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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河南文学之树已经长得根深枝壮：根，深植于中原大地；枝，却一直努力向上，这就形成了河南作家作品中体现的本我——自我——超我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是情感上对故乡的深深依恋，一方面是行动上对故乡的一步步背离以及理性上对故乡的超越。而正是在依恋与背离、故乡与城市、本我与超我的对立统一的纠结中，形成了河南文坛的一派繁荣景象。 一、情感上对故乡的依恋 无论是作为原生态的自然文化社区，还是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场景，农村都是文学最重要的资源和空间。从农业文明到现代工商业文明，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吞噬农村”，从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向商品经济为主体的工商业过渡，农村向城市过渡，农民向产业工人过渡……这些社会革命和文化裂变，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精神阵痛，阵痛的中心点就在农村，农村恰似中国传统文化的子宫。而这种阵痛恰恰是文学表现力的重要源泉，滋养着河南作家一代代形成了强固持久的恋土情结。这种情感的沉湎，是对根的认同，是人的本能，其实质是对传统经济结构及其制约下的文化价值观的认同。 (一)氤氲在作品中的乡土乡情 李佩甫的创作有着浓郁的乡情诗意，一打开他的作品，一股泥土的气息扑鼻而来，就是那些作品的名字，如《红炕席》《红蚂蚱绿蚂蚱》《无边无际的早晨》《送你一朵苦楝花》《黑蜻蜓》等，也令人遐想起故乡的风光。土地是很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给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又承担死亡。土地又是很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一次地给人做戒。土地是这样的伟大，作家也就由衷地赞叹与歌颂。李佩甫作为河南作家的一员，他常以故乡生活为题材。家乡的风俗人情、山光水色，屡屡被他摹画在自己的作品中，作品显露出较为浓郁的田园风味。李佩甫仿佛是一个感觉主义者，他能看见、听见、感觉、尝到和吸入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灿烂的色彩、歌声、丝绸一样的质地、水果一样的香甜和花的芬芳。他像画家一样对色彩很敏感，如“红”“绿”“黑”等色彩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他往往唤醒人们酣睡于习惯之中的心灵，并且迫使它去注意自然界里经常出现而未曾被留意过的美和令人惊叹的事物。他赋予那些最普通、最自然的情景以不寻常的、全新的、几乎是超自然的色彩，以他那特殊的处理方式赋予现实中司空见惯的素材以某种幻想色调和色彩，以引起人们的想象和渴望。所以，更能显示李佩甫创作的历史积淀和田园风味的，还是演变于自然环境之中的人情世态，是作品中的风俗画描写。《红蚂蚱绿蚂蚱》写的是动乱岁月中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篇作品与其他作品不同，虽然写的是家庭，但没有宗法统治的残酷，只有一家人似的和谐、融洽，充满着亲情与天伦之乐。人们之间是相濡以沫、同舟共济，而不是尔虞我诈、相互迫害。人们不为争权夺势，而为如何把村子搞好，为填饱肚子而奋斗。在灾难的岁月中，出现了安定、自足、和谐的人际关系。《无边无际的早晨》更表现出了农村人的朴素感情。李治国生下来就没爹没娘，但是他没有成为孤儿、乞讨飘零，而是成了大李庄的“小皇帝”，吃百家奶，穿百家衣，长大成人。乡亲们不仅供给他吃穿，而且还培养教育他，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还总加以点拨。这些折射出了农村的安详和乐气氛，反映了宗法农村自然经济的面貌，也在互相酬答中显露了劳动人民之间情谊的笃厚、淳朴。 (二)深深烙在记忆中的故乡人物 乡下人最接近大自然，生命与自然合拍共振，生命力旺盛，成了生命的模本。在李佩甫《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中，就有许多充满阳刚之气、富有生命活力的人：孤身一个背犁开垦处女地的季和、冒死进京告御状的李发祥、9州13县的叫花儿头儿盖爷……他们都是大李庄人的先人，他们为开垦、繁衍大李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家不着重写他们的贡献，而着重写他们做贡献过程中的伟武之举。作者描写他们就是为了与现实中的委琐、卑怯、懦弱的人作对照，为现实的人铸一面镜子。历史中的男人是可敬的，那么现实中的很多女性也是可歌可泣的。《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中的李满凤、晚玉等有着常人不常有的毅力和果敢，谈笑面对痛苦，最后超越痛苦。她们个性饱满，人格独立。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羊的门》更是一个代表，一个高度。好像是回到最初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植物是土里长出来的，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植物。人，尤其农民也是植物。李佩甫要在他的小说中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原的土壤——如他的说法是一种“绵羊土”，能够长出什么样的人物?终于有了呼天成。中原的历史、现实、社会政治、风俗人文、自然气候“综合”而成的中原大地，这一块土壤凝聚成独有的精、气、神，产生出来呼天成这个人物。外貌是农民，或者说是农村基层领导干部，是豫中平原的田野上最常见的野草一样的植物；但他却有着丰富复杂的魂灵，足够的却又不乏偏执的智慧。这是一棵草，但却是一棵“草精”。他生长在、生活在呼家堡，他的灵魂却在城市与乡间、上层与基层、官场与市场的广大空间自由游走。可以说，他是一个相当充分地占有并且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经验、同时具有致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个“东方教父”。这个人物将因其丰富的内涵而被反复解读，河南作家也因为有了这一部著作而使文坛另眼相看。 (三)渗进中原大地的传统文化 中原乃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孔子创儒学于鲁，游说于郑，中州是孔子游说的主要场所。道家的鼻祖老子亦诞生于中州。继道家之后，中州历代又涌现出墨家、名家、法家、玄家、理学等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流派。传统文化、人生智慧的积淀，加上历代政治斗争、军事争霸中产生的权术谋略，无不影响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李佩甫以其文本展示了中原文化的独特生存环境。这里的泥土“有一股软软的甜味”；这里的色调，是“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那灰青是淡调的，渐远渐深的，朦朦胧胧的，带有一种迷幻般的气韵”。绵软迷离的自然环境酝酿出一块“绵羊地”，在这儿走多了，“你先会眼晕，尔后会头晕，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平原，成了平原上的植物了”。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更没有险山恶水的地形，因此其哲理内蕴是阴柔的。柔并不意味着弱，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这是产生了“太极拳”的土地。生长于此的人们，若一生沉醉其中，可能浸染过度，会渐渐丧失其进取有为的内涵，像平原上随处可见的草一样，柔软萎缩。这时，人们便会建屋。平原人对“屋”从形式到内容的营造与崇拜，则表现出他们面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灾难和压力缺乏抵抗的自信，只能凭借“屋”来苟安一隅，来遮护他们萎缩的生命力。这种病弱的人格与强烈的依赖感必然导致思想意识的盲从，从而造成了滋生专制统治的温床。如果说多数民众的行为因应了中原文化中消极的成分，那么这里的专制者却吸取了中原文化中以谋制胜的成分。杨书印“38年来，他从当民办教师起家，牢牢地掌握着扁担杨的权力，却没有当过一天支书。他没在最高处站过，也没在最低处站过，总是站在最平静的地方用智慧去赢人。杨书印的过人之处不在权力，而是智慧。权力是可以更替的，智慧却是一个人独有的”。不走极端，不做秀木，具体行为中体现着“中庸之道”。当中原人带着这种文化积淀与生存智慧冲出故园、投身官场时，他们往往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官场哲学，其内蕴仍然是外圆内方以柔克刚的。李金魁上大学时“由于那近乎吝啬的节俭”，被同学们称为“素人”，毕业前他却慷慨请全班同学的客，使同学们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纷纷留下地址。一举之为胜过四年之功，为他日后的仕途升攀织就了关系网。毕业后初到乡里上班，他利用说话前的“磕巴”给人留下好印象，最后挤走吴乡长。直到当了市长，他仍恪守中原文化的要义，以之指导其言行。“到任不久，最先发现的就是走路的问题。……你是一把手啊，你一走快，就显得你急，人毛躁，火烧屁股似的，缺乏一把手应有的稳重和大气。但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显得疲塌，显得暮气，也显得软弱。”既要学会讲假话，又要注意假的成分比例。其次是说话方式两极平衡取其中，左右逢源，你才能确定自己“一把手”的位置。对其官场哲学的展示，显示出了作者的批判态度。那么当中原文化转化为统治手段时，其来自老庄的玄妙飘渺、超逸逍遥，取自《周易》的神秘莫测、变幻无穷，得自玄学的无为自然、融合儒道等内蕴，又过多具有感性特征而缺乏理性内涵。这就使得以中原文化治理社会时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而倾向于清官现象的“人治”模式。缺乏机制约束的放任体制，最大的结果便是以人代法、因人施治，终至专制统治。实行“人治”者，必经营“人场”。杨书印、呼天成等人几十年不倒，就是依靠其经营的“人场”。他们放出、推荐并利用能人，在故乡以外的政治中心形成一个以“人”为纽带的网络。这就形成了一种“势”，似乎无形，却强有力。依靠这“势”，对外呼风唤雨，干扰政体；对内欺压民众，将人视做非人。跟这些能人来往应酬，彼呼此应，在村人眼里已显出了地位和压力，由此导致村民“活小”的生存状态。一旦“人场”彻底形成，甚至直通北京时，织网者足不出户，便可利用现代通讯之便，达到自己的目的。呼天成为了救呼国庆，不仅改变了县级领导的人事任命，而且可以逼迫市委撤销已形成的决议。以一人之作，借网络之力，可以跟两级政府组织对抗，既显示出“人治”文化在现代中国仍有相当雄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也凸现出“人治”文化对现代化进程的干扰和危害。 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子安泰只要双脚立于大地之上就可以力大无敌，小说和作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美学意义上的大地和现实层面的乡土都赋予了河南作家以巨大的能量，使之找到了自己的寄身之地和书写之途。因此，他们对大地的体认是源自内心的，其对乡土的追思亦是真诚的，是来自对脚下大地和身边现实的真实感怀。 二、行动上对故乡的背离 许多作家在河南乡村度过了童年、少年以至青年时代，而后离开了河南。即使仍在河南的作家，也通过个人奋斗与故乡离开了一定的距离。在离开故土一段距离后再回望故乡，站在更新的参照系和更广阔的角度审视和透视故乡，他们的作品就能够在对故乡的参悟和理解中达到对人生的深刻把握。 功利性目标诱惑人物背离故乡的单纯与美好、亲情与爱情。冯家昌第一次进城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便是城市的灯：“冯家昌终于看到了连成片的灯光!那灯光像海一样广阔，亮着一汪儿一汪儿的金子一般的芒儿……”城里的灯光这个意象寓示着世俗社会里的功利性目标。冯家昌出生于贫穷的农村，冯家在当地又是单门独户，因而不断遭到排挤。因此，自己“日弄”出去，并且把他的四个弟弟“日弄”出去就成了冯家昌为之奋斗的功利性目标，是冯家昌心目中的“城灯”。功利作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及其实现，其道德效应是二重的：功利，既可以使人道德高尚，也可以使人走向罪恶深渊；既是从事善举的物质前提，也是产生罪恶的催化剂。因此功利本身是无善恶性质的。功利的善恶性质存在于功利的现实化过程中。冯家昌奔向“城的灯”这个功利性目标本身无可厚非，他把自己及其兄弟“弄”出农村，过上他们所要求的好生活，这是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性欲望的正当要求。但在此功利性目标的追求之下，他呈现给身边亲人的是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对其家族和兄弟，冯家昌是一名“父亲”式的兄长。他为了把几个弟弟引出农村，先是自己动用一切人际资源，坐上了军区动员处处长的位置。然后将冯家老二铁蛋“弄”进了兵营，而且颇为用心地将他安排在离自己不远不近的部队，使他既能得到锻炼，又能在成长的道路上享受到兄长的关怀。接着冯家昌又将老三狗蛋“弄”进了部队，这一次安排更有心计，让其弟弟到荒凉的边境哨所放羊，为的是磨练他的心性。最后终于助他考上军校，读上了硕士，成为驻外使馆武官。后来又将老五孬蛋也“弄”进了驻扎在上海的部队，帮他渡过服役生活中的一次“难关”，让其成了生意场上的高手。除了不愿出来的老四之外，冯家昌对每一个弟弟都是耗尽心血，竭尽所能且“因材施教”地培养。这是一个富有责任感、富有爱心的人物形象，是人性中善的一面的表现。但是，也正是因为“城的灯”这个功利性目标的强烈诱惑，又使冯家昌决然抛弃了漂亮贤慧且苦苦守候他五年的刘汉香，违背了自己曾经写在纸上(寄回家的奖状)的诺言。刘汉香是村长的女儿，美丽大方，是村里的一枝花，两人因恋情发展也曾偷吃禁果。难能可贵的是，当冯家因母亲早逝而乱成一团的时候，她不顾闲言碎语，毅然以出嫁媳妇身份料理冯家，并为之吃尽苦头。但是，当司令部的周主任给了冯家昌一张提干表，然后问他在家是否订过婚时，冯家昌“仅仅沉默了一秒钟的时间”，立刻说没有。城灯的诱惑使他抛弃了初恋情人，强烈的功利心理战胜了美好的人间情感。此时呈现给读者的又是一个自私自利、始乱终弃的人物形象，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表现。而这种善恶交织的原因就在于功利与情感的矛盾。摆在冯家昌面前的，一边是诱人的功利，一边是美好的情感。冯家昌强烈地想实现他的功利目标，这个目标却与他的初恋情感发生了冲突。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前者。 三、理性上对故乡的超越 河南作家的长篇新作在开发乡土中显示出可贵的超越意向。艺术视野由相对单纯狭隘走向复杂广阔。由本乡本土、农家庭院、乡场村落、当下眼前、现实场景，走向广阔的世界、辽远的历史、复杂的矛盾，由书写乡土故事到书写史诗，特别是把握具有更为丰富心理内涵的人生，向未曾开辟的空间推进。它们仍然具有根性和生长性，但是在更加广阔的天空下和更加广袤的原野上生长了。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张宇的《晒太阳》、刘震云的《塔铺》等，把农民哲学表现得微妙而残酷，捕捉了乡土政治与文化的魂灵。作家的忧思和痛苦足可以显示出文化结构破损的程度。刘震云后期的故乡系列让我们理解了什么是超越土地的非功利审视。作家以高级文明形态的目光俯视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形成居高临下的反讽语势，戏谑性的嬉笑怒骂中透出深切的关注。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年月日》等作品中，全部的否定指向明显是代表乡土文化负面精神的人物。如果说对丑的暴露算是对人性的净化，在那些近乎绝望的挣扎和卑鄙无耻的手段中，人的精神世界或许更加无可遮掩。或许在河南作家心中，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乡土非乐土，处于今天这样一个失去诗意、欲望汹涌的时代，我们应该背离它甚至仇视它，把故乡之恶剥离陈列开来，让人们明白其丑陋。在其笔下，不光有传统文化的重负，还有许多新生因素，拜金主义、极端物欲、价值沦丧、习性刁顽等。周大新为了把故乡写“圆”，不回避对乡土文化负面价值的批判，致力于富有深度的艺术概括。《家族》、《老辙》等小说中那个傻四儿只有一个动作，正跑一圈，反跑一圈，总跑不出一个怪圈；那个发了财的农民几乎下意识地重新走上旧时地主的老路，坠入悲剧的又一个轮回。作为艺术的象征，未免直露浅显，但对乡土文化的劣根性在中国农民心理方面的影响已经到了无意识程度的揭示，却不无深刻之处。 张宇的长篇小说《晒太阳》，以一种超脱的笔调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故乡情感》与《精神游行》则有意识地采取了“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上帝的金苹果》、《没有孤独》、《城市逍遥》、《大街温柔》更显示出其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些作品中，超越性的文学意向是一以贯之的。当张宇在城市中感受到了现代人情感淡薄、生活平庸、内在精神空虚、心境褊狭以后，他的创作中就开始引入了超越性精神内涵，以救助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匮乏与平庸世俗。《故乡情感》、《没有孤独》、《城市逍遥》这些作品，都传达了主人公的环境与心境的对抗。在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浮士德式的狂热、西西弗斯式的倔犟。这些正如张宇的个性：“人不论干什么都是走同一条路，这条路都通向一个境界，那就是自我的完成。”鲁杰在孤独的环境中寻找不孤独，鲁风在紧张的城市生活中寻找逍遥，李振华在卑下的社会地位中寻找尊贵，无论是成功抑或是失败，都没有失去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说，人生质量的优劣，就根植于作品的这种超越意向上。 作者简介：李春(1964—)，女，河南信阳人，河南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从事中原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李丹梦．乡土理念的嬗变与持守：话语·价值·权力——析“中原突破”的深层意蕴[J]．上海文学，2005，(2)． [2]梁鸿．所谓“中原突破”——当代河南作家批判分析[J]．文艺争鸣，2004，(2)． [3]刘涵华．简论李佩甫创作思想的嬗变——以《金屋》和《城的灯》为例[J]．殷都学刊，2005，(1)． [4]高飞．河南现代作家的乡土情结探因[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4)．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2007、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