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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地域文化角度入手进行文学和文化分析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视角之一，1995年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是这类研究的集大成者。此后，又有许多相关学术专著和论文产生，地域文化研究颇有蔚然成风之观。毫无疑问，地域文化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从一个特定角度丰富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征的认识，也在特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这类研究著作还有一个普遍的弱点，即论者在论述过程中，大多把区域文化作为一个静态的、固化的因素(比如地域特征、地方文化、人文性格等等)，并由此进入对文学的分析，而忽略了20世纪本身是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时代，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急剧变化不断孕育着新的文化因子的形成，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它的生成对于置于其中的作家和文学的形成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换句话说，就20世纪地域文学而言，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文化性格并不仅仅是那些已经成为本区域具有象征或原型意义的颜色、声音、气味或气质，它还必然渗透着20世纪本身所塑造出的文化特征或精神倾向。它虽然还没有成为固态的、定型的区域文化特征，却以它的时代力量穿透文本，直接进入文学形态内部，并参与各个元素的形成。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考察地域文学的发生时，不仅要分析作家作品所蕴含的地域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光拉回到20世纪本身，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空间的嬗变过程，以及这一嬗变对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地域文学发展的影响(也许，这种考察只有在处于巨大转折时期的、各地区文化落差极大的20世纪中国才有意义)，区域文学在怎样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下生成，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文化场域和文化位置，经受着怎样的冲击，在这一冲击中，它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以及这一态势对于作家和文学的影响。这就意味着我们思考的前提是探讨在20世纪文化空间变动中地域文学的文化生成，与时间、空间都有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生成过程不仅与本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有关(一个固定的文化场)，更重要的是，它与20世纪中国文化、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一个动态的文化场)有密切关系。后者冲击着前者，前者又以强大的力量消化着后者，两者结合并相互选择产生出新的文化形态和美学形态，这一新的文化形态才是影响作家创作的基本条件。 考察文化空间的嬗变与文学生成的关系，必然要涉及中国文化空间的分布、变化以及对文学的影响，在这里，笔者引入“外省”这一概念作为基本的理论起点。“外省”一词在文学史上并不陌生。它曾在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被反复使用并且具有很深的隐喻意味。“外省”与“巴黎”的区别不仅意味着地理空间的本质不同，更是身份、政治地位和阶层差异的直接外现。“外省”意味着边缘、贫穷、卑下、粗俗(即使你有钱，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掩饰和手段才能进入巴黎的社交圈)，而“巴黎”则意味着权力、身份、尊严和话语权的拥有。“外省”总是朝着“巴黎”云集，这是一种基本的文化趋向，拉斯蒂涅竭尽全力想进入巴黎社交圈，除了想获得财富之外，还想获得一种身份认同，这是他的政治要求和文化要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外省”一词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与拉斯蒂涅相似的“外省青年”形象却并不少见，如现代作家师陀《结婚》中的胡去恶，当代陕西作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兴国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外省”的文化位置以及想进入“中心”的文化要求塑造了他们的悲剧人生。因此，“外省”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同时还隐喻着一种文化位置。“外省”是空白之地，“中心”具有天然的空间优越。生存空间、发展空间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优越性是“中心”的最大优势。“外省”和“中心”有着某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差别，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区分，代表着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拥有程度的不同，并且，在这一对概念中，蕴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和政治倾向性。萨义德在论述“东方学”的概念时，这样认为：“它(东方学)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世界由东方和西方两大不平等的部分组成)，而且是对整个‘利益’体系的一种精心谋划——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会描述将这些利益体系创造出来，并且使其得以维持下去……”[1](P16)就大的意义而言，“外省”与萨义德所言的“东方”具有谱系性的类似。 王富仁在论及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空间的形成与分布时这样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新文化主要是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文化，外省知识分子大多是到了北京、上海和国外才成为文化名人，才成为知识分子的。外省也有知识分子，但其联系是松散的，很难称得起有一个文化界。……外省文化界是在跨国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得到更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由跨国文化界、京海文化界排挤或隔离在外省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它之受到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严重影响、呈现着十分庞杂的状态几乎是必然的。时至今日，他们使用的理论语言仍然主要是从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那里接受过来的，因而也还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理论语言。”[2]这一段话至少包含了下面两层理论含义：第一，在中国新文化生成过程中，“外省文化界”是第二性的甚至是第三性的，是在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影响下才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外省文化界”整个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都来源于前者，具有模仿特点和不稳定特点。“外省文化界”的特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直接受“中心文化界”思想倾向的影响，并且由于本省文化资源和文化空间的贫乏，外省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出走意识，他们的出走和回归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省文化界的文化气氛。第二，“外省知识分子”通常缺少“京海文 化界”或者说“中心文化圈”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意识，缺乏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整体意识。因此，他们的写作起点常常来源于内部，来源于直接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作品充满个性化、经验化的特点，给我们展示的是最原生态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生存特性，这在无形中又为小说意义的升华奠定了物质基础。19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正是以“外省文化”为特征的地域文化兴起的某种外现。 西方的思想体系在经过“跨国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一层过滤之后，已经失去了其部分的生命力(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输入是有选择性和实利性的)，再经由各种渠道传人到“外省”时，其思想的本质更变得概念化和抽象化。而传统文化在闭塞的“外省”，尤其是北方，力量最为强大，很容易把这些外来思想消化掉或者使其变形，使新文化思想仅仅成为漂浮于情感行为之外的空泛理论，这是造成新文化时期外省文化空间和外省文学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无论是“跨国文化界”，还是“京海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外省走出来的，他们在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之后，长期在京海两地活动，逐渐在京海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势力。在他们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打上各自区域文化的烙印，这是在分析作家具体文本时应该注意到的。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力量和文化导向在不断变化，“外省文化界”与“京海文化界”或者“中心文化界”之间是相互消长的关系，往往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导向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和某种位移。这就意味着“外省文化界”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像山西、陕西这样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绝对属于“外省文化界”的北方省份慢慢承担起“中心文化界”的功能，虽然建国后很快又以北京为“中心文化圈”，但文化的导向却没有变，仍以北方文化的特质为文化的重心。 在“外省”这一概念的使用上，还应该注意到，王富仁所谓的“外省文化界”主要是指“京海文化界”之外的各个文化区域，这就是说，上海和北京一起，被划入“中心文化圈”之内。在20世纪中国，上海的文化位置和文化意义几乎和北京相等，它们以不同的文学走向形成和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基本潮流。就文化空间而言，上海因为空间的特殊优势，以其物质的强大繁荣和对现代文明的超前、深度接纳而成为百年中国最活跃、最富于阐释意味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具现代性意味的艺术、生活和文学；北京则以精神的复杂度，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的交锋、知识信息的丰富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心文化界”，两者在文化上的含纳量是相同的。另外，上海、北京既是新文化活动的策源地，也是跨国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和新文化杂志的根据地(当时的重要文人都在两地频繁活动)，其它文化区域是在前两者的思想指导下才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这自然就形成了“中心”和“外省”的差别。还有一点也应该作为“外省”视角的自觉理论意识，即在以“外省”为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生成的起点时，河南只是中国诸多“外省”中的一个，河南文学也只是中国“外省”文学中的一个支流，并不能代表其他省份的文化、文学形态。不同“外省”之间的：文化形态和文学状况并不相同。王富仁先生的“外省文化界”包含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诸省和重要城市，这就意味着，它的空间范围非常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和政府政策导向的不同，“外省”之间会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在北方诸省和南方诸省之问。比如同属于“外省”，河南和广东在同一历史阶段，在中国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差异极大，文学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据此，可以探讨出非常深层的问题。这从另外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空间与有意义的论题，也体现了“外省”这一理论视角极大的可操作性。 二 可以说，“外省”这一理论视点既包含一个区域固有的文化品格，如它的文化背景、性格特点、人文地理特征，又可以透视它与中心文化圈之间的动态关系，在这两f者之问的冲突与较量之中，本土文学最终呈现出属于自己的特质与命运。这就意味着，“20世纪河南文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研究或地方特色研究，而且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追求过程联系了起来。纵的传统文明考察与横的现代精神之考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坐标，“河南文学”正是在这一坐标中显示出它在中国20世纪文化空间中的生成、意义与特征，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在现代性转化过程中的曲折轨迹。 20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是以“反传统文化”为基本口号，提倡“民主、科学和自由”等启蒙思想。在跨国知识分子的理论倡导、文化实践和革命活动中，北京、上海两地很快形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和公共言论空间，它们吸引着崇尚新文化的外省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的“反传统文化”口号下，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思想背道而驰，很自然地被边缘化，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此意义上，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据地——河南，不但地理位置处于“外省”的位置，文化上也处于极其典型的“悖离”状态。河南政治局势的保守、复古，河南文化精神中牢固的“村落意识”和中原文化特征，河南作家作品中微妙的激进、退守和中庸气质，都与这一文化上的“悖离”有密切关系。新文化思想和知识分子改革之路以失败而告终，古老的乡村、城镇仍按照古老的轨迹波澜不兴地运行。这一现象，在师陀的《里门拾记》和《果园城记》中有很好的体现。夏志清曾经这样评价师陀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特别令人觉得难忘的是几位热心改革者的凄凉写照：他们当年鼓吹近代思想，结果现在走上贫穷、被谤与死亡之路。这些角色无疑在其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出现过，可是师陀却故意选择这些典型来做例子，无非要说明一点：表面上时代虽在转变之中，但仍有许多地方、许多人在滞留不变的。书中真正的主角是城镇本身。改革者、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官员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可是城镇本身却我行我素，继续着它懒惰、懦弱和残酷的行径。”[3]“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城镇却我行我素”，如果说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的“外省镜象”也不为过。 就作家而言，在面对倾向性极强的新文化思想时，会不自觉地出现“游移”或“融合”，形成具有“中原”特质的思想与精神倾向。“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挂在冯友兰客厅里的这幅对联最能体现这一“游移”与“融合”的企图。但是，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思想热潮中，这种“中庸”立场并不受欢迎。由于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它和新文化思想冲突和紧张并没有显现出来，反倒是他的妹妹冯沅君，在20年代中期不多的创作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徘徊于家门内外”的微妙冲突和紧张。她在作品中对“母爱”的肯定和温柔敦厚之情使她的作品表现出五四时期与“传统”之间罕见的“缠绵悱恻之情”。 但是，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外省”和“外省文化界”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政治、文化转变时期，在某些特殊时刻，它又时常和历史的洪流汇合，形成巨大的共鸣，从而也使自己的地位发生质的改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以独特的方式使“外省”显示出自己的历史作用。《讲话》虽然是为知识分子制定的文艺政策，但目的却是为群众、为革命斗争服务，因此，要求作家作品要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接受能力”。为此，延安的作家们不得不把目光从熟悉的知识分子那里转移到农民身上，并且因为作品必须要有实际的沟通能力，所以就不能不采用北方农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文艺形式，如说唱体、民歌体、戏剧、快板书等；在语言上，更是竭力追求通俗易懂、清晰明白，具有直接的说服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因此，《讲话》中所谓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语言”，是指以中原文化形式为基础的，更具体一点，就是当时在陕北、山西等地流行的被农民所喜爱的民歌、民间文体、民间语言方式等，而不包括南方文化的种种特征。这就意味着，延安文艺《讲话》使中原民间文化样式、民间文化思想进入知识分子和文学史视野，并成为文学的经典叙事。这种对中原民间文化的提升对中原作家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从解放区和建国后作家地域分布及创作趋向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这样一来，陕西、山西这些在新文学初期典型的“外省文化界”一跃而成为“中心文化界”，“河南”也进而成为“中心的边缘”，比现代文学前期的地位略有回升。在这一文化空间下，河南文学所呈现的特征、气质明显不同于新文学时期，而中原文化内核也以不同的姿态进入到作家的小说结构之中。这一时期河南作家文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合、民间叙事与政治话语的同构性都显示出中原文化与延安文艺思想的独特关系。 当1990年代后期所谓的“文学豫军、中原突破”在文坛上成为约定俗成的称谓时，对于河南及其中原文化来说，“外省”已经不是第二性的，它是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原型性存在，与知识分子对民族性、现代性的重新追寻相一致。文学开始以文化的目光(而不是社会问题的目光)来审视乡土中国，审视这一乡村背后的文化本质，处于“外省”的沉寂的村庄第一次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第一次被发现它在中国文化空间中重要的意义构成。这样一来，“外省”的自足意义与本体性开始呈现出来，而“中心”的吸引力与文化的强势则相应地弱化。作为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和承载体，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河南还保持着农业文明以来中国最原生态、最纯粹的村庄形式，它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作家从“村庄”、从最普遍的乡村日常生活图景入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运行机制、观念体系的形成以及民族性格的特点进行再阐释。在吸收、学习西方现代意识的基础上，作家重新回到文化内部，以一种更富于情感的方式回到生存的内部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社会和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并转化成一种更富审美价值的文学形式。乔典运的《问天》、李佩甫的《羊的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小说中都有这样一个明显的文化原型。 但是，我们讨论的毕竟是文学，文学有它自己的产生特点和内部丰富细微的不同。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的生成，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自觉地把文学与文化的兴衰同构，这是必须避免的。文学的生成与文化、经济并不同步。正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言：“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的。”[4]因此，我们在分析像河南这样的“外省文学”时，要充分考虑到地域文化空间特点在作家灵魂和作品中的变形、位移和隐秘的存在，要注意到区域文学和文化特点的不同步，也要注意到区域外部和内部环境对作家、文学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最终所导致的某种现象。另外，作家作品的气质不仅与文化空间的生成、与时代精神的导向有关系，而且也与作家的成长背景、接受方式有很大关系，这就意味着文化空间对作家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但并不是全部。人类的每一种文化必然经过个人心灵的过滤和吸收才展现出如万花筒般绚烂而又让人迷惑的光芒，个人的成长经验、生命历程以及对文学、世界的独特看法会形成不同的作品，这也是同一地域作家作品“同与异”存在的根本原因。 三 当以“外省”为理论视角切入有关地域文学的具体研究时，当把20世纪每一区域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发生形成过程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它避免了静态的地域文化研究的纯粹性格论和类型性，避免了启蒙视角的“隔”与抽象，而能够从一个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与转换，来考察小环境——河南——的空间状态的嬗变，从而进一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各种力量之间的消长、分合和转化。时代虽然有一个总体的精神变化和大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它以波纹的方式次第到达或者以输入的方式直接到达一个地方时，由于文化背景和具体情境的不同，这一区域必然有自己的独特反应，并且为以后的发展形成新的文化情境和历史条件，这就造成了“外省”彼此之间的差异。这意味着，河南文学的发展并不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相一致，也并不和其他区域文学的发展相一致。如同是外省，江浙地区的文化空间与文学发展就和河南完全不一样。清末民初，江浙地区就有数倍于河南的文化名人，这些人后多成为京海文化界的中心人物，而河南则处于极端的荒芜状态。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十年，就作家数量而言，河南也是非常少的，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至1927年)统计的大约二百位作家之中，浙江作家有29人，湖南作家15位，依次是四川、江苏、福建等，而河南作家只有4位。当南方作家已经从思想上、创作上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时，河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大部分还因为从事革命活动或莫名理由而被杀害。袁世凯夺取政权之后，对他的故乡——河南，更是倍加“关注”，河南的复辟倾向与保守倾向比其他省份要严重得多。在1940年代后期，当陕西、山西等地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圣地”，北方作家逐渐成为“中心作家”时，河南作家还只处于“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也使河南文学呈现出独特的态势等等。考察这些不同步的原因会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许多被“大话语”遗忘的然而却很有意味的“小话语”，也会使我们可以看到区域文学内部那仍被忽略的广阔的研究空间。 依此，我们还可以进入更深层的研究，在文化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夹层中，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河南文学界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时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群体状态?时代、文化与文学之间到底是怎样复杂的纠结在一起，最终呈现出什么样的力量分布、关系状态?通过分析河南文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动态位置，我们可以透视到一个世纪以来，乡土中国与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具体一点说，透视一个大的“中国村庄”一个世纪以来与外面的世界以及和它的叙述者之间的关系。这里面不仅涉及到中原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思想之间各种形态的冲突与较量，村落文化的滞后性和复杂的历史沉积给它的叙述者带来的某种特殊的思维起点和写作冲动，如对人与土地、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切关注，也涉及到叙述者的文学理想、价值立场和叙述倾向的形成原因以及不同时期对村落文化的不同阐释。譬如河南当代作家在文学叙事中有一个普遍倾向，即热衷于“关系”叙事。权力关系、人际关系、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一切都以“关系”为起点，并且最终回到“关系”的网络世界中，作家一进入到“关系”的海洋中，便不由自主地兴奋，激情四溢，很难将自己拔出来。这些“关系”虽然为我们揭示了民族文明内部的精神方式和心理状态，但却因为作者的过分投入、过分的兴趣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价值立场(并不是没有)，没有最终达成文本意义从“此岸”到“彼岸”的升华。这从另一层面展示了作家主体隐秘的内心欲望，即对现实权力的一种渴望和情结。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所有的灵感、思维和对生活的观察都被充分调动起来，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是在通过文学手段达到自我的宣泄和权欲的实现。毫无疑问，这种对权力的“沉迷”与中原文化中的政治情结和作家生存背景有莫大关系。 回过头来看20世纪河南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和具有独特文化背景的省份，它在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的滞后、超前或某种悲剧、喜剧性的存在，具有说不尽的意味与价值。河南作家在现代文坛上寥若晨星，像徐玉诺、冯沅君、赵清阁、于庚赓、师陀、姚雪垠等，他们有的如流星划过转瞬逝去，有的转行，少数存留在文坛上的文学成就也非常有限。到1930年代后期，除了师陀、姚雪垠这样一些漂泊在外的河南作家还在创作，河南本土文学几乎处于相当萧条的状态。1950年代末，李准、魏巍、姚雪垠等人的创作使河南文学以一种独特的亮点方式在中国文坛上出现，但这些作家及作品在文学史上所遭遇到的前后完全相悖的评价，他们与政治之间的某种血肉联系，无疑都体现出中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的不断错位与尴尬。从1980年代开始，河南开始涌现出大批作家，如张宇、田中禾、郑彦英、周大新、孙方友、杨东明、齐岸青、二月河等。1990年代，河南文学处于高潮期。翻阅大型文学刊物，河南作家如李佩甫、刘震云、阎连科、何庆邦、周同宾、李洱、张生以及许多更年轻的河南作家作品，经常出现在里面。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民族的“根”性特征，都不能不让人有所思考。并且，每有一部河南作家的长篇小说问世，都会引起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强烈关注，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等都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并引起争论。不仅仅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开拓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评论者们从各个角度连篇累牍地评论这些作家的作品，在一些综合评述文章中，更是少不了河南作家。同是一个地方，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文学现象竟有如此大的不同?河南的文化品格、性格特点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它们结合产生出怎样的文化空间?而身在其中的作家又如何感受这种文化的断裂、重合与生成，从而呈现出怎样的文学精神?当《讲话》文艺思想使河南成为文化“中心的边缘”时，在李准的民间叙事中，是否也微妙地展现出他对本土文化被认同的政治自豪感，从而使他“遗忘”了他所热爱的农民的内心痛苦?当河南作家被称为“中原突破”时，这一称谓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称呼?所谓的繁荣背后掩盖了河南作家及其文化精神中哪些更为严峻的问题?中原文化又以何种方式与现代性思想重合在一起?它体现了民族自我与现代追求之间怎样的重合与冲突?诸如此类都是能够阐发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复杂生成的问题，这也正是从“外省”进入地域文学研究的独特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梁鸿(1973—)，女，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1]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王富仁．论当代中国文化界[J]．新华文摘，2002，(3)．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A]．论中国近世文学(胡适、周作人)[C]．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