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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这群来自江苏兴化的作家、评论家为何能在保持个性的前提下，以整体出场的方式前赴后继，这个作家群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地域文化背景？社会转型时期，这群坚持乡土题材的写作群体会对整个文学生态产生怎样的意义？在现代化语境下，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方乡土叙事如何成为可能？在11月18日于江苏兴化举行的“兴化文学现象研讨会”上，范小青、赵本夫、丁帆、林建法、费振钟、王彬彬、吴义勤、黄蓓佳、张光芒、张柠、何言宏、彭学明等40余位作家、评论家和兴化当地作者，共同对这些问题进行研讨。活动由江苏省作协和兴化市委、市政府联合主办。开幕式由兴化市市长李伟主持，兴化市委书记贾春林在开幕式上致辞。研讨会上，江苏省作协主席王臻中为“兴化创作基地”乌巾荡风景区授牌。江苏省内首个地方文学馆“兴化文学馆”也在研讨会期间揭牌。 “水乡文化的一个标本” “我很吃惊，一个县级市居然出了17个省作协的会员，而有的县级市到现在一个省作协会员都还没有。这里发达的民间文学让兴化保持了水乡农耕时代的风情民俗。”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张王飞感慨。 江苏古城兴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和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不少兴化籍文人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水浒》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艺概》作者刘熙载，都出自兴化。近现代以来，兴化作家也在文学上颇有成就。尤其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从兴化走出了一批颇具创作实力的作家、评论家，如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等，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而就在从2005年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兴化籍作家不约而同推出了以故乡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毕飞宇的《平原》、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顾坚的《元红》、刘仁前的《香河》、刘春龙的《深爱至痛》等。这一作家群体的兴起，被评论界称为“兴化现象”。此外，兴化还有一批至今仍然生活在本土的作家，他们大多是些立足于本职工作的业余作家，他们甘于寂寞，坚守故土，笔耕不辍，近10年来出版文艺类图书50多本。 一个文学流派形成的关键在于，作家在生活经历、思想方法，文化修养、艺术渊源方面有近似之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艺术追求，凝聚成流派的主导思想，由此而决定同一流派作家在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塑造人物和风格追求方面具有某些共同特点。“不能说有作品就称其为文学现象。这样一个名词冠在县级市上成不成立？”评论家汪政提出这样的问题。评论家们在兴化作家身上，找到了这个共同性:他们始终保存着对乡土灵魂的守望。从叙述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看，可以见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有着近乎偏爱的感情。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把原生态的水乡兴化展现在世人面前。评论家张柠称兴化为“水乡文化的一个标本”。 “兴化本土作家的写作有一种文化守成的取向。他们写作的姿态是挽留的、向后的，他们坚持固守着这一方水土的文化。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写作，才没有使他们能够在文学上获得更大的名声，这也是许多地方本土文学无法克服的问题。但是，对于保留文化生态多样性，积累文化记忆，保留兴化的民间文化资源，为将来文学的前行提供支撑，这些写作者的价值会越来越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文化记忆在今天还能够留存多久。我们应该对这种乡土写作表达充分的尊敬。”评论家汪政说。 “我们之所以写作，不是指望文学为我们带来什么，就是想留下一个即将消失的兴化，留下它的风俗风情，让外面的人了解兴化这片土地。”兴化作家刘仁前也这样说。 今天，我们怎么写“地方”？ “‘兴化文学现象’最值得研究的，恰恰是什么导致了本土写作者大量涌现。”南师大文学院副教授何平提出这样的思考。他认为，“兴化作家群”的存在，对当前的文化生态具有警示意义。 “从今天文学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围绕着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家、书店等，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其以下广阔的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在一种劣势。但就是在这样的资源不占优势的苏中里下河地区，兴化能够有一个群体性的作家队伍，委实不易。”何平这样感慨。正在进行一项农村文学生态调查研究的他，在基层采访时，听到许多比较年长的基层作者回忆1980年代县城文化机构组织的频繁的文化活动。但在当下，农村文学生活的萎缩和文学人才成长环境的荒漠化，却使得写作者在基层很难坚持写作，即使有了一定名气也纷纷脱乡入城。“新时期文学初期，县城及其以下的农村聚集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家，这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导致文学人才的下移有关系。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期初期，县城文化馆、群艺馆、工人文化馆等机构在基层作家成长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而现在，文学资源的分配不平衡，文学写作者的普遍上移，将会使整个文学生态进一步恶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兴化文学现象’最值得研究的恰恰是什么导致了本土写作者大量涌现。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思考对类似的‘作家群’给予怎样的政策、财政和精神上的支持。” “现代化的幻觉已经取消了一切地方的差异性和普遍性。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写‘地方’，这不仅仅是作家要讨论的话题。”评论家蔡翔则从更高的角度，提出整个地方性书写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困惑。强大的现代化一方面吸纳了地方叙述，一方面又取消了地方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性叙事如何成为可能？“以往，我们可以用‘乡土文学’的概念来概括这批作家的写作。今天，我们要用‘地方性叙事’来重新提出‘地方’这个概念。因为，乡土是相对于城市而言的，‘地方’相对的则是一个现代化的前提。而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幻觉，这包括空间和地理上的幻觉。比如，以前人们坐火车，会写到车窗外的风景、大地。但火车提速后，这些词语都会退出我们的叙述。在学校授课时，学生都会说沈从文的风俗美、人情美、自然美。但实际上，他们对这几个概念化的词语并不感兴趣。为什么？今天，所有这种风俗人情自然美，都已经被旅游产业化了，不管到什么地方旅游，都是沈从文‘边城’的扩大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文学还剩下些什么？我们如今再写地方，到底还怎么写？”而这样的问题，或许才真正值得深思。 原载：文学报2009-11-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