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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晃近年来是银屏上的“皇帝专业户”，而了解他的稍为年长的同行和观众还记得他二十多年前主演了莎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马中骏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等剧目，好像他演的都是悲剧和正剧。人们大概想不到，焦晃其实也是演喜剧的高手。他和他的同学们等了整整五十年才得以演出的《钦差大臣》终于让他们好好过了把喜剧瘾，被焦晃从澳大利亚请回来演市长夫人的顾永菲说，她这是一辈子第一次演喜剧。 出生于二百年前的果戈里写的《钦差大臣》经典到成了不少喜剧的祖师爷，后人向其“致敬”的作品遍地开花。小骗子骗倒大人物的故事实在具有跨时代跨地域的普遍意义。二十多年前美国也出过一个取材于真实故事的“骗子戏”：《六度隔离》讲一个黑人小混混冒充某黑人大影星的儿子，把纽约一批标榜尊重少数族裔的上层人士忽悠得团团转。该剧在纽约大受欢迎，还被好莱坞拍成了电影。三十年前，沙叶新等把《钦差大臣》的构思和当时上海出现的一个知青骗子的故事揉到一起，写出了喜剧《假如我是真的》，演得十分火爆。 在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候，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宽松的喜剧时代。焦晃主演的《钦差大臣》和上海国际艺术节“东方喜剧展”不谋而“合”，成了喜剧展中最大的一出戏——在上千座的“上戏剧院”连演十场。这个迟到的演出激发出演员们压抑了50年的喜剧才能，不过，他们靠的绝不是当下到处可见的纯粹搞笑的花招。焦晃的假“钦差”当然是主角，但未必是这个喜剧中最惹人笑的——如果换个演员来演，这角色也许会更加刁钻，更像个骗子，更让人发笑。但舞台上的焦晃并不是个职业骗子，而是个落魄之极的大少爷，只是将错就错地顺便占了那些贪官们的便宜；就是在他有意识地骗财骗色的时候，也一时一刻都没有忘记大少爷的潇洒。张先衡演的市长是贪官之首，却又是贪官中最收敛的一个，甚至在眼看着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在“钦差”面前争风吃醋的时候，也丝毫不动声色——这样反而更加刻画出他的阴险。 《钦差大臣》是个典型的讽刺喜剧，继承的是莫里哀的《吝啬鬼》、《伪君子》等一系列讽刺剧的传统，最能证明鲁迅的那句名言“喜剧把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但讽刺并不是喜剧的唯一样式。在这次东方喜剧展上，就有一个与《钦差大臣》的风格截然相反的“歌颂性喜剧”——由沈刚编导的滑稽戏《喜从天降》。这完全是一个讲“好人好事”的戏，但又确确实实能让人开怀大笑。这类喜剧的成功不但违背了很多人认为的鲁迅的那个“定义”，西方经典的喜剧理论也无法解释。例如，亚里斯多德在文艺理论的开山之作《诗学》中说，悲剧主人公要比一般人高，而喜剧主人公则要比一般人低；后一个论断在大多数喜剧中是对的，特别适用于西方的喜剧。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极其独特的“歌颂性喜剧”，主要在银幕上，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等影片，几乎完全没有实质性的冲突，只是把传统喜剧中的误会、巧合等手法用尽用足，照样可以撑起一部广受欢迎的大型作品。近三十年来此类作品成功的倒不太多，因此《喜从天降》是一个十分可喜的成果。好好总结一下，可以为世界喜剧理论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喜》剧中的主人公牛强根（龚仁龙饰）是个老实头，甚至老实到“一根筋”。他在过马路遇到红灯但路上并无汽车时，不但自己老老实实等，还坚决阻止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穿马路——偏偏观众都知道，这位路人正是他要去会面的未来的亲家。当他俩在饭店里弄清楚对方的身份时，当然十分尴尬好笑，但毕竟无伤大雅，还是能坐下来一起吃饭，最后自然是皆大欢喜。 还有一种喜剧，剧中的正面形象和讽刺对象几乎是平分秋色。和上海戏剧学院共同策划了这个东方喜剧展的陈佩斯又带来的《阳台》，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本人饰演的农民包工头也许还算不上是个典型的歌颂性人物，但作为话剧舞台上第一次出现的农民工形象，老穆至少是个完全令人同情的正面人物——这个为了替农民工友追讨几十万工资几乎丢了性命的穷人，无意中捡到一个装了千万元巨款存折的信封，立刻想到的是赶紧想办法找到失主还给他（她）。在当今流行的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好人好事”。当然，《阳台》里大量的笑料主要还不是来自这样的好人好事，从根本上说，观众笑个不停是因为老穆为讨债上演“跳楼秀”失足后，掉进了一个贪官见不得人的隐秘空间。这个窘境是编剧兼导演的陈佩斯用精巧的人物关系和空间结构所营造出来的，所以陈佩斯称《阳台》为“结构喜剧”，这样的喜剧在中国的舞台上还前所未有。与此同时，该剧还是用了很多比较传统的性格喜剧的手法，例如老穆身上有个穷怕了的农民的怪癖，必须把那巨款藏在裤裆里才觉得安全不会丢，当他要解裤带去拿信封的时候，自然要吓得面前的女子花容失色。 《钦差大臣》和《阳台》都属于同性双主角的戏，给两个男主角提供了飙戏的极好机会。不同于《钦差大臣》中的假钦差和坏市长这两个讽刺形象，《阳台》中的老穆和他的对手侯处长是一正一反的结构。穆是个好人，而侯是个贪官。这个典型的讽刺形象在出尽洋相、失去一切以后，剧终前出人意料地爬上阳台的栏杆，似乎要重复全剧开头老穆的跳楼秀——但他这不是“秀”而是真的跳楼！这一前后呼应的结构手段既给观众带来一种形式上的完美感，还使全剧一下子比它所借鉴的欧美编剧形式高出了一大截，从单纯娱乐的闹剧上升到了发人深省的思想剧的层面。如果陈佩斯演侯处长，一定也会非常出色。演了这么多场以后，也许佩斯是该考虑一下换个角色演了？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同样优秀的喜剧演员来演老穆，而且要能和陈佩斯的侯处长飙戏！ 喜剧演员的培养历来是中国的戏剧界和教育界的缺门，这在全世界也不算太奇怪。尽管戏剧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是喜剧，但喜剧的理论最难总结，两千五百年来的戏剧理论多是正剧和悲剧的理论，简单一个“人为什么会笑”的问题就极难找到公认的答案。现代戏剧表演的基石大多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理现实主义的方法——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学了这一方法的美国表演教师教出了如马龙·白兰度、玛丽莲·梦露等一大批学生，又通过好莱坞电影把斯坦尼的影响传到了世界各地。但喜剧表演需要的许多独特技巧是斯坦尼体系无法涵盖的，而绝大多数表演学校并不专门教授喜剧表演。中国戏曲的丑角表演非常有特色，但戏曲表演方面的理论多半聚焦于生、旦、净三类经常唱主角的行当，丑的研究就比较欠缺。戏曲丑角的深入研究，还有上海本土的滑稽戏的探索，都将对喜剧的总体发展有极大的帮助。这都是在东方喜剧展的最后两天召开的喜剧研讨会上宣布成立的上海戏剧学院“喜剧研究中心”将要做的工作。上戏计划在2010年招收喜剧表演本科生和喜剧方向的研究生，并邀请陈佩斯加盟共同指导，还将从国外邀请喜剧教师来任教。有了这些教育方面的计划，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说，第一届东方喜剧展虽然闭幕了，中国的喜剧时代还刚刚开始。 原载：《文汇报》2009年12月20日 原载：《文汇报》2009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