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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需要这样的批评 回应曾庆瑞致信赵宝刚《我们应该怎样关注“80后”》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吴素玲 参加讨论

    有52年历史的中国电视剧所铸造的艺术成就与辉煌,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的“新国剧”。此刻,它正以“王者气势”推动和引领当下中国文学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这个过程,是由电视剧创作和电视剧批评携手发展、共同创造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电视剧的发展和繁荣绝对离不开积极健康的、科学的电视剧批评。然而,眼下的电视剧批评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空泛和平淡,缺席和弱智,贫血和缺钙,捧杀和骂杀,被红包和人情所异化,为权势和名利而折腰,等等,这就亟需电视剧批评自身走向自信、自觉与自强。
    11月17日《文艺报》影视版发表的《我们应该怎样关注“80后”》一文,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电视剧批评正在越来越积极健康,越来越科学有益。这篇文章是电视剧批评家曾庆瑞写给电视剧导演赵宝刚的一封信。信里,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位教授跟他当年北京广播学院的这位学生讨论了热播剧《婚姻保卫战》中的一些问题,对这位学生的作品提出了批评。该信发表以后,据说,电视剧批评界的诸多专家学者如李准、仲呈祥、黄会林、王伟国、彭吉象等,都在不同场合的研讨会、座谈会上提到,称赞不已。在中青年电视剧评论工作者之间,更是纷纷当做“新闻”、“喜讯”奔走相告。
    读了这封信,我们的一个强烈感觉就是,中国的电视剧需要这样的批评。
    第一,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家的担当精神和职业责任。
    近20年来,赵宝刚已经以他富有特色的一系列作品成为当今中国电视剧界的名导演之一。他导演的《婚姻保卫战》确实收视很好。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还是有不少媒体和观众交口称赞,大力追捧,认为赵宝刚在已经拥有的电视剧品牌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电视剧界。就是在这样一种好评如潮的情况下,面对这样一位名导演,曾庆瑞站了出来,批评《婚姻保卫战》只把镜头聚焦在“80后”里的“中产阶级”的问题,指出这部电视剧脱离了“80后”的生活现实,没有真实地表现眼下“80后”复杂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因而没有揭示“80后”这一代中绝大多数那种困顿的、尴尬的、复杂的、生活的、本质的真实,而显得“更风花雪月更理想主义”。赵宝刚为此辩解说,他“就是想拍‘中产阶级’的婚姻”,“就是要拍白领阶层的故事”,曾庆瑞则指出,这倒不是什么错误,不过,要是赵宝刚的审美兴奋点只放在这个跟他追求的“唯美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上面,就失之于偏颇了。尤其是,赵宝刚说他们这部戏里面“有一个游戏人生的心态”,“拿婚姻当了一场游戏”,“大家在里面开始争斗、打……弄完了觉得挺好玩儿的”。曾庆瑞特别批评他说:“这样回答不好。尤其是‘游戏人生’、‘拿婚姻当了一场游戏’云云,一定要慎言。”还有,当别人都对赵宝刚自己标举的“唯美主义”或者“赵云亦云”或者不置可否还有态度暧昧的时候,曾庆瑞在这篇批评文章里重申了他原先的批评。
    第二,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家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追求。
    这篇批评文章里,曾庆瑞结合《婚姻保卫战》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联系到赵宝刚刻意要从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用“三对夫妻的房子都是三室两厅”,“精装修的大House”,“出入都有名车”,“清一色的Toyota”,“男的不是老板就是人家求着你做项目,女的都有自己的店和公司”,“卖包、卖车、搞室内装饰,风风火火”等等元素来表现他心目中的“美”,重提赵宝刚早年标举的“唯美主义”,再一次提醒赵宝刚说,他“不清楚王尔德他们的‘唯美主义’唯形式、形式至上,还弃人文、反道德,带有浓厚的颓废主义色彩”的,他“误以为,‘唯美主义’这四个字哪怕是矫枉过正也能拯救中国电视剧艺术不讲究美的弊病”,实践他的艺术主张,进一步指出来,“除了《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里的吕月月的命运结局处理,或者还有《永不瞑目》中肖童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曾经遭遇质疑,被认为带有‘唯美主义’对人文精神的伤害”,他的电视剧“根本就做不到‘唯美主义’”。这充分表明,作为电视剧批评家,曾庆瑞在十多年前发出呼吁高举旗帜要“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以来,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追求。读这篇文章里的那四点忠告,听曾庆瑞对赵宝刚说“你的观众要求你关注他们的民生”;“你自己的工人生活经历也使你不能忘记人文关怀,而带着这种人文情结从事电视剧的创作”;“你要关注民生,你要‘励志’,你的电视剧艺术创作就离不开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现实主义的审美法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现实主义客观、如实的创作规律,都不可能让你偏离到王尔德式的‘唯美’的纯形式美的追求里去,而舍弃人文精神的文化蕴含”,“你的国家,你的国家的文化传统,你的人民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也不可能为你准备一个王尔德式的‘唯美主义’的土壤,让你的电视剧艺术创作去实践纯形式美的追求”,我们为曾庆瑞这样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追求所感动。
    第三,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家的精神境界和人文情怀。
    曾庆瑞在会议上、讲台上等许多场合都说,文学家、艺术家们从事创作,肯定需要技巧,技巧也很重要,但是,技巧绝不是第一位的,创作者的境界和情怀更为重要,更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技巧不难学会,一个创作者应有的高尚的境界和博大的情怀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修炼得到的,这种修炼还往往是人的一辈子的功夫,永无止境。曾庆瑞要求电视剧文学家、艺术家如此,自己作为电视剧批评家也是这样用以律己的。这篇批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80后”、对于民生之多艰的悲悯情怀,还有他解读和践行婚姻家庭的境界。文章里,他就十分赞成赵宝刚“在《婚姻保卫战》里这样表达的对于当下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婚姻状况和问题的发现和感悟”。
    第四,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家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
    2008年10月17日的《文艺报》曾经发表当年9月21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研讨会”上,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杨志今在大会上的致辞中说,曾庆瑞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文艺评论中“始终贯穿”着“追求真理、永不跟风、不赶时髦的理论精神”,“总是执著地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坚持科学的批判精神,总是要求自己面对某些权威人士和强势媒体,源自种种复杂因素而发生的对于某一部文学作品如潮的好评,一定不要随波逐流,一定要敢于质疑和善于质疑,敢于批判和善于批判”。现在读他对《婚姻保卫战》的批评,重又证实了他这种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宝贵精神。他批评《婚姻保卫战》时,不受媒体和观众中一味称赞的影响,也不因为他和赵宝刚、丁芯夫妇的师生和友人情谊而徇私不说短处,只是凭着他个人的解读而提出剧中的思想和艺术倾向上的一些应该批评的地方,无所顾忌,不留情面,不为名家讳,不为亲者讳,直言不讳地论长说短。这样的电视剧批评,增强了批评的公信力,也进一步树立了电视剧批评家权威的形象,使我们感佩不已。
    第五,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家对于创作的尊重理解。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批评文章充分表现出来作为批评家的曾庆瑞对于作为导演的赵宝刚的尊重和理解。赵宝刚说,“‘中产阶级’的婚姻折腾就是‘吃饱了撑的’”。这也是他“想展现给大家的,希望‘中产阶级’去反思的一个问题:当生活质量已经到了一个水准后,婚姻的质量不是用生活质量的好坏去衡量的,关键还是在男女关系的处理上。”对此,曾庆瑞说,他丝毫也不怀疑赵宝刚的真诚,丝毫也不怀疑这就是赵宝刚对于“80后中间一部分人”的生活的独特发现和感悟,以及赵宝刚对于这部电视剧的艺术形象和情感趋势的总体设计,承认赵宝刚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尊重和理解。还有,从《婚姻保卫战》回到赵宝刚的“唯美主义”,曾庆瑞这篇批评文章,再一次肯定了赵宝刚在2003年3月的一次和杭州师范学院大学生对话时讲的要“以美学标准净化电视剧”,是“在众多浮躁、浮华和浮夸的电视剧作品面前保持了意识清醒和艺术自觉”;肯定赵宝刚“要在电视剧里把人生故事讲得美的追求”,肯定他“喜欢取用忠贞不渝的爱情题材,来歌颂爱情的纯真”,“你喜欢演绎凄美的爱情悲剧,激发悲剧激情感染观众”,“喜欢起用气质上佳的俊男靓女演员,强化视觉美感”,“特别讲究叙事策略的讲述艺术,借以强化审美功能”,还有“特别讲究叙事语言的修辞艺术,善用美的画面取胜”,而所有这些,曾庆瑞表示,都是从赵宝刚的作品出发的。曾庆瑞还说,“这样选取人生爱情故事为题材”,就使得赵宝刚的电视剧“有了先天的吸引观众的优势”,还难得的是,赵宝刚“一直坚守住的一条底线就是,无论从道德还是从审美来说”,他“都以歌颂美为己任”,这就使得他的言情电视剧“有了总体上‘为美’的艺术文本的保障了”。所有这些都是对赵宝刚创作甘苦的充分理解和尊重。惟其如此,批评与创作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共同营造出来有利于优秀电视剧作品脱颖而出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第六,我们需要这样的批评所表现出来的批评家以理服人和循循善诱。
    在这篇批评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电视剧批评家曾庆瑞的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他不板面孔,不吊嗓门,不扣帽子,不打板子;他和风细雨,轻声细语,甚至是苦口婆心,娓娓道来,一是一,二是二,有好就说好,有不足就说不足,在充分说理中褒优贬劣,在循循善诱中激浊扬清。这样的批评,赵宝刚听起来一定会觉得舒服。当赵宝刚对观众中的批评有不同意见,并且表示观众批评这部电视剧“不生活”也没有关系的时候,曾庆瑞只是说“这样回答不好”,告诉他,对于“真实与不真实”,他“似乎和人家的评议打了一个‘三岔口’”,“人们批评的‘不真实’”,主要是指他“对‘80后’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的描述和阐释不真实”。为了赵宝刚能够听得进去诤言,曾庆瑞还非常诚恳地表示了歉意说:“近二十几年来,当你公开标举自己追求‘唯美主义’的时候,我们的电视剧艺术理论界和批评界没有用一种应有的清醒的理论思考和明白的理论语言开诚布公地指出它容易引起误会的一面,而是顺着你的思路和言说去加以演绎,加以阐释,因而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这是应该反思的,应该吸取教训的。”为此,曾庆瑞还充分肯定赵宝刚努力追求的是电视剧的镜像叙事语言的美,一种能够让广大观众赏心悦目的美轮美奂的艺术境界。然而,对于赵宝刚公开标举的“唯美主义”,即使承认赵宝刚当初主张“唯美”可以理解,承认他面对中国电视剧作品中的种种不美的现象初衷确实是怀抱一种忧国忧民忧电视剧艺术的忧患意识,十分真诚地想要“以美学标准净化电视剧”,曾庆瑞还是给予了公开的批评。
    总之,读这样的电视剧批评文章,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批评家不卑不亢的大家风范,是我们的批评真正需要的健康科学的实践性品格。读这样的文章,我们还看到了,电视剧批评要自信,也要自觉和自强。有了这种自信、自强和自觉,我们的电视剧批评一定会健康地开展,更好地发展和繁荣。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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