上的反映。正如他所说的：“这是一个排斥简单的道德判断的时期，这是一个任何一种思维定势都在经受历史浪潮冲击的时期。”（《危机与错逆，中国当代文化面面观》结语）作者曾使用“错逆”一词来概括当代中国生活的基本特征，可以说作者的文化哲学和人格情怀上也打上了这种“错逆”的烙印—— 例如，在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及其文化功能的理解上，他一方面把握时代对文艺的制约关系，强调文艺对时代的能动作用，表现为对新文艺的功利热情，另一方面又寄望文艺抗衡商品经济及其他因素的社会压力，追求人的完美，呼吁一种“超越性的艺术人格”；他一方面认为诗和文学应正视生活终极的荒诞，又指出其使命毕竟是“向荒诞开战”；他有时把文艺问题作为美的问题处理，有时又把它作为人生问题来理解，有时渴望获得“震动”与“伤害”，有时试图像柯维奇的人体摄影和“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叶那样“无情”的“接近世界本然的存在方式，并且取得对我们所有的恐惧、惶惑、热望和焦虑的超越与胜利”；在文化风格和人生态度上，他既有浪漫主义战斗进取的人文精神，又有反浪漫主义，满足于直观现实、追求感觉与体验的冷峻超脱的唯美倾向；…… 钱超英的“绝望”及其“超越”的错逆尤其深刻地体现在他的历史观点上。他的所有文章都充盈着推动生活、促进社会改革和文化更新的理想精神，但其之所以不浅薄，又在于他时时谨防理想主义陷于盲目乐观的历史宿命论，所以他又反复提示对“进化”、“历史进步”这类观念的存疑，由此带动一系列矛盾的哲学反思： 历史戏剧的变幕是否即意味着进步？在何种意义上才算进步？今天人的苦恼和丑恶是否比昨天更少（虽然其性质不同）？“历史进步”这一假设能否成立？如果无法预证，人在历史中的行动是否确有意义？这种意义何在？是在于满足一己的权益欲，还是在于普遍的关怀与福利？抑或它根本就不在外部现实的成功中，不在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堆积中，而在于某种精神的均衡状态与灵魂的合理归宿？……`（《“移民城市”中的文学躁动》） 我想类似的反思一定困扰了作者很长时间。与之相联系的是他对人类理想的解释，的确予人启迪： 人类过去提出过不少带终极性的理想，不论是抽象童话色彩的“乌托邦”、“黄金国”，还是带有社会实践动力的“太平天国”、“理性王国”等等，其实都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情境和阶级、集团利益的精神产物，它们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作为理想的终极性形式，以此告诉人们：这是最后的斗争，从而唤起人们的热情、向往与参与，仿佛经此一役，就会消灭一切罪恶，创造完美无缺的生活。生活的确有所改善吗？理想的确实现过吗？回答是肯定的（至少在局部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但终极性和普遍性的理想从来就不曾不打折扣的实现过，人们的理想尽管采取了终极性普遍性（“全人类的”、“最后的”）形式，但却只反映了有限时期有限范围的人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理想的持续追求者都会失望。因为一种实现了的理想作为现实总是要剥落理想色彩的。从根本上说，理想与现实总是永远依存又是永恒的二律背反。它尤其体现在每个历史阶段的转换时期。（《危机与错逆：中国当代文化面面观》导言） 这种深刻辩证的理解，一方面区别于完全否定历史有任何进步的悲观主义，使我们不因现实（它正是作为人们追求理想的一种结局而存在的）的丑陋而沮丧；另一方面有区别于粗浅的乐观主义理想，使我们保持历史性的清醒和坚毅；这种思想使人类的希望与积极的行动和某种带终极性的困惑﹑悲观与绝望贯穿了起来（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这既可以见出钱超英“超越绝望”之努力的深刻困境，由可以说是其思想成果。 正因为有如此锐利而厚重的思想底色，钱超英在分析现实的社会进程中，避免了简单化的结论。例如，在移居深圳经济特区以后，他作为这一地区新兴文学群体的重要批评家，区别于简单认同生活“主流”的赞歌倾向（在一些场合他曾尖刻地称之为“伪浪漫主义”），他总是力图把文坛瞩目的特区文学放在文化流变的世界背景下，推动它发展﹑成熟。在阐析“移民文学”这一旗号时，他呼吁文学正视“移民”式的“酸甜苦辣﹑血腥腐臭”，从中提炼出大容量的文学甘果。并指出：“如果说，失去进步自信和理性信仰的民族和文学是无为的，无力的，那么，没有荒诞意识和悲剧意识的民族和文学则是浅薄的、不成熟的。”（《移民城市中的文学躁动》）又如，在1989年春季以前全国“活跃噪杂、议论风生的气候中”，他预感到了“极端主义”心态的危险。（《危机与错逆：中国当代文化面面观》）明智的读者在阅读过这篇颇有分量的旧稿时（说“旧稿”，乃因为生活已发生了急邃变化）不会不承认这位年轻的文化评论家的某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决非“妙手偶得之”，而是建基于其文化哲学的真理追求，建基于其对“文化错逆的历史依据和现实规定”比较深刻的把握之上。 总之，《文化现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发现，虽然不少读者早就在几年前的某些新闻风波中知道了“钱超英”这个名字。这本集子显示了钱超英作为文化研究家和评论家的潜质，有许多好文章值得向读者推荐：《张贤亮的尴尬》的独具慧眼，《北岛论纲》的妙论连珠，《散文究竟是什么》的势如破竹，《在中国人的镜头下》的精微辨察，《文化：香港与大陆》的精彩比较……等等，都将给读者很大的知性满足，值得作认真的赏析。但限于篇幅，不宜再赘。 当然，指出这本集子的若干弱点是并不困难的。作者只是初步和粗略地勾勒了其文化分析和文化哲学的宏大轮廓和游人片断，虽然“机锋百出”，却不见得完善精确。摄影问题，对许多文艺学家和哲学家都具有吸引力（如苏珊·朗格等）。钱超英碰触摄影问题，似乎准备不足，虽有宏观的文化把握（在这方面体现了他的机智和悟性），但毕竟不如他对诗和文学问题那么熟悉和处理自如。有些文章，论题过于庞大，也带来了材料配备和思维整理上的困难，显得力有未逮……但超越于这一切之上的，作为其鲜明特征和魅力的，仍然是作者追求与现实进程紧密联系得文化创造的勃勃生气。这是十分喜人的：作者虽然经过高等教育的充分训练，却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学院习气，而仍能清晰谛听生活大潮的奔涌之声。（试看《散文就是是什么》一文，其旨趣并不在文体分类学，如果有谁要去抠着方面的问题，未必不能抠出些疏漏之处，但其解放思想、促进创作自由的作意，却不能不说是十分深刻和令人鼓舞的，读者自可品味。） 最后，钱超英超越绝望了吗？最终能不能超越绝望？这似乎并非钱超英一个人所能解答。对钱超英来说，结果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在走。 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或者什么也不说。 1990年岁末 原载：《文化现象》一书的“代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